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尺度私拍拍b 大胆:原北大校长陆平落难鲤鱼洲记

作者：党史文苑 文章来源：本站摘编 点击数：47 更新时间：2010-8-23 16:24:23
陆平是“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被“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的“黑帮”，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饱经磨难，其中将近两年是在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度过的。这是一段应该记录的艰难岁月。
去鲤鱼洲走“五七”道路　　1969年3月，北京大学宣传队指挥部形成了关于北大办学指导方针的文件——《对北大文革教育改革的意见》。《意见》的核心思想是，要使北大走“五七道路”，“办抗大式文科”。文件说，“旧北大是阎王掌权、学阀治校，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几十年来培养的学生是“离开书本不会说话，出了校门不会走路的废物”。
既然问题这样严重，出路在哪里？《意见》提出，一是工人阶级留下来永远领导学校，改造原有教师队伍，要从工人、农民、战士中选拔“学毛著”积极分子兼任教师，再从原有教师中选拔一部分。其二，原来的教师实行“三三制”：一部分下乡劳动，一部分调研，一部分教学。也就是说，北大三分之一的教师要去农村劳动。
劳动地点，选在江西南昌以东、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那是一片淤积滩地、血吸虫疫区，正好让知识分子们尝尝苦头。当年7月10日，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的先遣队23人离京，到鲤鱼洲筹办农场。大规模的送遣动员随即开始。
此时距“文化大革命”的发端已3年有余，原校长兼任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一直被关押、批斗，没有查出他们的任何历史问题。宣传队觉得，将他们留在北京徒费精力，不如遣送得远远的，仿佛人间蒸发才好。因此，陆平和彭珮云都出现在遣往鲤鱼洲的名单上。陆平是1969年10月底被押送到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的。这一批前往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工和家属总计1658人。
痛楚，使他变得有些麻木了　　这时，陆平的家庭正遭受剧烈的动荡和痛楚。夫人石坚在铁道部继续接受审查。几年前“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陆平的4个子女一下子被推入逆境。大女儿陆微刚刚高三毕业，但是不能考大学了，后来徒步去了山西绛县插队落户。二儿子陆征到陕西延川插队。就在1969年，三女儿陆莹去了西双版纳的云南建设兵团。小女儿陆昀1958年出生，眼下才11岁，是到处流浪的“黑崽子”，过着受人歧视、孤苦伶仃的生活。
这些，陆平都管不上了，他自己的命运之舟尚且不能把握，随风漂泊着。一到鲤鱼洲，陆平就投入了繁重的劳动，搬砖瓦、挖渠、插秧、打谷，还要在夜间跟着大队人马前往鄱阳湖大坝固堤防洪。后来陆平回忆说：“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摧残，过着‘不许乱说乱动’、无人理睬的生活还不算，还得经常在大会、小会挨斗。劳动中暂短休息时间，也得来个‘田间批判’，叫你不得休息。”
这年，陆平已经55岁。他的性格倔犟，坚信自己遭受“文化大革命”肇始“第一张大字报”的指责是“莫须有”的罪名，自己是无辜的。正因为无辜，自己一定要活下去，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在鲤鱼洲，陆平的身体垮了　　但是，过去几年牢狱一般的生活，来到鲤鱼洲以后艰苦的劳作和生活环境，终于把陆平的身体搞垮了。1970年7月，正值庄稼“双抢”时节，陆平患了感冒，体温上升到摄氏39度，烧得昏昏沉沉。来到鲤鱼洲，陆平倒是从过去在北大时被单独关押状态转入了“群居”生活，被安排在大集体宿舍，20多人一屋。那天下午，病中的他抬起身体在窗前往外看了看，待转身想躺回床上，只觉得耳边“嗡”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原来，他栽倒在自己对面的床下，只有两条腿露在床外。大约过了一个来小时，当地的小学放学，几个小学生进屋玩耍，发现地上躺着人，马上向领导报告。
