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传 游戏:邓小平与卓琳

邓小平与卓琳

1937年9月，邓小平随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翌年1月，他接替张浩(原名林育英)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刘邓密切合作，经一年转战，开辟了晋冀鲁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3个团，基干武装近3万。

邓小平与卓琳

　　1939年夏，邓小平应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老战友邓发从中介绍，邓小平看上了卓琳。

　　卓琳原叫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有3儿4女，其中3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终生革命者。浦家是一个大家族，到了卓琳这一辈，叔伯姐妹就有13个，卓琳最小。浦家妇女封闭在封建囚笼之中，有的因继母虐待，落下终生残疾;有的因丈夫讨小，一生郁闷;有的嫁出门后受夫家侮辱，吞金自尽……卓琳与两个姐姐目睹这种种不幸，幼小心灵中常常萌发出反抗意识。

　　卓琳天资聪颖。其兄长从日本归国，带回许多革命书籍和共产主义内容的小册子，三姐妹争相传阅，如沐春风，开始接受一些革命思想的启迪。

　　进昆明上学时，比起宣威，卓琳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她所在的中学里，有位音乐女教师赵琴先，在课堂上小声给同学们唱《国际歌》，经常讲平等自由、劳工神圣、天下大同的理想，这对浦琼英及她的同学张煜(解放后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影响很大。有一天，这位音乐教师突然被捕。嗣后，城里贴出布告：某月某日枪决“女共匪”赵琴先。卓琳、张煜及浦家姐妹惊悸不安，坐卧不宁。到了那天，她们目睹了赵琴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场面：拖着沉重的镣铐，浑身被打得血迹斑斑，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在刺刀丛中缓缓前行。刑场上，她们第一次听到赵琴先放声高唱《国际歌》，慷慨地倒在了血泊中……浦家姐妹后来才知道，这个可敬的音乐老师，是云南省的共青团书记。

1932年，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淳朴，空气活跃，卓琳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对于卓琳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多变，民族危机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对于卓琳也不例外。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对卓琳来说，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她那颗纯洁的心，从单单追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从单单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上升到更开阔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为她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全云南省，卓琳是第一个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人。

　　“七·七”事变后，卓琳离开北平，途经天津、青岛、济南，抵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1月，与女友张煜及一队青年学生长途跋涉，进入延安。后来，卓琳调入陕甘宁保安处工作。她自己也不晓得，她是怎么被邓小平相中的。卓琳只知邓小平是一位红军干部，是一位前线的抗日将领，但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肩负着什么责任?她不甚了解。女友们问她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她觉得稍稍有点儿遗憾的是邓小平个子不高。女友们一听，“哧哧”地笑：“城里马路旁的电线杆子高，抬回家只能当柴劈。”

20世纪60年代的邓小平与卓琳

　　邓小平事务繁忙，没空儿和卓琳细谈。临上前线时，他只跟组织上说了一句：“你们帮我做做工作嘛!”就匆匆走了。

　　传奇色彩，是一个战将凝固如碑的声望。组织上派人与卓琳谈话，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情况，卓琳细细听罢，终于含笑点了点头。

　　1939年初的一个夜晚，延安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举行了一次聚餐。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

　　在这个晴和、美好的时节，有两对新人成家：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包括新人在内，大家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 ，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用木板在黄土窑洞外搭成桌子，桌上是黄灿灿的小米饭。这小米，便是“黄粱”。《证类本草》卷引《唐本草注》：“黄粱，穗大毛长，谷米俱粗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于诸粱。”谁能料想，聚餐的人群里有两位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决定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途和命运的两位巨人。

　　那个平静而欢乐的黄粱喜宴上，孔原大醉，新婚之夜挨了新娘许明的数落。宴散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答道：“酒里有假!”原来，是李富春与邓发袒护邓小平，暗里弄了一瓶白水充白酒。

　　几天之后，卓琳与邓小平一块儿启程，联辔东去，奔赴太行山。马背上的这一对联辔而行的新婚夫妇，当时年华正好，新郎倌35岁，新娘23岁

一、夫妻像兄妹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在这个聚餐会上，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一同来为他们祝福。大家一起喝了酒，吃了饭。简单的红烧肉熬白菜，大家吃得是那么香，那么有味道。

　　新娘卓琳，穿着一套新做的卡其布的制服，显得格外漂亮。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大家都为邓小平娶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而高兴。彭德怀说：邓小平你可真会找老婆，你们怎么长得跟兄妹似的。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二、有趣的对话

　　一贯以书为伍的卓琳开始了新的血与火的生活。在八路军总部她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卓琳在北京花园村住地

　　这段时间，只有邓小平来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她问邓小平说：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

　　邓小平：写什么呀?

