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能特工队西瓜影音:德国如何借汇率改革成功“解套”？

德国如何借汇率改革成功“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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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二战后初期，德国经济陷于瘫痪，商品奇缺物价飞涨，黑市交易猖獗，德国人的生活基本依靠配给。希特勒时期流通的“帝国马克”一度成为废纸，持续的高通货膨胀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新政府的支持。为了重拾民众对于德国经济复苏的信心，盟军在德国占领区施行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改革，逐步建立了新的货币制度，为战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48年成立的德意志州联合银行，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此后的50多年中，虽然马克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除在1970年石油危机爆发时通胀率曾达到7%外，其他年份大都控制在4%以内，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物价稳定反过来更好地维护了马克的稳定。

1999年，德国庆祝马克发行50周年。前联邦央行行长汉斯·提特迈尔曾这样评价德国马克的历史功绩：“稳定的德国马克成为了稳定德国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因为马克促进了公民社会中重要因素的形成。没有稳定的货币，独立的行动能力以及自行承担责任的精神将很难得到发挥。”

同为贸易顺差大国，德国在其他国家的“待遇”让中国羡慕：既无货币升值之痛，也无外汇储备之忧，而可坐享贸易顺差之乐。

然而，翻看德国经济史，却可发现似曾相识的一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德政府经常账户盈余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飙升，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西德马克面临被迫升值重压，国内外关于汇率改革的争论不亚于今日之人民币。接下来的历史演进是，联邦德国70年代放弃马克盯住美元，80年代抵制“广场协议”，90年代催生欧元。其间货币主动渐进升值，终致国内物价稳定，常年蝉联出口冠军，国际收支表令人羡慕。

那么，德国何以掌握汇率改革主动权？如何借汇率改革成功“解套”？由此上溯的五十年间，德国经验似可为镜鉴。

一、马克升值的背景

1948年6月19日，美、英、法三国军事占领当局宣布，在其占领区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从6月20日起发行新货币“德意志马克”，至此“德国马克”作为原西德的流通货币直至1990年的两德统一。

1944年7月，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份布雷顿森林协议主要确立了两个决议：一、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二、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从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了，它标志着从此美元成为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欧洲散发了大量的美元，这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各国金融混乱动荡的局面，并扩大了各国的购买力，有力地促进了国际间贸易的发展。在马歇尔计划的带动下，德国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1957年开始，与贸易无关的资本流入额不断增加。西德贸易呈现持续顺差的局面。由于马克货币定值偏低，使德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提高，对其贸易伙伴造成问题，马克升值的呼声日益强大。西德虽然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不良影响，但仍然采取了变更平价的方针。

1959年1月1日，德意志银行决定马克实行自由兑换，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和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1961年3月4日马克升值4.76%，含金量提高到0.222168克，对美元官方汇率为1美元等于4.00马克。在马克的升值影响下，1962年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减少了40%。与1950-1960年的10年(1958年除外)相比，出口仅增长3.5%，进口却增长了11.6%。物价上涨没有完全遏制，但没有货币升值，物价涨幅会更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贸易收支顺差再次显示出扩大的倾向，国际市场对马克即将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强。1967年德国政府拒绝再次实行货币升值，但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机造成的危机却使政府下决心将货币贬值。随后法国法郎的贬值掀起了新一轮的投机高潮，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两周内买进了10亿美元。

1969年9月29日，德意志银行不再干预市场以维持4马克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马克汇率自由浮动；1969年10月24日，马克升值成为现实，升幅为9.29%。69亿美元离开了德国。当时银根突然收紧，然而贸易局势并未扭转，这次升值使德国的贸易伙伴受益。

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美国国际收支能保持平衡；二是美国拥有绝对的黄金储备优势。但自1950年以后，由于欧洲经济的复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减弱了，特别是1960年欧洲经济快速增长以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逐步增加，黄金储备量也日趋减少。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而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剩下102亿美元，而短期外债为52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相当于积欠外债的五分之一。由于美元国际信用严重下降，各国争先向美国挤兑黄金。为应对此局面，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各国政府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1年，在华盛顿协议签订后，德国马克升值约5%。从1973年起，投机活动重新出现。尽管美元于1973年2月贬值10%，但仍未重新获得信任。仅在1973年3月3日这一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就不得不买进20多亿美元。1973年3月12日，德国马克相对特别提款权升值3%。1973年6月29日，德国马克不得不再次对特别提款权升值5.5%。由于此后马克的汇价持续看涨，到了史密森氏会议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次货币汇价调整时，马克升值了14.3%。

