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军张根学:[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十二）

九十、面临生存时的民族政策与军民关系
　　
　　可以肯定的说，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是当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共同策划。
　　
　　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国军主力因崇山峻岭、交通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困难，派大军追剿不大现实，但当时青海、川西的宗教领袖和土司们虽然与汉族军阀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方面，却又成了同盟军。
　　
　　至于红军在藏区搜集粮食的具体过程，一、四方面军都没有留下多少完整的记载，只有少量的回忆录多少透露点这方面的信息。林彪的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军团直属队的党总支书记萧锋这样回忆：６月２６日他们刚开始北进，部队就缺粮了。“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６月２９日，部队行军到了梭磨。
　　
　　“这里的村子较大，有二百多户居民，青稞麦的长势较好。部队原地休息、筹粮。”但是“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为此，大家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搞粮食。炮兵连司务长率战士挖到一个地窖，找到了上百斤腊肉和许多粮食。主人不在，留了借条”。
　　
　　消息传开，各连队纷纷仿效。７月２日到康猫寺宿营后，“各单位分头筹粮。工兵连挖地窖，搞到一千多斤粮食”。
　　
　　村庄里的粮食很快被搜罗一尽，红军战士又分头四下活动，寻找藏匿在野外的藏民和粮食。在婆罗子，萧锋有一天带着警卫连到几十里外的青山找粮。“途中，在半山坡，忽然看到山洞里跑出四个大人一个小孩，黑乎乎的拼命往山下跑。我们走到洞里一看，留下四袋青稞麦。我们打了张借条：你藏的四袋青稞麦，红军借用一下，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借走了人民的粮食，心里真难过，可是又没有别的法子。”
　　
　　――老孙估计：红军打得借条藏民也未必认得，反正绝对不敢保存到将来讨债，活佛、土司们一旦知道，还不被挖眼剥皮？
　　
　　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也有限，不够红军吃几天的。
　　
　　据当时任１１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作。”
　　
　　原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德国顾问李德当时也随红一军团行动。在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 埃德加•斯诺这样描写：“除了靠枪才能得到食物，红军被迫为几头牲畜而打仗。毛泽东告诉我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买一头羊要搭上一条人命。’他们从藏人的地里割青稞、收甜菜、萝卜等蔬菜。他们就是在这样极其缺乏给养的情况下过了大草地。‘这是我们欠下的唯一外债，’毛泽东幽默地说：‘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东西。’”
　　
　　红军的“筹粮”行动，使本来就很紧张的民族关系急剧恶化，冲突和矛盾迅速上升为武装对抗和战争。在诺那活佛和土司头人的鼓动和指挥下，藏民采取各种方式进攻、袭击红军。有的组成骑兵队伍，在草原上流动作战；有的隐匿山林，向红军打冷枪；有的专门捕捉杀害红军的伤员和掉队者。
　　
　　还是萧锋回忆：所在部队６月３０日从梭磨出发。“这一带山路两旁都是原始森林，看不到藏民，只听到森林里‘呀罗，呀罗！’（杀汉人的意思）的叫喊声。
　　
　　“……沿途土司头人的反动武装，经常躲在树林里打冷枪，袭击、捕捉我们掉队和执行任务的零星人员。据统计，仅直属队就有二十几人被捕杀。”藏民武装袭击的规模越搞越大，８月３日在毛儿盖地区，一军团三团七连“在上打古山峡放连哨，被地方反动武装偷袭，除一通讯员逃出外，其余６５名同志都被杀害了”。
　　
　　从建军以来，林彪何时吃过这等哑巴亏？何况还是一些武装简陋的“番兵”，甚至是一些手持藏刀简易弓箭的藏族百姓？
　　
　　林彪下令，节食度粮荒，武装筹粮！命令中有这样的字样：“一、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二、各连队进行（筹集）粮食突击与竞赛，依军委、总政几次通令办理。三、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须筹存平均每人十五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
　　
　　其实，对藏民来硬的确实属唯一的筹粮法门，据红１１团的王平回忆：一天，进至一处藏民院子，“房子里的年青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院子。围墙和门都很厚实，谁靠近院子，他就在围墙上打石头。他不懂汉语，我们喊话也没有用。部队再也找不到别的房子，都很着急”。
　　
　　王平对彭德怀说：“给他一枪算了。”彭德怀不让打。王平用手枪开了一枪，想吓唬吓唬，老头动也不动。邓团长用步枪一枪打中了老头，没想到“这位老人从墙上爬下来，把门打开了。还竖着大拇指，意思是称赞团长枪打得准，他佩服”。
　　
　　大家这才明白，藏民“喜欢强悍，鄙视懦弱；只有你武艺比他高，本领比他强，他才服你，听你的”。
　　
　　――服硬不服软！不光藏民如此，汉民何尝不怕子弹咬肉？
　　
　　（请看下篇：九十一、雷声大雨点小的松潘战役）
 九十一、雷声大雨点小的松潘战役
　　
　　就是这种环境，林彪还是要率部往松潘强赶。
　　
　　６月２９日，陈赓、朱瑞率红一师的五团、六团，依照林彪的电令，由康猫寺向壤口（今红原县境内）进发，准备迂回到松潘。当部队到达中壤口时，与麦桑土官杨俊扎西率领的千余藏族骑兵遭遇，展开了激烈拼杀。
　　
　　这一带地势开阔，藏族骑兵往来冲杀，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作战失利，被迫退回康猫寺。
　　
　　事后，陈赓、朱瑞致电朱德、林彪，检讨失败原因：“此战斗原因是首长指挥失当，敌之力量优势我一倍以上，加之指挥战斗员三日游击，饥饿疲劳及未与骑兵作过战，情绪受很大威胁，不能够应战。”电报最后说：“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道迂回松潘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
　　
　　不可能也要能啊！林彪迅速修改了进军路线，放弃了由壤口迂回松潘，命令部队改由黑水、芦花一线向毛儿盖进军。
　　
　　这一改道还就是改对了，7月14日，林彪指挥所部首战胡宗南的嫡系国军获胜，击溃胡宗南国军少量守军进驻毛儿盖。
　　
