九乡新闻网赵一曼的孩子:“党国理论家”戴季陶自杀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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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12日,有“党国理论家”之称的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这对于如大厦将倾的蒋家王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此人是蒋介石尊为“良师畏友”的盟兄加亲家,身兼党政数要职,名在中枢要人之列,他为何不随蒋退守台湾安危同仗,而是一死了之呢?其中尚有鲜为人知的隐情。
与蒋介石甘苦共尝
戴季陶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1909年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回国后在上海撰文宣传排满遭通缉,流亡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主办《光华日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往返国内,先是参加武昌保卫战,后往上海协助陈其美等发动上海光复之役,其间结识了陈其美麾下的民军团长蒋介石。
民国建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戴季陶受命为总统府秘书,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后,他去沪上创办《民权报》,鼓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随即与蒋介石一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同遭通缉一道藏匿在上海,后又一起东逃日本,都成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出生**的共同经历,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筹组护法政府,被推为陆海军大元帅,戴季陶出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当上了参军。1918年5月,孙中山受排挤去沪上著书立说,两人随孙中山北去上海,与张静江合办起了“恒泰”交易所,居然发了大财。
忽一日,一个日本女子带着个男孩来到了“恒泰”,指名道姓要见戴季陶。原来戴季陶生性风流,早年在上海办报,就常出入青楼,亡命日本期间,虽也带着妻子纽有恒,却依然暗中拈花惹草,不知怎的勾搭上了房东的女儿———护士重松金子。经几度春风,珠胎暗结,就在1916年4月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国半月后,重松金子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如今为己寻夫为子寻父来了。
风流孽债难煞了戴季陶,想留下母子俩,夫人纽有恒宁死不依;将母子俩赶走了事,良心上又过不去,左右为难,急得他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蒋介石伸出了救援之手,出点子说:“把孩子留下,重松金子还年轻,多给她一些钱,劝她回日本嫁个好丈夫。没了孩子拖累,嫁人不难。”
“孩子留下来如何处置?有恒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是不会收留这孩子的。”戴季陶愁眉未展。
“这事不难,孩子给我,让冶诚照料,她反正空闲得很,很希望有个孩子作伴。”蒋介石其时与发妻毛氏的关系名存实亡,在上海和青楼出身的姚冶诚同居,尚无生育。
戴季陶一听,转愁为喜,反正有的是钱,就把重松金子打发走了。孩子就交给蒋介石,由姚冶诚养着,取名“蒋纬国”。
蒋介石异乎寻常的仗义之举,使戴季陶难以了断的家丑冰销雪融,其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了。
“恒泰”交易所的好境难长,由少赚到不赚,由不赚到亏空,由亏空到破产,逼债人纷纷找上门来,两人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吃尽了苦头。
然正应了“患难之交”的古话,这对难兄难弟彼此视为手足,远远超过了党内同志关系,由义结金兰,正式结为兄弟,发誓安危同仗,甘苦共尝,请看他们往来信件中出自肺腑的表露:
戴季陶:自信爱兄,惟有一爱,有爱之变体成为痛则有之,决不成为愤也。
蒋介石:兄之待吾,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而吾之待兄,固亦奉为良师畏友。
1920年11月,孙中山南去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几次电召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速赴羊城协助军务。蒋介石因要求出洋留学未获孙中山同意,意志消沉,所以拒不应召。戴季陶自告奋勇往溪口劝蒋,仗为知己,严厉指责,蒋介石执意不听,两人大吵了一场,不欢而散。
冷静下来反思,蒋介石有了感悟,写信给戴季陶痛切自责:弟不自爱惜,暴弃傲慢,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畏友,悔不当初,望兄见谅。
戴季陶复信倾吐衷赐:劝兄赴粤,虽属为党国事业,实一半为吾兄个人前途打算。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虑根祸,亦足碍事业之成功。
正可谓一语指点了迷津,蒋介石深深领悟,戴季陶如此不客气,不敷衍的规劝督责,是为他有成就大业之一日。由此一变激奋,乃至萌生了“赢得孙中山信任,使成继承人”的雄心壮志,于是告别妻儿,南下广州,勤谨公务,不稍懈怠。
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困白鹅潭,蒋介石勇揽海上指挥全权,与叛军周旋鏖战月余,终于保护孙中山脱离险境去了上海,由此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1923年3月回师广州后,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创办黄埔军校时,又委以校长重任。
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前程得意,与戴季陶“不客气,不敷衍的规劝督责”大有关系。蒋介石任军校第一期政治部主任后,曾充满感激地对戴季陶说:“若无兄长苦口婆心督促劝导,弟绝无今日。”
“西安事变”后失宠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权力欲腾升,戴季陶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他力促蒋介石尽心尽职当好黄埔军校校长,说:“这是抓兵权,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你的带兵官,你也就成了百万大军的统帅。”
