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星图书馆的书源地址:夏曦把三万红军杀剩几千 贺龙为何阻止不了 - 中国历史 - 铁血社区

核心提示：夏曦何以如此胆大妄为，一手遮天，无人能够约束？原来，按当时党内规定，夏曦有“最后拍板权”。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争不赢是当然的，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面对一个被赋予了“最后拍板权”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么用？而具有“最后拍板权”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质再坏，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所谓“最后拍板权”，实质就是党内独裁。贺龙和独裁者争，哪能争得赢？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2011年1月3日第12版，作者：李乔，原题：《滥杀红军将士的夏曦》

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夏曦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处死百数十人”）。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邓小平同志曾经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

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而且，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要说不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有一段时间，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因为皇太极施了反间计，多少制造出了一些“证据”，而夏曦呢，则完全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王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如此残酷地用刑，与明朝的厂卫大狱和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有何区别？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然后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

夏曦竟还亲手杀人，他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 3个。贺龙曾经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那的的确确是恐怖啊！贺龙曾经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只是默然而已。

夏曦何以如此胆大妄为，一手遮天，无人能够约束？原来，按当时党内规定，夏曦有“最后拍板权”。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争不赢是当然的，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面对一个被赋予了“最后拍板权”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么用？而具有“最后拍板权”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质再坏，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所谓“最后拍板权”，实质就是党内独裁。贺龙和独裁者争，哪能争得赢？

薄一波曾经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龙的看法，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关于夏曦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 2月在长征路上，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

夏曦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犯罪性”（通常党内做检查时常说的“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错误。

夏曦是王明、博古当政时党内的一个权势人物，是因投靠了米夫、王明而得势的。在执行“左”倾错误肃反政策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经他之手，以抓所谓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是汪精卫向蒋介石争权的产物，1928年成立，1931年1月解散）、AB团之名，不知杀害了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光师以上的红军将领，就杀了11人。贺龙说他“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文革中贺龙受到迫害时，还曾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的烈士段德昌（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一位极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被夏曦杀害的，另一著名红军将领柳直荀（红三军政委），即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也是夏曦杀害的。谢老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本来也在夏曦肃杀的黑名单中，只是因为被敌人所俘，关押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连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了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作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三个党员了。

　　这一段痛史，我每一次思及，都要扼腕叹息。最近读了刘秉荣同志写的《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出版），对这段痛史，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也更加感慨系之，对夏曦的恶行，也更加感到愤恨。

　　书中写到夏曦整人、杀人的情况，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甚深，一是夏曦太残酷，二是他的杀人理论既可怕又荒谬。

　　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王、陈曾分别任教导第一师师长、政委）三位红军将领，无端地被夏曦怀疑为改组派，夏曦为得到所需要的口供，不惜使用重刑。夏曦下令说：“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了数百名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然后将这些人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在游街时死去。这种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残害人的方式，与封建官府的审案用刑有什么区别？与白公馆、渣滓洞的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夏曦的残酷用心，又与明朝锦衣卫的缇骑有什么区别？与军统局的徐远举有什么区别？

　　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英勇的气概，多么伟大的人格！苍天也要为之动容，鬼神也要为之俯首。但这却没有撼动冷血的夏曦，没有使他回心转意，夏曦居然真的就残忍地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立即被处死。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丧尽天良的恶行！

　　夏曦抓人、杀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既可怕又荒谬绝伦。《贺龙大传》在写到夏曦与关向应谈论关于肃反的方针时，写道：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夏曦真是说到做到了，他的“宁可错杀”，竟使得两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了几千人，多少忠勇的红军将士，泣血含恨而死！夏曦的杀人理论，说轻了，是典型的宁“左”勿右的理论，说重一些，就是血腥的法西斯理论。我猜想，大概谁看了夏曦的“宁可错杀，也不漏掉一个”的主张，都会油然想起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难怪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也许有人会说：夏曦与蒋介石想杀的人不同。诚然如此。但试问，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两者有什么不同呢？要说不同，那就是：夏曦杀了那么多红军高级将领，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小平同志曾说，“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我想起小平同志这句话，总是会油然想到夏曦的肃反。

　　夏曦抓人、杀人的理由和逻辑之荒谬，常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红军将领卢冬生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的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这叫什么鬼怪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这还有什么理可讲？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却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皇太极施行的反间计，而夏曦呢，则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其根据是什么呢？《贺龙大传》写道：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请看看夏曦的逻辑是多么荒谬：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伪善狡猾之处，倒成了是改组派的证据。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成了忠于革命吗？夏曦的另一个证据，是“打了败仗”。夏曦所说的打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之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前面说过，卢冬生打了胜仗，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在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与封建王朝的酷吏，与陷害忠臣良将的奸佞，与清朝以刀笔杀人的恶师爷有什么不同？共产党人在思想方法上，本应讲唯物论，讲实事求是，但夏曦搞的却完全是唯心论、唯意志论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没有了共产党人的气味。从他的思想方法和杀人逻辑看，他已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更丧失了人的良心，这就必然导致了他的行为涂上了浓重的极“左”恐怖色彩。

　　曾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曾做过一组诗，专门斥责夏曦。诗云：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局，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死，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这是一组极为沉痛而又燃着愤怒之火的诗，从诗的字里行间，仿佛又可以看到夏曦杀人的刀光和死难烈士的鲜血。谢老是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写这组诗的，这使这组诗更具有“诗史”的性质。

正如谢老所写，夏曦的杀人恶行，完全是他“抹尽良心横着胆”干出来的，这使多少英贤命丧黄泉。夏曦何以“一指障目不见天”？这是他的荒谬思维造成的必然结果。夏曦自以为很聪明，“唯我独革”，实际却是刚愎自用，愚顽透顶，结果只能是茕茕孑立，成了光杆。“自残千古伤心事”，谢老也许想到了诸如太平天国那样自相残杀的一幕幕惨烈史事，而眼前发生的肃反悲剧，不正是那种种“自残”痛史的重演吗？怎能不让人思之垂泪！在最末一首诗中，谢老讲到了自己险些被夏曦杀害的经历，这让人不禁想起文革中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老革命，他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也没有死在敌人的黑牢里，却死在了专案组、造反派的手中！实际上，夏曦的阴魂并没有散去，“左”倾肃反的痛史，也没有真正终止，在文革中，这种痛史被大大地续写了。贺龙元帅在被关押期间，曾向夫人薛明谈起了湘鄂西的肃反，可见他是把文革与湘鄂西肃反相比拟的，同时他也深知，文革之祸，是大大超过湘鄂西肃反的。贺龙元帅没有死在夏曦手里，却死在了文革动乱中，贺龙终究没有逃过“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