　　7月16日，一军团侦察连与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八六团的两个连再次将胡宗南部补充团第一营包围于松潘腊子山以西五十公里处，干脆利落的打了个歼灭战。
　　
　　是役，守军胡宗南部一个营被缴械，红军俘敌三百余，缴获轻重机枪三十六挺、电台一部。
　　
　　此战有个搞笑的小插曲：国军占据的是一座喇嘛庙，红军扫清外围，包围了喇嘛庙。守军营长李日基被红军打得没办法，请胡宗南增援。胡宗南回电命令：“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１０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２０元。”
　　
　　岂知李日基慌乱之下，电报刚译出“将电台砸毁”就没再往下译，砸了电台，趁夜深雾浓单身遁去，逃回松潘以后，副官处叫他领赏，哥们儿还不知领什么赏――一个人外加一件武器也要领赏３０块大洋呀。
　　
　　这嫡系国军就这么不经打？那就迅速兵向松潘吧！
　　
　　谁知，兔子急了尚且咬人，何况正宗国军？7月18日，林彪指挥第一军团前进时，在羊角塘与胡宗南部廖昂补充旅遭遇，激战竞日却毫无战果。
　　
　　松潘城小而坚，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城内多是汉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便抢先进驻松潘，堵住了红军的北上之路。
　　
　　阿坝的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人员说：“从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在红军来到后，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在松潘城内外，决心死守松潘。
　　
　　对于此战，徐向前回忆说：“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三十一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控扼，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
　　
　　战事的发展证实，徐向前的“硬着头皮干”的事后推断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在松潘战役揭幕战打响的时候，四方面军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要求给军委以独断专行权。
　　
　　前线将领有要求，中央不能无表态，中共中央在芦花地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
　　
　　这次会议上才决定了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红军的总负责人。
　　
　　这次会议，中央做了几乎是最大限度的让步，除了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让给了张国焘外，周恩来也辞去红军中的所有职务回中央工作；增补了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政治部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让步还不止这些，除了朱德保留了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之位外，一方面军的军团建制被撤销了，林彪的一军团改为一军；彭德怀的三军团改为三军；董振堂的五军团成了五军；罗炳辉的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将领们等于集体降了一格。
　　
　　松潘战役还是要继续！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现在经中革军委明令统率指挥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兼了前故总指挥部。
　　
　　由于消息不通，当时的中央不知道，就是在此期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王明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 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这也就是张国焘要求废除的苏维埃政治路线，工农政府政策，无怪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哀叹：“要是中共早一点得知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又何至于有这一场政治路线的争吵，红军的分裂也就可以避免了。”
　　
　　实际上不见得，政治争执是表象，争夺军权乃至最高权利是实质，这点不解决，红军的分裂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二人，谁是能委屈求全的主儿？
　　
　　大战在即，奇怪的事情出现了：8月3日，中央军委突然决定放弃松潘战役，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军、红三十军为右路北进的先头兵团，还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统一指挥，经班佑、阿西北进。
　　
　　这是红军准备绕道北进了。
　　
　　（请看下篇：九十二、草地：红军的生死之路）
 九十二、草地：红军的生死之路
　　
　　中止进行中的松潘战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松潘的外围战也打了十多天，自７月下旬，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就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发起进攻，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松潘。
　　
　　但是胡宗南的嫡系中央军毕竟不是泥捏的，抵抗非常顽强！
　　
　　除了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一天失利外，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四军也被胡宗南的丁德隆旅阻止在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
　　
　　这主要是武器的原因，守军凭借碉堡工事，又有优势的火力，而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大都丢弃，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基本上无计可施。
　　
　　再者，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硬着头皮也要顶住不逃跑呀！胡宗南本人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并且招呼后续部队，迅速向松潘靠拢。