他在上海挂起了“戴季陶办事处”的招牌,从事反共著述,为日后蒋介石反共制造理论依据,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在上海、广州等地广泛传播,还定为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以及粤军所必读,他因此被国民党右派捧为“党国理论家”。
北伐胜利,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蒋利用其阐发的理论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清除“威胁”,在南京“登基”。
他向蒋介石贡献“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鼓吹“先安内后攘外”,请看他的经典之言:日本占了东北不要紧,还有东南、西南、华南,更要看到共产党的威胁;若任其坐大,整个中国就会赤化,我们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相比之下,剿灭共产党是第一要着。
蒋介石以桃报李,为戴季陶官上加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宣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朝野尽知,戴季陶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又是最信赖的国策顾问。
“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连夜召开应变会议,主持会议的何应钦主张发兵讨伐张、杨,与会者中有的赞成,宋子文、孙科等则表示反对,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
这时戴季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说:“应以国家纲纪为重,个人安危为轻。土木之变中,明英宗不幸被俘,瓦刺趁机大进直指北京,明朝大臣多有主张妥协南迁,以求英宗还,于谦力排众议,调集兵马保卫京师,结果大获全胜,逼使瓦刺送还英宗。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与明英宗身陷敌国无异,张、杨以委员长为人质,逼中央屈从其政治上之要求。故中央必须决断以重兵讨伐,使张、杨感到自己的生死已掌握在中央手中,只有这样,委员长的生命才有可能保全。”
由于戴季陶身兼数个要职,言足轻重,讨伐派占了上风。
13日,在上海的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及第一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力争于下午3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与中常委联席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宋美龄从保全蒋介石的生命出发,阐明观点:“张、杨的行动是过激了些,但他们的要求不过是‘抗日’两字,并非毫无道理,故中央应检束忍耐,和平绝望之前,不宜大动干戈。”
因是第一夫人的话,讨伐派大都不敢直言反对,而戴季陶站出来说:“夫人之言差矣!张、杨是实实在在的犯上作乱,决非什么行动过激了些,张学良早已赤化,与共产党相勾结,今次受共产党利用劫持领袖,对于此种叛逆,岂可宽容而不予严惩?”
孔祥熙摇头否定:“委员长的性命要紧,把张、杨逼急了,委员长就危险了。”
宋美龄接口道:“我不是只顾及丈夫安危的女人,我所想的是,委员长的安全关系到党国大计,而以和平方式营救最有把握。”
话音刚落,戴季陶嘿然冷笑:“张、杨叛逆,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如不讨伐,国将不国,还有什么党国大计可言?”
宋美龄针锋相对:“如照你们说的以武力讨伐,必爆发空前内战,逼得张、杨杀了委员长,日本趁机加紧入侵,到那时候,倒是真的国将不国了。”
戴季陶一时无以应对,不禁恼羞成怒:“妇人之见,鼠目寸光!”言毕竟自离席而去。
会后,孔祥熙去见戴季陶,责备他对宋美龄出言不恭,戴拒不认错,反倒振振有词:“我与委员长的关系,不下于你们宋、孔亲族,你们只在乎委员长的安危,不惜向张、杨妥协。我既在乎委员长的安危,更在乎党国大业,故我仍然主张,非以武力讨逆决不足以逞威,也决不能救得委员长。”
宋美龄毅然与宋子文及洋顾问端纳,于22日飞往西安,作和平救蒋的努力。戴季陶闻讯,和何应钦赶去机场阻止,遭宋美龄严词拒绝。望着升空的飞机,戴季陶对何应钦说:“忠言逆耳,咎由自取,她这次去必是自投罗网!”
出乎意料,由于中共的着力斡旋,西安事变果然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生还南京。
回想自己力主讨伐,以及对宋美龄的不恭言语,戴季陶担心,被疑为借讨伐为名陷蒋介石于死地。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其后不久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严斥讨伐派,戴季陶成了未点名的对象:
“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丈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大之问题。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压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虑。中央诸要员,于真相未全明了之明,骤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杨之处罚,余觉处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然余个人未敢苟同,竭余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戴季陶读到这里,不禁怒气冲冲,顺手抓起鸡毛掸帚向案头上的古花瓶扫去,砰然声响,落地分裂。
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的,实是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他也知道蒋介石眦目必报的秉性,不禁心里紧张。果然,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问计于他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相互间的往来也少了,诚如专家评论的那样:已蒙上了某些阴影,也不再言听计从了。
戴季陶甚是隐然不乐,悲观消沉,暗中哀叹:“我这个‘良师畏友’已成过去矣!”
