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瑄 出柜:人如其文　文如其人

时间:2010年08月19日 15时57分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葛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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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不是小事。讲文风不仅涉及文章的语言和文字风格，涉及作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而且涉及一个时代的价值和精神定位。优良的文风既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恶劣的文风则危害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危机的信号。习近平同志指出：“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这就是说，文风关系着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否得到贯彻的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纵观历史，恶劣文风而致朝纲败坏、国家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1700年前的两晋时期玄学思潮，可谓是典型的“文风败国”。玄学，俗称清谈，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股社会思潮。由于一大批上层人士崇尚清谈，“上风下化”，整个社会沉浸在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风气中。朝中官吏不关心自己事务性工作，不解决实际发生的问题，只终日谈玄，彼此唱和；普通士子潜心虚无，追逐“嘴上机锋”，以博取功名。浓重的清谈氛围使得一大批毫无安邦治国之能的花花公子、道德沦丧的投机取巧之辈纷纷跻身两晋管理层，徒使石虎、冉闵、张祚等武夫屠戮中原，大好河山支离破碎。
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被奉为“圭臬”，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内容。一时期，“无”、“大”、“空”思想空前泛滥，广大士子只需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就可以“登堂入室”；“现成良知”成了万灵的套语，清心静坐成了不变的教仪，终日清谈成了整个官场的作风。国计民生、典章制度、用兵御敌，可以一概不学、不懂，“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以致万历年间“天下无一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恃之臣”。最终国家在连年气候灾害中被一批寻求温饱的流民所推翻。
清朝道光皇帝十分讲究行文格式和书写水平，凡八股文做得好、形式不错、抄写工整，就“龙颜欢喜”，反之则“龙颜震怒”。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则在其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清廷上下八股盛行，文风大坏。以致各种社会问题，如灾异、饥馑、叛乱等被认为不详的事情多隐匿不报，导致道光一朝政治风气柔糜泄沓，官吏多以圆滑弥缝为能事，国事因之不堪闻问。咸丰时，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帝国将要倾覆之际，各级官吏仍互相隐讳，莫敢上闻。
历朝有为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文风问题。唐立国之初，高祖李渊鉴于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问题，在隋文帝杨坚改革的基础上于武德元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唐初，唐太宗和魏徵、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魏徵、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中期，骈体文有所抬头，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
明初，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感。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政事建言，竟达17000字。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念给他听，念到6300多字时，还不知讲些什么，朱元璋大怒，命人将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念到16500字时，才讲到要谈的五件事，可见，后500字足可说明问题，而前边16000多字，多属浮文，朱元璋发出无奈感叹。于是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当时对于克服繁文之弊确实起过不小作用，但由于朝政日趋衰败，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于未能禁止。文牍主义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封建社会每个王朝中后期大多政治腐败的史实，决定了少数有作为政治家的努力无法改变文风轮回败坏的现象。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反对党八股”运动，以整顿党的文风。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党八股文章有八宗罪，还强调“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党的优良文风，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基础。邓小平同志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不良文风，大力倡导并率先垂范开短会，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反复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要纠正不良文风，指出有些文章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套话，也有的哗众取宠，乱造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这种不良文风应加以纠正。胡锦涛同志同样重视文风建设，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下决心从文山会海中摆脱出来，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
毋庸讳言，文风问题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不良文风的总根源，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文风不正是各级领导干部耽于安逸、不思进取和执行力缺失的表现，是党的各级理论研究部门思想僵化和奴化、职业道德缺失的反映，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反面。不正文风对思想是一种束缚，对精神是一种污染，对社会是一种毒害，对国家是一种危害。所幸者，我们的党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及时倡导全党“身体力行、勉力而为”，以改变这一状况。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