　　
　　松潘战役就这样拖拖拉拉在外围进行了十天，红军各部均没取得多大进展，只是在一些外围阵地来回拉锯，得而复失。
　　
　　十天！就是按照军委的命令，部队筹足了七天的粮食，现在也基本上吃光了，据载：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
　　
　　肚子填不饱，谁能有力气冲锋？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种战役还怎么继续下去？
　　
　　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虽然颁发了个《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其实，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就不再实施了。
　　
　　但据后来国军方面透露：松潘胡宗南的日子也好不了红军多少，他的部队到了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泻肚，只好从四百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但沿途道路艰险，要越过海拔５５６８米的雪宝顶。这对挑夫来说等于死亡之路，单身爬山尚且吃力，何况背负百斤？
　　
　　靠人力运到松潘的粮食有限，根本填不饱这支大军的肚子。胡宗南下命令：“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于是全军勒紧裤腰带。
　　
　　估计那个“上至司令官”也就是说说而已，胡司令官应该不会真的“勒紧裤腰带”，国军的司令部还缺饼干、罐头？
　　
　　但是，当红军到来松潘不远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长官也是心中无数。想不到在外围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胡部上下自然是庆幸万分，松了一口大气，终于能向蒋委员长呈报松潘大捷了。
　　
　　松潘战役失利后，红军全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十万人马聚集在川西北的弹丸不毛之地，粮饷弹药均无着落，就地坚持等于坐以待毙；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集一、四方面军之力也难突破松潘；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川军阻塞。
　　看来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
　　
　　红军全军面临困境，甚至绝境！大多数人都盼望尽快离开，选择一条适合生存的地方。
　　
　　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夏洮战役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全军宣布的。
　　
　　军委决定以林彪的红一军、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的三十军为右路北进的先头兵团，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统一指挥，穿越松潘草地，经班佑、阿西向北进军。
　　
　　《夏洮战役计划》颁布的次日，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松潘县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创建川陕甘苏区的决定，重点指出了西北几省反动统治薄弱，又接近苏联、蒙古这些有利条件。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反唇相讥：“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不过，中央还是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同时增补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张国焘的提议也算被接受了一多半。
　　
　　对此，毛泽东会后解释：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也许是毛泽东感觉到了什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得以重任军职。――今后张国焘指挥一方面军要通过周恩来这道程序了。
　　
　　8月8日，红军开始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和三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组成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齐头向甘南进军。
　　
　　这时，红一军团恢复番号，林彪仍任军团长，率领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的前锋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进军。
　　
　　首先进入草地的是红一军团二师王开湘、杨成武的第四团，时间是8月19日，林彪现在担负的是为全军探路的重任。
　　
　　大军已经出动，本来红一军团司令部已经进驻草地边沿的卡英，但林彪却奉命于8月20日率领军团司令部返回了毛儿盖。
　　
　　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有点奇怪：随军左路的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政治局委员不在，是跟随右路军前进的政治局委员单独召开的，会议的目的也多少有点令人迷惑：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关键是，补充规定指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
　　的。
　　
　　这是首次公开把之前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的提议翻腾出来指责。
　　
　　这些，看来与不大热心政治争斗的林彪无关，8月21日，林彪还是率领一军团二师部队进入了草地，前往若尔盖县的班佑。
　　
　　二师是红军全军的尖兵，聂荣臻率一师、军直属队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大在后面跟进，彭德怀的三军团此刻居于右路军的后卫位置――可别以为没什么值得后卫，关键是要收容前面的掉队人员，这活路并不轻松，尤其是沿途筹粮，前面的部队已经搜刮一空，后卫挨饿的可能性最大！
　　
　　还有，自己的士兵掉队，哪个来给予收容？
　　
　　林彪走出草地用了五天时间，至今大多资料及回忆录都是描写的毛泽东所在中军渡过草地的困苦情形，可以想见，沿着林彪部队留下的路标前进尚且如此艰难，对于前面一切都是陌生的红一军团所遇到的是什么？
　　