中了美人计余悸难消
他的悲观消沉,除了失宠而外另有心痛,是好色带来的麻烦———中了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的美人计,害怕东窗事发。
南造云子出身在上海日本人强占的地方,13岁时被送回日本神户间谍学校学习,17岁毕业后重返中国,在关东军总部所属的大连特务机关部充当特工,曾受过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特别训练。由于她长着美女型的脸蛋与身材,妩媚动人又能歌善舞、交际玲珑,被吹捧为“帝国之花”。1929年,南造云子被调往上海,不久奉派南京,任务是搜集中国高层军事机密。她化名廖雅权,佯称失学青年,生活困顿,进了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招待员。
属度假休闲好去处的汤山温泉招待所,本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出资建造的,来这里享受的多是党政军要员,南造云子施展伎俩,勾引了好几个猎物。
周末例假的一个下午,戴季陶又一次进入温泉招待所,正徜徉在垂柳夹道上时,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女子,边鞠躬边声如莺啼:“戴院长,您好。”
戴季陶本反接双手低头想着什么,循声一看,不禁心摇神荡,暗暗惊叹:“好一个绝色娇娘!”
上文已述,戴季陶本是个好色之徒,当下与这女子搭讪起来,知女子是这里的招待员,暗自高兴。其实她正是南造云子,已把目光瞄准了戴季陶,有意在此不期而遇,将阴谋付诸实施。
真可谓一见钟情。自这天后,戴季陶成了招待所的常客,南造云子审时度势,以身相许,频繁交往中,或有意,或无意间,从戴的嘴里得到她所需要的东西。又曾几次到过考试院戴的院长室,故作好奇东翻翻西看看寻觅机密。
1934年6月夏,南造云子去上海领受任务后回南京,到四牌楼附近发现有人盯梢,她佯装不知慢悠悠进了一家珠宝行,浏览片刻后从边门出,拐入一条小巷。哪知仍未甩掉“尾巴”。情急之下跨上黄包车,要车夫拉去考试院。
军统特工尾随追赶,发现她进了考试院,又径直进了院长室,不敢贸然进去盘查,只好回总部向戴笠报告。
再说南造云子心里紧张又走得急了,出现在戴季陶面前时神色异常,加之事先又未通报的突然来到,戴季陶脱口而出问道:“出了什么事?”南造云子撒了个谎:“有小流氓欲行非礼,赶来院长处避一避。”
戴季陶对南造云子的身份早有怀疑,但正可谓色胆包天,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不加理会查究。今次又二话没说收留了她,使她逃过了一劫。
戴笠将手下的发现汇报给了蒋介石,虽知蒋介石与戴季陶关系特殊,还是委婉地讲了自己的判断:“这个女人结识戴院长,恐怕别有所图。”
蒋介石只同意了一半:“这女人另有所图,不过戴院长不会受其利用的,他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西安事变”发生,戴季陶力主讨伐,以他与蒋介石的情同手足,为不少党国大员所始料不及。戴笠甚至怀疑他受南造云子的枕边风,欲借刀杀人置蒋介石于死地,在蒋介石回南京后,讲了自己的想法,蒋介石沉吟良久,摇了摇头:“不致于吧。”但又指示,以后凡涉及军事机密的高层会议,暂不通知戴季陶参加,也不予阅看相关文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初,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策利用沉船封堵江阴水域,围歼江阴上游的日军舰船,不料日舰抢在封江前快速撤往长江口外。蒋们石判定这是泄密所致,严令戴笠全力侦查,戴笠对与会者逐一查摸,疑点落在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对其作24小时监控,终于截获了黄浚派其司机送交日本使馆的情报,于是逮捕了黄浚。黄浚为求从宽发落,坦白交代受南造云子勾引利用,出卖国家机密,南造云子于是跟着入狱。南京战役前,黄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南造云子判处无期徒刑。
戴季陶得悉南造云子以间谍罪被捕判,算是确切了她的真面目,大为紧张,唯恐她供出与自己的皮肉关系,及从自己处窃取的情报。
所幸西迁陪都重庆后得到可靠消息,南造云子在日军进攻南京时乘乱逃出监狱,不知去向,于是心始稍安。1942年5月,又传南造云子在上海被军统地下人员暗杀,而他与南造云子的关系再也没有听人提及,久久悬在心头的石块总算是落地。
殊不料1947年间,上海出版了一本侦探纪实小说,内容是介绍军统与日本间谍的斗争。内中屡次提到,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以美色为诱饵,勾引某党国元老,并得到其庇护,由此引起不少传言,说被勾引的是戴季陶。