1976年德国政府也曾一度考虑让马克贬值，以保持其市场竞争力。然而面临总理大选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为争取连任而放弃了这项举动。因为德国马克的贬值会影响选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马克的贬值也会触怒德国的相关贸易伙伴。此外在货币金融市场上，一国货币的贬值也会带来投机活动的增多。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世界内，与英美等国相比，德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其支柱产业。这一方面取决于德国传统工业的优势，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当时欧洲整体的经济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财政面临严重的负担，一方面，工农业生产在战争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城市设施、交通运输等也急需重建；此外还有巨额战争赔偿的负担。人民的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食品短缺成为了最为紧迫的问题。1946-47年的人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1800千卡，这个数值完全不能支持人体的长期健康。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从1947年7月起启动了旨在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的“马歇尔计划”，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跟其他国家不同，对德国的援助并不是赠与的，而是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的。在当地政府的调控下，这部分基金大多用于向私人企业贷款，从而使它们在推动重建进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笔基金在德国的再工业化过程中也起了核心作用。以1949-50年为例，德国采煤业投资总额的40%是由这个基金提供的。

二、汇率调整缓慢渐进

60年代：受困固定汇率

1944年，二战炮声尚未停息，“布雷顿森林会议”即勾画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蓝图。德国战败，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德国在战后迅速崛起超出了太多人的预料。特别是其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很快立足，“德国制造”成为赚取外汇的庞大机器。联邦德国对外贸易在20世纪60年代已持续保持连年顺差，1965年以后贸易顺差更是迅速扩大。

德国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走强，固定的双边汇率就不再能够反映两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变化，马克存在升值的内在要求。

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马克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德国货币当局一度在市场上购入超额供给的美元，维持巨额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元导致巨额马克投放，在德国国内引起流动性泛滥，逐渐威胁到物价稳定。像中国一样，德国当时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工人薪资等，面临巨大的膨胀压力。

在60年代后期，固定汇率政策可谓“绑架”了西德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央行在维持汇率与稳定物价之间难以两全，通胀阴影重重袭来。

要不要进行汇率改革，德国展开了激烈争论。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声称，“只要我在任，货币就不会升值。”为了使联邦银行重新获得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马克应与美元脱钩的呼声日益高涨。

70年代：渐进升值

7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巨大变化。

1971年，饱受石油危机冲击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货币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在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之间，德国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联邦银行也开始了彻底执行“以反通货膨胀为纲”的时代。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德国央行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稳定是货币当局最关心的事情，始终将汇率问题放到通胀问题之后，以国内经济平衡为首要目标，不为外界压力所动。

长期以来，德国央行一直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货币发行机制的依据。对货币信贷进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未见大幅提高。这一过程中，德国资产价格伴随着马克汇率的上涨而上涨，资产重估和升值的幅度较小，对实体经济没有造成大的损害。

相对而言，马克汇率居于次要位置，德国不会为了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的物价稳定。进而，德国较为彻底地贯彻浮动汇率政策，并不对汇率进行过多的干预。在不可避免的货币升值过程中，联邦银行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防止输入型通胀加剧方面。在浮动汇率制下，德国虽然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却没有再度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

掌握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德国央行，1973年之后，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开始了马克漫长的“主动渐进”升值。

1973年之后的大多数年份，马克都保持升值状态。到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到1.5比1，持续升值达2.7倍。这与同时期日元的升值幅度不相上下。同一时期，德国出口稳定，贸易顺差连年扩大。

德国此种汇率改革模式的成功秘诀，在于德国物价稳定。马克在国际市场上升值的同时，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相对地升值。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德国经济始终保持了年均4.5%左右的适度增长，稳定性高于美国等工业国家；通货膨胀率则稳稳地控制在3.7%左右，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德国物价的稳定，成为马克国际信用最重要的基石，德国马克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储备货币。1999年欧元发行时，马克占国际总储备货币的18%。

欧元在政策目标、发行机制、汇率管理等许多方面，实际上延续了德国马克的一贯传统，特别是继续将控制物价作为核心目标，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可以说，如果没有前马克作为支撑，欧元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80年代：“广场协议”赢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马克和日元升值的速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1985年9月，美国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依据协议，德国与日本承担本币升值责任。