　　从林彪给后卫军团彭德怀的电报便可见一斑：“红军第一军团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据周恩来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据三军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红一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当时的红一军团全军仅有三千余人），望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这就是说，将近六分之一的战士被饥寒变成了路边冰冷的尸体，这还不包括一军团自己掩埋的、未被后面部队发现的、活活被沼泽吞没的……
　　
　　可以毫不夸张的断定：林彪以及他的部队，是凭着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为全军趟出了一条生死之路，说是九死一生也不为过。
　　经过这样的地狱行军，一军团也并未完全丧失战斗力，在等到了右路军全军渡过草地之后，还是作为预备队参加了右路军发起的包座之战。
　　
　　主战部队是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四军一部，林彪在巴西担任侧翼警戒，此地有胡宗南的一个团固守，但林彪并未被动警戒，而是指挥二团主动袭击该敌，使国军这个团根本上没有了出援包座的想法。
　　
　　四方面军战力仍在！
　　
　　仅一天，包座之战结束，歼灭守军及其援军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大部，击毙和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步枪一千五百余枝，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
　　
　　红一、四方面军获得会师后的首场大胜！
　　
　　这时，失去联络已久的红二、六军团终于有了信息：二、六军团也已开始了长征之路，并且孤军突击到了湖南纵深津市、常德一带。
　　9月5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司令部进驻迭部县俄界地区，但林彪没有该地区的地图，连向导都无处可找，电台又出了故障，与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困难。
　　
　　是彭德怀派武亭等人携带电台、密码前往寻找，给了林彪部关键时刻的帮助。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刻的红军好像也是如此，总得说来，利好的消息开始接二连三的出现了。
　　
　　但就在此时，总政委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此举意味深长！
　　
　　林彪迷惑不解，9月8日，与聂荣臻联名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询问：“我一师昨已占莫牙，军直属队及二师今日仍在原地未动。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即乘岷、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击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总指挥部、总司令部、中央对行动意见如何？盼略告。”
　　
　　这种口气质问上级，看来前方的林彪、聂荣臻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请看下篇：九十三、扑朔迷离的密电事件）
九十三、扑朔迷离的密电事件
　　
　　这时的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则由张国焘亲自率领，总司令朱德与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论说，就军事指挥来说，张国焘的左路军是红军全军的指挥中枢。
　　
　　但是，中央机关与右路军在一起，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尤其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毛泽东！
　　
　　张国焘这个总政委未必指挥得动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红一、三军团。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给了张国焘一个红军总政委的实权职务，名义上握有全军指挥权。但毛泽东能会理睬这个？据载，毛泽东经常越过总司令部直接对一、三军团发号施令。
　　
　　张国焘对此颇有微词，但也没有办法。向朱德抱怨，朱德回答：“老毛一贯如此，由他去吧。”
　　
　　现在，右路军率先通过了草地，但左路军在草地中为雨所阻，再加以粮草不继，张国焘乃决定先行折返，同时电令右路军暂停前进，再定行止。
　　
　　注意：这时的张国焘还没有公开就南下北上扯皮！
　　
　　松潘战役失利，大军衣食居所无着落，在敌情变化和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张国焘无疑对北上的计划产生了动摇。
　　
　　这时，张国焘才开始再次向中央提出了南下的计划，并摆出了北上的许多困难，如粮食不足，部队减员等等，对这些客观条件的困难，也点夸大也属常理。
　　
　　而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则坚持要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双方隔着个草地电报往复，一时相持不下。
　　
　　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裂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
　　
　　对于中央采取了秘密出走这种非常手段，一直的定论是：由于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命令他武力挟持中央南下。但这一密电恰被叶剑英看到，叶剑英紧急通知了毛泽东等人，于是毛泽东才率领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脱离红四方面军，独自北上。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立此大功，毛泽东以后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到文革中还有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乃至将身后的顾命重任都托付于他之类的说法。
　　
　　不过，这个“密电说”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密电原文除了叶剑英、毛泽东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个别电报人员外，似乎没有其他人亲眼看过，现在档案资料中也遍寻不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密电；据说建国后陈昌浩私下曾委屈地向其儿子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所谓的密电。