在政府农林部供职的戴季陶的侄儿,看到了这本书也听到了传言,一天忍不住问戴季陶,这与南造云子有染的党国元老到底是谁,还照实讲了听到的小道消息。
戴季陶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难看,未待侄儿讲完,勃然大怒,给了他两记耳光。
令戴季陶更加心惊肉跳的事还在后头。一个落款为“徐叔平”的人写来一封信,自称是那本侦探纪实小说作者的朋友,掌握有戴当年与南造云子勾搭成奸乃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材料,戴如果愿意支付20根金条,便可把材料交给他,不然就去海外发表。
再三权衡利弊,戴季陶忍痛答应花钱买个太平,一手交付黄金,一手取回了材料。然而,短暂的宽心后,担心徐叔平留有复制材料,如再来敲诈怎么办?向社会公布又怎么办?于是重又处于紧张状态,惶惶然寝食不安。
身心两病吞药自尽
据史料记载,戴季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那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他年轻时即嗜酒似命,由于酗酒数度被送去医院抢救,也几次差点使同志、朋友丢了性命。每酗酒后,都要昏睡几日如大病了一场,一次又一次的缠绵,导致神经衰弱,变得暴躁易怒,乃至失去理智。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退沪以后,指派戴季陶去四川联络川军以图再起,航行途中听说川军各派内讧,又因自己婚姻上的不专一受人诽议,借酒浇愁愁绪难断,纵身跳入长江欲一了百了,所幸被一渔夫救起。
国民政府建立成为中枢要人后,戴季陶酗酒恶习未改,更利用职权强拉下属陪着喝酒,且要一醉方休,常常彻夜狂欢,烂醉似泥。“西安事变”后因失宠而闷闷不乐,南造云子被捕后又疑神疑鬼害怕东窗事发,致神经衰弱加重。
1942年9月,夫人纽有恒去世,戴季陶娶了与他做了20年无名份夫妻的赵季官为继室,却因一向冷待了纽有恒良心发现,常转侧难眠,晚上须服安眠药,方可有短时间的入梦。
日本投降,举国欢腾,戴季陶与众不同,高兴不起来,拿他的话来说是:“忧恐数日不能起床,起时亦无喜色。”这是为什么呢?心病又添。
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十分担心,而今抗战胜利了,害怕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为此曾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又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随着时间推移,蒋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
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党国大员纷纷南逃。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黯然登机飞往广州,行前去考试院上下各室看了又看,流露无限眷恋之色,情不自禁悲从中来,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说着竟如孩童般号啕大哭起来,如丧妣。
身在广州的戴季陶,日夜盼待局势奇迹般地好转,却事与愿违,噩耗接踵而来:
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暗中部署退守台湾;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
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2月5日,人民解放军炮火威胁下的南京政府,宣布迁都广州……
更有那难言之隐,深恐徐叔平再来勒索,特别害怕与南造云子的丑闻曝光。
种种忧愁,搅得戴季陶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一日,老友、监察院长于右任前来看望,问候过后,话题转入时局,相对摇头叹息,不胜悲观。于右任仗为知己,直言责备:“戴院长系总裁最可信赖之人,胜过至亲,言足轻重,而今弄成国已不国的局面,实是难逃其责呀!”
戴季陶无言以对,潸然泪下。
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2月10日,他改变了主意,并向左右说了个中原因:“判断下来,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
“戴院长的意思,是去台湾了?”秘书问。
“非也!”戴季陶喟然长叹,“为党国尽节,此其时矣!”