医务室的医生闻讯赶来抢救。打过强心针以后，陆平醒来，恍如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身患重病了，同时又有一股强烈的意念涌上心头，要战胜疾病，不能在造反派面前示弱。他几度昏迷，但仍顽强地配合医生治疗。他在心里不断地想着，不能死去，“我还要说话，要清洗掉强扣在我头上所有反革命的诬陷”。当晚，他被送往南昌市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给他治病的黄医生，原来是科室主任，现在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但看病还是可以看的，就由他负责治陆平的病。后来陆平知道自己得了心肌梗死，幸好有黄医生负责治疗。住院四五天后，监管人员告诉陆平，北大革委会已经与他夫人石坚所在的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联系，要仍在审查中的石坚来南昌照料。
陆平认为，这是监管者为防他一旦死去而企图推卸责任。陆平坚决反对妻子来南昌，亲笔写了两封信劝阻妻子。妻子被劝阻了，但是陆平心中对妻子的思念却更加强烈。陆平终于逃过一劫，于国庆节前出院。回到了鲤鱼洲，没有想到“抓5·16分子”行动已经在农场展开，对陆平的批斗又卷土重来。
这时，陆平的身体更差了，转身转头都会引起眩晕。陆平买了一把小竹椅整天提在手头，一旦眩晕了，就赶紧坐在椅子上。这把椅子帮了陆平的大忙，后来陆平回北京，把小椅子也带上了。北京气候干燥，小椅子后来散了架。
永远怀念的公鹅和小卡　　陆平的身体差了，不能挖渠搬砖了。对他的监管也松弛了许多，农场的头头就要陆平养鸡养鹅。在鲤鱼洲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人敢与陆平相处对话，倒是鸡呀鹅呀没有“文化大革命”理念，与陆平和睦相处。最初使陆平感动的是一只公鹅，它照料8只雏鹅，昼夜不离。1971年夏天，陆平又病了几天，大概是没有去管理鸡鹅。有一天他病情稍轻，坐在门前休息，那只公鹅正好带着小鹅从门前经过。公鹅发现了陆平，立即张开翅膀欢叫着奔来，紧挨着陆平卧下，轻轻哼叫用头蹭着陆平。
陆平只觉得一股热浪从心中涌起，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只通人性的鹅给了他极大的慰藉。给予陆平更多宽慰的小动物是一条狼狗，名叫“小卡”。这是为了配合陆平养鸡带过来的。陆平为它在鸡房边上搭了一个窝，每天照料它。小卡忠于职守，它来了以后，养鸡场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
几个月后的1971年10月底，鲤鱼洲农场已经露出了颓败势头，几百名教职工先后返回北京。这时，北大领导小组开始着手清查聂元梓的问题，这使陆平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降低，加上他身体实在难以坚持，就被批准回京。由于小卡为大家看护鸡群有功，回京的人们做了一只木笼，把小卡也带到了北京，落户于生物系。陆平回京之初仍被监禁，未及一个月，妻子石坚突患脑溢血偏瘫，陆平才被放回家中照料。看到妻子病卧，小女儿在一旁无助地流泪，陆平肝胆俱碎。
几天后，陆平走出家门，突然看到小卡出现在篮球场边。小卡也看到了陆平，立即向他跑来，用两条前腿搭上陆平的肩膀，用头蹭着陆平的胸膛。这情景使陆平想起了在鲤鱼洲小卡给他的安慰。陆平立即转身去给小卡找点吃的。吃过之后，小卡就平静地安卧在火炉边陪伴陆平，到中午才离去。从此后几个月，每天上午9时小卡就来陆平家，中午离去。但是，在第二年春节前，小卡失踪了，从此不见踪影。陆平直到晚年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还想念在江西鲤鱼洲时身边那只公鹅，还有忠诚的狗——小卡。陆平开始撰写一些回忆文字，他把对公鹅和小卡的怀念细致地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