　　
　　关于这个密电的内容，现在最权威的来源是1937年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毛泽东提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等语。――假如电报只提到了开展党内斗争，这并不能表明张国焘有用武力解决中央的意图。
　　
　　党内斗争是共产党解决党内意见分岐的正当途径，党内斗争表明争论还属于党内的问题，斗争结果大不了也就是作组织结论。
　　
　　有的资料还说，电文中有“毛、张、周如坚持北上，就对他们进行监视”等内容，不过后一说法的真实性更成疑问：首先电文中的排序就不对头，那时的张闻天在任何时候都是排在最前面的。
　　
　　所以对于密电内容，近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只是提到了毛泽东的说法。
　　
　　退一步说，即使张国焘已经下了武力解决中央的决心，但徐向前、陈昌浩是否会执行这样的命令？
　　
　　陈昌浩和徐向前原来的态度都是支持北上，在张国焘提出要南下后，徐、陈还会同中央一再劝说张国焘顾全大局，率左路军从速北上。
　　
　　陈昌浩虽然支持张国焘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但他本人是和博古、洛甫一样的留俄学生，同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当时已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可能不满中央的领导，很难相信他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武力对付中央。
　　
　　虽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有相当权威，但红四方面军说到底也是共产党的军队，张国焘如果要对中央采取超越党章的斗争手段，也未必会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广泛拥护。
　　
　　首先徐向前就肯定不会赞成，这点已经得到证实。
　　
　　当时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部队有四军、三十军。三十军的政委是李先念，张国焘如命令对中央动武，李先念估计不会遵“令”， 军政委指挥下的三十军怎么能会坚定服从消灭党中央的命令？
　　
　　四军的军长是许世友。这个许和尚倒不大好说，对中央一些人批评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主义、逃跑路线等等早就愤怒，后来在延安清算四方面军的后账时，许和尚咽不下这口气，联系了抗大中的部分四方面军将领，准备拖枪逃出延安到四川打游击。结果王建安临走退缩，并将出走计划上告。许世友被当作首犯抓了起来，差一点要枪毙。
　　
　　后来许世友被毛泽东收服，成了毛泽东的心腹爱将，但在长征的草地两边时，许世友眼中可是只有“张主席”没有什么“毛主席”的。
　　
　　许世友的回忆录在提及这一段草地往事时，含含糊糊，完全是人云亦云，途述惟恐不够简略。
　　
　　关键是陈昌浩，陈昌浩可不是张国焘的跟班，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王明当权时的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的，一同被派去的还有“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成员沈泽民，说是王明中央对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者不是太放心，派陈、沈监军倒还有点合理。
　　
　　陈昌浩是留苏生，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很有冲劲，当时是四方面军的第二号人物，在军中也很有威信，张国焘平时也还要让他三分。
　　
　　据说陈昌浩曾有过这么一个“壮举”：陈昌浩有一次打电话给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当时才二十岁出头程世才年少气盛，接过话筒也不问是谁，先骂了句“王八蛋”。
　　
　　陈昌浩那时也不到三十岁，听了也不作声，摔了话筒，出门骑马扬鞭而去。这边程世才问清楚了刚才是陈总政委接的电话，正自吓得不轻。陈昌浩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劈头就是一马鞭，一边抽一边骂：刚才骂谁的王八蛋。
　　
　　程世才挺身立正，一动也不敢动。陈昌浩抽过一轮，径自骑马回去了。
　　
　　一个能劈头盖脸给一个军长一顿马鞭子的人！
　　
　　徐向前后来说：陈昌浩是政委，当时有军事最后决定权，如果陈要打，他是很难阻止的，所以不能抹杀陈昌浩在这一点上起到了维护红军团结的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陈昌浩当时根本就没有用武力对付中央的思想准备。
　　
　　（请看下篇：九十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九十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据徐向前回忆：中央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后，前敌指挥部天亮后才知道，徐、陈二人都大感惊愕。徐向前对此分裂更是感到十分痛苦，非常想不通。后来四方面军前方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撤离，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请示要不要开火。陈昌浩和徐向前商议，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绝对不准打。”陈昌浩也认为不能打。
　　
　　按照《毛泽东传》的说法：“（张国焘）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说来，９月９日张国焘就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另一封则就是发给陈昌浩的密电。
　　
　　关键是一点：《杨尚昆回忆录》这样说：“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
　　
　　注意：这里提到电报的内容只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并没有提到要“开展党内斗争”，更不用说什么“武力挟持中央”了。照道理说，如果电文真有这些内容，当然比“速令右路军南下”的性质要严重得多了。
　　
　　而毛泽东在抄下电文后，还让叶剑英将原电送给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前文说过：徐向前与陈昌浩两人都说没见过这封如此重要的电报！
　　
　　况且照杨尚昆所说，这个密电就不是单单给陈昌浩的，而是给徐、陈两人的，那徐向前应该是看过这份密电的。但徐向前否认自已看到过。莫非是陈昌浩收到叶剑英转来的密电后，向徐向前隐瞒了？