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所以决计效法陈布雷杀身成仁,可得个党国忠臣的好名声。
1949年2月11日夜间,戴季陶绕室徘徊了好一阵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
12日上午日高三丈,仍不见戴季陶起床,左右大着胆子叫唤,没有回音,于是边喊边敲门,仍是毫无反映。料是有了异常,急忙撬门入室,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但身上还有些余温。
广州市卫生局长朱广陶得到报告后,立即带领中山大学医学院医生赶到,确诊已不及施救。
当天下午4时,国民党中常委举行会议,商讨治丧事宜。
13日,“戴传贤在穗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当局为防动摇民心士气,在电讯中只字不提自杀,而是说:查戴氏向患心脏病,每晚需要服安眠药始能入睡,来穗后亦然。昨晚或进服安眠药过多,以致影响心脏,于12日晨8时不起……
蒋介石是在12日当天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的,据蒋经国的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
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与蒋介石甘苦共尝
戴季陶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1909年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回国后在上海撰文宣传排满遭通缉,流亡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主办《光华日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往返国内,先是参加武昌保卫战,后往上海协助陈其美等发动上海光复之役,其间结识了陈其美麾下的民军团长蒋介石。
民国建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戴季陶受命为总统府秘书,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后,他去沪上创办《民权报》,鼓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随即与蒋介石一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同遭通缉一道藏匿在上海,后又一起东逃日本,都成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出生**的共同经历,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筹组护法政府,被推为陆海军大元帅,戴季陶出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当上了参军。1918年5月,孙中山受排挤去沪上著书立说,两人随孙中山北去上海,与张静江合办起了“恒泰”交易所,居然发了大财。
忽一日,一个日本女子带着个男孩来到了“恒泰”,指名道姓要见戴季陶。原来戴季陶生性风流,早年在上海办报,就常出入青楼,亡命日本期间,虽也带着妻子纽有恒,却依然暗中拈花惹草,不知怎的勾搭上了房东的女儿———护士重松金子。经几度春风,珠胎暗结,就在1916年4月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国半月后,重松金子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如今为己寻夫为子寻父来了。
风流孽债难煞了戴季陶,想留下母子俩,夫人纽有恒宁死不依;将母子俩赶走了事,良心上又过不去,左右为难,急得他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蒋介石伸出了救援之手,出点子说:“把孩子留下,重松金子还年轻,多给她一些钱,劝她回日本嫁个好丈夫。没了孩子拖累,嫁人不难。”
“孩子留下来如何处置?有恒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是不会收留这孩子的。”戴季陶愁眉未展。
“这事不难,孩子给我,让冶诚照料,她反正空闲得很,很希望有个孩子作伴。”蒋介石其时与发妻毛氏的关系名存实亡,在上海和青楼出身的姚冶诚同居,尚无生育。
戴季陶一听,转愁为喜,反正有的是钱,就把重松金子打发走了。孩子就交给蒋介石,由姚冶诚养着,取名“蒋纬国”。
蒋介石异乎寻常的仗义之举,使戴季陶难以了断的家丑冰销雪融,其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了。
“恒泰”交易所的好境难长,由少赚到不赚,由不赚到亏空,由亏空到破产,逼债人纷纷找上门来,两人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吃尽了苦头。
然正应了“患难之交”的古话,这对难兄难弟彼此视为手足,远远超过了党内同志关系,由义结金兰,正式结为兄弟,发誓安危同仗,甘苦共尝,请看他们往来信件中出自肺腑的表露:
戴季陶:自信爱兄,惟有一爱,有爱之变体成为痛则有之,决不成为愤也。
蒋介石:兄之待吾,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而吾之待兄,固亦奉为良师畏友。
1920年11月,孙中山南去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几次电召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速赴羊城协助军务。蒋介石因要求出洋留学未获孙中山同意,意志消沉,所以拒不应召。戴季陶自告奋勇往溪口劝蒋,仗为知己,严厉指责,蒋介石执意不听,两人大吵了一场,不欢而散。
冷静下来反思,蒋介石有了感悟,写信给戴季陶痛切自责:弟不自爱惜,暴弃傲慢,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畏友,悔不当初,望兄见谅。
戴季陶复信倾吐衷赐:劝兄赴粤,虽属为党国事业,实一半为吾兄个人前途打算。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虑根祸,亦足碍事业之成功。
正可谓一语指点了迷津,蒋介石深深领悟,戴季陶如此不客气,不敷衍的规劝督责,是为他有成就大业之一日。由此一变激奋,乃至萌生了“赢得孙中山信任,使成继承人”的雄心壮志,于是告别妻儿,南下广州,勤谨公务,不稍懈怠。
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困白鹅潭,蒋介石勇揽海上指挥全权,与叛军周旋鏖战月余,终于保护孙中山脱离险境去了上海,由此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1923年3月回师广州后,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创办黄埔军校时,又委以校长重任。
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前程得意,与戴季陶“不客气,不敷衍的规劝督责”大有关系。蒋介石任军校第一期政治部主任后,曾充满感激地对戴季陶说:“若无兄长苦口婆心督促劝导,弟绝无今日。”