　　卓琳：就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

　　邓小平：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

　　听邓小平这么说，卓琳赶紧说：那还是算了吧。

　　卓琳是一个爱说爱笑、性格非常开朗的人，而邓小平则性格内向、沉默寡言。

　　婚后不久，卓琳就非常郑重地向邓小平提出了意见。

　　卓琳说：我这个人好说话，可周围又没有其他的人，我跟谁说呀?所以我只能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比较落后的，你听了我说的话，有意见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

　　邓小平没有回答。

　　卓琳又继续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

　　一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卓琳很快就想通了。对待邓小平这样一个老干部，老让他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他也说不出什么。夫妻之间只能慢慢相处，慢慢了解。

三、夫妻情深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从表面上看，爸爸、妈妈的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大女儿邓林说：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邓小平对妻子提出了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

20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和卓琳

　　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分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从那时起，她就给邓小平当秘书，负责整理邓小平的档案和文件。邓小平任总书记10年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而这10年，他只有两个秘书，一个是王瑞林，一个是卓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干好工作。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四、患难见信任

　　在政治上，邓小平讲的是“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邓小平跟卓琳没有任何矛盾。邓小平平时都在外面忙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卓琳管。卓琳怎么管，邓小平从来没有意见，因为他很信任卓琳，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卓琳怎样管理这个家、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从来不过问。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看到一些家庭、一些夫妻们彼此间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互相揭发批判对方，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非常担心。她叮嘱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

　　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

　　江西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处分，被强迫劳动。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邓小平的性格。他从一个开朗、活泼、谈笑风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却又是刚毅果断、坚忍不拔的人。那一年，邓小平29岁。

　　36年过去了，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再进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专机押送、监督劳动，一住就是三年多。

　　在江西，邓小平夫妻俩互相体贴，互相帮扶，互相照顾，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不变的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五、永远关爱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软禁，卓琳陪着他一同住进了东交民巷17号。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

　　世事多变，邓小平几经磨难，不变的永远是夫妻间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和危难时的相互扶持。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之情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

　　邓小平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卓琳替邓小平实现了这两个心愿。

　　摘自《生活中的邓小平》，世界知识出版社

　　延伸阅读: 聚焦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退居二线内幕揭秘[组图]

　　1977年12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醒：“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5年以后，50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为了改革开放的大业后继有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他的倡导下，中央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建立起了离退休制度。邓小平身体力行，带头退居二线，并在1990年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为干部制度的改革作出了表率。

　　邓小平没有忘记王洪文的叫嚣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四化”建设为工作重心的新的政治路线。选拔大批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岗位显得更为急迫。

　　1975年，“四人帮”在四届人大抢班夺权失败，王洪文叫嚣：“十年后再看。”因此，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时说：1975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也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一是因为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许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中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二是“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让这些人掌权，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鉴于这种形势，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拔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

　　1979年9月5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时任中央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迫切的任务来抓；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准备3年左右的时间加以解决，不用在全党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

　　五中全会提出废除终身制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前辈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很不一致。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压不住阵脚；还有些老干部对“文革”中那些头上长角的造反派小将大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等等。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年2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五中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5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应当说，这些举措为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呼吁老同志选好接班人

　　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

　　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大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

　　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进行，新老干部的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于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我希望带头退休”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邓小平多次表达了退休愿望，并坚决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只靠顾问制度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7月4日，邓小平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国际上“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的担心，邓小平说：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邓小平说，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在开始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时，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然而，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许多代表要求邓小平不要退。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十三大上，李先念、陈云也实行了“半退”，两人都退出中央委员会，陈云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在十三大之后不久由国家主席改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由杨尚昆接替)。

邓小平辞去最后一个职务

　　1989年9月，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三个月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国内政局趋于平稳。邓小平认为实现他退休想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4日，邓小平约请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几位中央领导人专门商谈他的退休问题。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辞职请求：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1989年9月4日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全会把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作为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全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同意他的请求。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卓著功勋。

　　1990年3月至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摘自《聚焦人民大会堂》 金圣基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

       PS：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