同样的故事开始，却是不一样的结局。日本严格执行广场协议，货币当局开始干预日元升值。为缓解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在国内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合理化为代价，大幅降低利率。最终，90年代初，股市和楼市里的资产泡沫破裂，日本进入了十年的经济衰退期。

德国未上演日式悲剧，原因在于对“广场协议”的消极抵制。德国央行坚持其一贯姿态，坚决不主动干预汇率，更不会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为代价降低利率。

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美国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国发出强硬威胁。但紧张气氛却率先导致了纽约股市崩盘，道琼斯创造二战后最大单日跌幅，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广场协议”导致的不同结果，反映了德国与日本不同的宏观政策思路。德国“以我为主”、“反通胀为纲”的货币政策理念，使它成为“广场协议”的赢家。

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采取了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外汇管理思路和货币政策目标。为限制日元升值幅度对汇率长期进行干预，大量购进美元储备。日元低估和高额贸易顺差，使得日元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直至成为世界第一。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还要同时兼顾汇率的稳定。这使得日本经济的风险不仅来源于内部失衡，如流动性泡沫，同时还来源于外部威胁，比如美国经济的放缓。而“广场协议”的目的，也就在于惩罚日本对汇率的长期干预。

区域货币合作

德国成功化解货币升值困境，与其持续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货币战略密不可分。

在这个战略体系里，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两德货币统一、欧元诞生成长，是德国政府的三步落棋。

在消极抵制“广场协议”、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同时，德国不断完善国际收支平衡表。

德国与中国同样拥有巨额贸易盈余，但德国外汇储备很少；日本外汇储备巨大，但贸易盈余远不及中德两国；美国则是贸易逆差与小额储备共存。

在德国联邦银行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首先没有高额外汇储备“陷阱”。总量有限，甚至不到日本外汇储备的5%；每年增量也得到良好控制，部分年份甚至在减少。

其次，德国善做“减法”，经常账户的资本流入，紧步伴随着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和储备账户等资本流出，且流出体系顺畅，高额贸易顺差导致的资本流入难题被有效分解。

此外德国的官方储备多元化。除美元、日元等外汇储备，还有黄金、黄金债权、特别提款权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储备等。而且，与庞大的民间储备相比，德国的官方储备更是微不足道。“藏汇于民”也发挥了突出作用。

三、马克50年：德国汇率改革的经验

得益于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在1948年至1952年达到了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的战前的水平。欧洲的经济恢复也带来了的对能源及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其有力的促使了自第一产业革命以来德国传统行业的振兴，特别是煤炭、钢铁、能源工业等。在此带动下，德国在棉纺织业、金属冶炼业、机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优势也得以逐渐发挥。

传统上，德国的工业生产受到国家经济方针的影响。另一方面，德国的企业家们也曾设立了协会与政府协商，表达他们的利益倾向。在这样的模式下，德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起了十分有效的作用。在战后的新形式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德国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和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首先是由于军事限制，大部分生产军需导向的重工业企业如Thyssen，Siemens，和BASF都转向生产民用物品，汽车、电子、电讯等高附加产值的行业独立出来并维持高市场占有，同时仍保持了相当份额的机器制造工业。

其次，德国的经济越来越以出口为导向，出口逐步增长到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政府和企业都为建立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化市场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而马克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这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这些调整向更为优化的方向进行。德国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1960-1990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德国马克较早就面临升值压力。20世纪60年代，德国马克升值成为现实。随着马克升值，当时德国出口经济的快速发展下掩盖的问题逐渐暴露：生产化工、棉纺织和仪器产品的企业数量日益增加，然而这些企业的产品与其他竞争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同质，缺乏竞争力。而德国马克的升值则会严重影响这些产品的出口。例如Grundig AG，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在与日本更为便宜的产品竞争中，对英国和意大利的出口都大幅降低；BASF公司更是被迫大幅削减出口价格和生产利润以保留其国际市场。为了保持其出口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多的企业调整了经济策略。为了保持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些企业转向了具有传统优势的汽车生产和仪器制造。此外，一些企业逐步减少常规产品生产，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具有较强竞争力、符合世界市场需求的出口型产品。再者，许多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生产向廉价地区进行转移。

德国政府在面对马克升值带来的冲击的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以保障其经济平稳运行，制订了多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方案，而且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包括：清理改造传统高能量消耗产业，初步完善基础设施；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措施来拯救老企业；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助，吸引资金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十分重视扶持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科研和开发的支持力度等。通过优惠政策加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德国政府掌握了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权，使得信息、生物技术等“新经济”工业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