“西安事变”后失宠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权力欲腾升,戴季陶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他力促蒋介石尽心尽职当好黄埔军校校长,说:“这是抓兵权,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你的带兵官,你也就成了百万大军的统帅。”
他在上海挂起了“戴季陶办事处”的招牌,从事反共著述,为日后蒋介石反共制造理论依据,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在上海、广州等地广泛传播,还定为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以及粤军所必读,他因此被国民党右派捧为“党国理论家”。
北伐胜利,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蒋利用其阐发的理论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清除“威胁”,在南京“登基”。
他向蒋介石贡献“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鼓吹“先安内后攘外”,请看他的经典之言:日本占了东北不要紧,还有东南、西南、华南,更要看到共产党的威胁;若任其坐大,整个中国就会赤化,我们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相比之下,剿灭共产党是第一要着。
蒋介石以桃报李,为戴季陶官上加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宣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朝野尽知,戴季陶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又是最信赖的国策顾问。
“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连夜召开应变会议,主持会议的何应钦主张发兵讨伐张、杨,与会者中有的赞成,宋子文、孙科等则表示反对,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
这时戴季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说:“应以国家纲纪为重,个人安危为轻。土木之变中,明英宗不幸被俘,瓦刺趁机大进直指北京,明朝大臣多有主张妥协南迁,以求英宗还,于谦力排众议,调集兵马保卫京师,结果大获全胜,逼使瓦刺送还英宗。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与明英宗身陷敌国无异,张、杨以委员长为人质,逼中央屈从其政治上之要求。故中央必须决断以重兵讨伐,使张、杨感到自己的生死已掌握在中央手中,只有这样,委员长的生命才有可能保全。”
由于戴季陶身兼数个要职,言足轻重,讨伐派占了上风。
13日,在上海的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及第一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力争于下午3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与中常委联席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宋美龄从保全蒋介石的生命出发,阐明观点:“张、杨的行动是过激了些,但他们的要求不过是‘抗日’两字,并非毫无道理,故中央应检束忍耐,和平绝望之前,不宜大动干戈。”
因是第一夫人的话,讨伐派大都不敢直言反对,而戴季陶站出来说:“夫人之言差矣!张、杨是实实在在的犯上作乱,决非什么行动过激了些,张学良早已赤化,与共产党相勾结,今次受共产党利用劫持领袖,对于此种叛逆,岂可宽容而不予严惩?”
孔祥熙摇头否定:“委员长的性命要紧,把张、杨逼急了,委员长就危险了。”
宋美龄接口道:“我不是只顾及丈夫安危的女人,我所想的是,委员长的安全关系到党国大计,而以和平方式营救最有把握。”
话音刚落,戴季陶嘿然冷笑:“张、杨叛逆,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如不讨伐,国将不国,还有什么党国大计可言?”
宋美龄针锋相对:“如照你们说的以武力讨伐,必爆发空前内战,逼得张、杨杀了委员长,日本趁机加紧入侵,到那时候,倒是真的国将不国了。”
戴季陶一时无以应对,不禁恼羞成怒:“妇人之见,鼠目寸光!”言毕竟自离席而去。
会后,孔祥熙去见戴季陶,责备他对宋美龄出言不恭,戴拒不认错,反倒振振有词:“我与委员长的关系,不下于你们宋、孔亲族,你们只在乎委员长的安危,不惜向张、杨妥协。我既在乎委员长的安危,更在乎党国大业,故我仍然主张,非以武力讨逆决不足以逞威,也决不能救得委员长。”
宋美龄毅然与宋子文及洋顾问端纳,于22日飞往西安,作和平救蒋的努力。戴季陶闻讯,和何应钦赶去机场阻止,遭宋美龄严词拒绝。望着升空的飞机,戴季陶对何应钦说:“忠言逆耳,咎由自取,她这次去必是自投罗网!”
出乎意料,由于中共的着力斡旋,西安事变果然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生还南京。
回想自己力主讨伐,以及对宋美龄的不恭言语,戴季陶担心,被疑为借讨伐为名陷蒋介石于死地。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其后不久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严斥讨伐派,戴季陶成了未点名的对象:
“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丈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大之问题。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压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虑。中央诸要员,于真相未全明了之明,骤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杨之处罚,余觉处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然余个人未敢苟同,竭余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戴季陶读到这里,不禁怒气冲冲,顺手抓起鸡毛掸帚向案头上的古花瓶扫去,砰然声响,落地分裂。
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的,实是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他也知道蒋介石眦目必报的秉性,不禁心里紧张。果然,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问计于他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相互间的往来也少了,诚如专家评论的那样:已蒙上了某些阴影,也不再言听计从了。
戴季陶甚是隐然不乐,悲观消沉,暗中哀叹:“我这个‘良师畏友’已成过去矣!”