　　但陈昌浩自已也在喊冤，说从来没收到过这份电文。如此一来，这几个革命元勋之间，岂不肯定有一个是撒谎者？
　　
　　但杨尚昆本人没看过原电，也承认原电以后再也没有找到。但他认为密电存在是无疑的。因为据杨尚昆说9月12日，即中央已独自北上两天后，中央曾给张国焘发电，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军南下电令。”――杨尚昆认为这份电报正是中央对张国焘那份密电的回复，间接证明了密电的存在。
　　
　　这封大逆不道的密电究竟有没有呢？
　　
　　徐向前回忆：“这份“陈谈右军南下电令”的电报，是早在9月9日就已经发出了；《毛泽东传》也说这份电报是9月9日发出的。既然是“陈谈右军南下电令”，这就是说陈昌浩已向中央汇报了电报内容，这样一来又谈不上什么密电了。
　　
　　对于9月8日、9日这两天发生的事，《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记述最详，书中还完整地引用了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及张的复电。徐向前在这段记述中没有一个字提起密电，使人不难体会到徐帅的良苦用心。
　　
　　密电事件最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两人负了罪责，并没有涉及到徐向前。但于情于理来说，张、陈两人要真的搞兵变，他这个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又怎能脱得了干系？后来党史研究者访问徐向前，徐向前就明确地说出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密电，也不知道陈昌浩有没有看到。
　　
　　也有党史研究者，为密电问题曾专门写信询问叶剑英，也没有得到答复。
　　
　　张国焘本人坚决否认曾经发出过这个密电，徐向前、陈昌浩说没有看过密电，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如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也没见到过密电。这个密电事件也就成了永远的谜团。
　　
　　但如果说是毛泽东玩的手腕？好象也没有这个必要：当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都是主张北上的。四方面军既然不走，那中央就只能带一、三军团走。既然决定要走，那早走当然好过迟走。反正有没有密电，都是要走的。
　　
　　毛泽东并不需要用什么密电来说服周恩来、张闻天等人。
　　
　　要说有意给张国焘栽赃？好像也不是如此，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也只提到张国焘的三大错误：土匪主义、军阀主义、分裂中央。丝毫没有提到他有武力挟持中央的阴谋。
　　
　　当时的张国焘已经完全失势，是落水狗一只，如果有这么好的棍子，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没有理由不打出来。
　　
　　张国焘企图武力危害中央云云，是张国焘出走延安，脱离中共后才开始在中共的批判文件中出现，至于张国焘是否有用武力解决中央的具体行动，现在一些党史研究者的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张国焘企图用武力威胁中央的客观证据。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说得清楚，不过，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多了去了，怎么能件件搞个清清白白？
　　
　　徐向前这样回忆：一直到九月八日，他和陈昌浩还是倾向于北上的，两人还发电向张国焘表明态度。当天张国焘即回电，命令徐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徐、陈感到十分为难，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当晚召开会议讨论，徐、陈两人也与会。会议决定北上方针不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向张国焘发电，再次陈述北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电文最后说得十分恳切：“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第二天，即9月9日，张国焘复电，仍然坚持要南下，电文最后也是深情款款：“左右两军决不开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接到张国焘复电后，陈昌浩才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四方面军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
　　
　　陈昌浩当即去中央驻地反映两人意见，结果挨了一顿批评回来。中央当天向张国焘复电，说“陈谈右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当晚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住处，最后一次探询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回答：四方面军分为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见徐如此表态，失望而归。第二天，即9月10日凌晨，中央即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独自北上。
　　
　　事情真相最大的可能：一、四方面军原有一些隔阂，使中央对四方面军有所疑忌。这点有证据：当时彭德怀因为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会有异动，秘密地把一团人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甚至向毛泽东请示：为了避免两军内讧，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答道：不可。
　　
　　这些叙述见于《彭德怀自述》，应该是可信的。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也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红军生死存亡未卜，却有发生内讧的可能。
　　
　　由此可见，当时双方彼此之间的猜疑到了什么地步。
　　
　　（请看下篇：九十五、政治高手推磨产生的强大离心力）
 九十五、政治高手推磨产生的强大离心力
　　
　　张国焘南下的原因，估计还有个被激出来的缘故：就在松潘前线打响的同时，张国焘反而在后方应付另一场“战争”：7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芦花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
　　
　　张国焘其时刚刚就任红军总政委不到5天，虽然还是对中央的政治路线私下散步不少不满言论，但总应该亲赴前线，最起码也要集中精力应对前方这个对红军来说生死攸关的战事吧？但是暂时还不能，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措施来了。