中了美人计余悸难消
他的悲观消沉,除了失宠而外另有心痛,是好色带来的麻烦———中了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的美人计,害怕东窗事发。
南造云子出身在上海日本人强占的地方,13岁时被送回日本神户间谍学校学习,17岁毕业后重返中国,在关东军总部所属的大连特务机关部充当特工,曾受过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特别训练。由于她长着美女型的脸蛋与身材,妩媚动人又能歌善舞、交际玲珑,被吹捧为“帝国之花”。1929年,南造云子被调往上海,不久奉派南京,任务是搜集中国高层军事机密。她化名廖雅权,佯称失学青年,生活困顿,进了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招待员。
属度假休闲好去处的汤山温泉招待所,本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出资建造的,来这里享受的多是党政军要员,南造云子施展伎俩,勾引了好几个猎物。
周末例假的一个下午,戴季陶又一次进入温泉招待所,正徜徉在垂柳夹道上时,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女子,边鞠躬边声如莺啼:“戴院长,您好。”
戴季陶本反接双手低头想着什么,循声一看,不禁心摇神荡,暗暗惊叹:“好一个绝色娇娘!”
上文已述,戴季陶本是个好色之徒,当下与这女子搭讪起来,知女子是这里的招待员,暗自高兴。其实她正是南造云子,已把目光瞄准了戴季陶,有意在此不期而遇,将阴谋付诸实施。
真可谓一见钟情。自这天后,戴季陶成了招待所的常客,南造云子审时度势,以身相许,频繁交往中,或有意,或无意间,从戴的嘴里得到她所需要的东西。又曾几次到过考试院戴的院长室,故作好奇东翻翻西看看寻觅机密。
1934年6月夏,南造云子去上海领受任务后回南京,到四牌楼附近发现有人盯梢,她佯装不知慢悠悠进了一家珠宝行,浏览片刻后从边门出,拐入一条小巷。哪知仍未甩掉“尾巴”。情急之下跨上黄包车,要车夫拉去考试院。
军统特工尾随追赶,发现她进了考试院,又径直进了院长室,不敢贸然进去盘查,只好回总部向戴笠报告。
再说南造云子心里紧张又走得急了,出现在戴季陶面前时神色异常,加之事先又未通报的突然来到,戴季陶脱口而出问道:“出了什么事?”南造云子撒了个谎:“有小流氓欲行非礼,赶来院长处避一避。”
戴季陶对南造云子的身份早有怀疑,但正可谓色胆包天,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不加理会查究。今次又二话没说收留了她,使她逃过了一劫。
戴笠将手下的发现汇报给了蒋介石,虽知蒋介石与戴季陶关系特殊,还是委婉地讲了自己的判断:“这个女人结识戴院长,恐怕别有所图。”
蒋介石只同意了一半:“这女人另有所图,不过戴院长不会受其利用的,他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西安事变”发生,戴季陶力主讨伐,以他与蒋介石的情同手足,为不少党国大员所始料不及。戴笠甚至怀疑他受南造云子的枕边风,欲借刀杀人置蒋介石于死地,在蒋介石回南京后,讲了自己的想法,蒋介石沉吟良久,摇了摇头:“不致于吧。”但又指示,以后凡涉及军事机密的高层会议,暂不通知戴季陶参加,也不予阅看相关文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初,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策利用沉船封堵江阴水域,围歼江阴上游的日军舰船,不料日舰抢在封江前快速撤往长江口外。蒋们石判定这是泄密所致,严令戴笠全力侦查,戴笠对与会者逐一查摸,疑点落在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对其作24小时监控,终于截获了黄浚派其司机送交日本使馆的情报,于是逮捕了黄浚。黄浚为求从宽发落,坦白交代受南造云子勾引利用,出卖国家机密,南造云子于是跟着入狱。南京战役前,黄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南造云子判处无期徒刑。
戴季陶得悉南造云子以间谍罪被捕判,算是确切了她的真面目,大为紧张,唯恐她供出与自己的皮肉关系,及从自己处窃取的情报。
所幸西迁陪都重庆后得到可靠消息,南造云子在日军进攻南京时乘乱逃出监狱,不知去向,于是心始稍安。1942年5月,又传南造云子在上海被军统地下人员暗杀,而他与南造云子的关系再也没有听人提及,久久悬在心头的石块总算是落地。
殊不料1947年间,上海出版了一本侦探纪实小说,内容是介绍军统与日本间谍的斗争。内中屡次提到,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以美色为诱饵,勾引某党国元老,并得到其庇护,由此引起不少传言,说被勾引的是戴季陶。
在政府农林部供职的戴季陶的侄儿,看到了这本书也听到了传言,一天忍不住问戴季陶,这与南造云子有染的党国元老到底是谁,还照实讲了听到的小道消息。
戴季陶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难看,未待侄儿讲完,勃然大怒,给了他两记耳光。
令戴季陶更加心惊肉跳的事还在后头。一个落款为“徐叔平”的人写来一封信,自称是那本侦探纪实小说作者的朋友,掌握有戴当年与南造云子勾搭成奸乃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材料,戴如果愿意支付20根金条,便可把材料交给他,不然就去海外发表。