　　
　　你张国焘不是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吗？那么，现在中央要首先深究一下你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让张国焘没有任何反对的借口：两军会合之后，中央有责任听取红四方面军关于放弃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并且有权力提出意见和作出评判。
　　
　　７月２０日，各部队军事指挥员抛弃了前线的战事，陆续到达芦花，奉命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有一点意味深长：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中央没有理会陈昌浩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建议，没有采纳张国焘让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的建议。陈昌浩和徐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中央只授予了徐向前金质“五星”奖章，具有令人遐想的含义。
　　
　　其中至少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与肯定。
　　
　　７月２１日至２２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焘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
　　
　　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军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加强阻击防线。在这个不毛之地争论政治问题？
　　
　　的确是高人才能为之！
　　
　　张国焘首先发言，讲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前后经过。接着是徐向前发言，汇报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
　　
　　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要立即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儿盖，他们发言之后就离去。
　　
　　毛泽东则开始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红四方面军既没有做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
　　
　　说到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
　　歼敌１２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
　　
　　红四方面军领导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张国焘大感冤枉，当即反驳：“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红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张国焘认为，“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也许中央又会批评红四方面军“隔岸观火，看轻休戚相关的大义”。
　　
　　徐向前后来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复杂的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常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都凑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和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这是一个失误。
　　
　　总的说来，诸多的原因，促使张国焘在政治的螺旋中被越甩越远，那种离心力决不能归罪于一个人，更不是单纯源于毛、张二人的矛盾，而是张国焘为代表的一批人与中央的矛盾聚集而成。
　　
　　大家都无意于努力减速，这螺旋也就只好越转越快，终于把四方面军甩向了南方。
　　
　　但是，在当时乍看不是如此，而是好像中央被甩出去了：仅仅带出去了一、三军团，连原来的五军团与九军团都丢给了张国焘，中央红军无异于雪上加霜！
　　
　　据能查到的史料记载：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发出给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的那封电报后，同日，张国焘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岂能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同日13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彪、聂荣臻：（一）依目前情况，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二）望即补足十天米粮和衣鞋，以便作战。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脱离张国焘率红一军团、第三军团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率领一军团等待。
　　
　　毛泽东致电林彪：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由阿西出发，向俄界疾进，向红军第一军靠拢。
　　
　　10日17时，彭德怀、李富春致电林彪、聂荣臻：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二、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拉）界，明日到鹅（俄）界。三、拿（拉）界到鹅（俄）界里程、沿途储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复。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南下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新苏区去。
　　
　　9月11，中共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到达甘肃叠部县俄界，终于与红一军团会合了。
　　
　　（请看下篇：九十六、南下北上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