再三权衡利弊,戴季陶忍痛答应花钱买个太平,一手交付黄金,一手取回了材料。然而,短暂的宽心后,担心徐叔平留有复制材料,如再来敲诈怎么办?向社会公布又怎么办?于是重又处于紧张状态,惶惶然寝食不安。
身心两病吞药自尽
据史料记载,戴季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那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他年轻时即嗜酒似命,由于酗酒数度被送去医院抢救,也几次差点使同志、朋友丢了性命。每酗酒后,都要昏睡几日如大病了一场,一次又一次的缠绵,导致神经衰弱,变得暴躁易怒,乃至失去理智。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退沪以后,指派戴季陶去四川联络川军以图再起,航行途中听说川军各派内讧,又因自己婚姻上的不专一受人诽议,借酒浇愁愁绪难断,纵身跳入长江欲一了百了,所幸被一渔夫救起。
国民政府建立成为中枢要人后,戴季陶酗酒恶习未改,更利用职权强拉下属陪着喝酒,且要一醉方休,常常彻夜狂欢,烂醉似泥。“西安事变”后因失宠而闷闷不乐,南造云子被捕后又疑神疑鬼害怕东窗事发,致神经衰弱加重。
1942年9月,夫人纽有恒去世,戴季陶娶了与他做了20年无名份夫妻的赵季官为继室,却因一向冷待了纽有恒良心发现,常转侧难眠,晚上须服安眠药,方可有短时间的入梦。
日本投降,举国欢腾,戴季陶与众不同,高兴不起来,拿他的话来说是:“忧恐数日不能起床,起时亦无喜色。”这是为什么呢?心病又添。
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十分担心,而今抗战胜利了,害怕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为此曾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又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随着时间推移,蒋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
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党国大员纷纷南逃。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黯然登机飞往广州,行前去考试院上下各室看了又看,流露无限眷恋之色,情不自禁悲从中来,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说着竟如孩童般号啕大哭起来,如丧妣。
身在广州的戴季陶,日夜盼待局势奇迹般地好转,却事与愿违,噩耗接踵而来:
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暗中部署退守台湾;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
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2月5日,人民解放军炮火威胁下的南京政府,宣布迁都广州……
更有那难言之隐,深恐徐叔平再来勒索,特别害怕与南造云子的丑闻曝光。
种种忧愁,搅得戴季陶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一日,老友、监察院长于右任前来看望,问候过后,话题转入时局,相对摇头叹息,不胜悲观。于右任仗为知己,直言责备:“戴院长系总裁最可信赖之人,胜过至亲,言足轻重,而今弄成国已不国的局面,实是难逃其责呀!”
戴季陶无言以对,潸然泪下。
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2月10日,他改变了主意,并向左右说了个中原因:“判断下来,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
“戴院长的意思,是去台湾了?”秘书问。
“非也!”戴季陶喟然长叹,“为党国尽节,此其时矣!”
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所以决计效法陈布雷杀身成仁,可得个党国忠臣的好名声。
1949年2月11日夜间,戴季陶绕室徘徊了好一阵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
12日上午日高三丈,仍不见戴季陶起床,左右大着胆子叫唤,没有回音,于是边喊边敲门,仍是毫无反映。料是有了异常,急忙撬门入室,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但身上还有些余温。
广州市卫生局长朱广陶得到报告后,立即带领中山大学医学院医生赶到,确诊已不及施救。
当天下午4时,国民党中常委举行会议,商讨治丧事宜。
13日,“戴传贤在穗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当局为防动摇民心士气,在电讯中只字不提自杀,而是说:查戴氏向患心脏病,每晚需要服安眠药始能入睡,来穗后亦然。昨晚或进服安眠药过多,以致影响心脏,于12日晨8时不起……
蒋介石是在12日当天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的,据蒋经国的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
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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