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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

当代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已过百年，传统礼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毁。但是，由于法治启蒙始终没完成，绵延数千年的礼制观念依然渗透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了国人外“法”内“礼”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法治之“法”与礼制之“礼”，这是性质迥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前者是依存服务于平等契约社会的法治规范，与公民道德接轨；后者是依存服务于差等亲缘社会的礼纲规范，与儒家道德接轨。礼制规范中：上下身份讲“忠恕”，彼此权力责任不对等：君对臣有权无责、臣对君有责无权；左右身份讲“仁义”，彼此权益分享对等回报：弟兄互敬，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道德，维护的就是礼制规范，先贤称之为“私德”。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国人有“私德”无“公德”等道理，梁启超等早已论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经当代“大师”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两者便被混为一体、雌雄莫辨了。这样，当代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自认为是现代公民了，脑后却盘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辫子”。只要从当代国人观念中，抓住这条“辫子”，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便显露出来了。

1、“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行为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如贪官有多少豪宅、包养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义的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对手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２、“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证据。国人对“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只要当过一届市长，就是终身市长，退休变成老头，还是“老市长”。“市长是我同学（哥们、战友）”，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丄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忠诚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文强坦言：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丄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官员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便会受到特别关照；一些官员秘书、亲戚甚至“山寨局长”都能打着官员旗号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这便出现中国老太向美国移民官当场送钱、当场被捕的“纽约故事”）。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

３、“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国人的责任观念

封建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当年在文革中无论做了多少恶，一句“万恶四人帮”，就都变成受害者了。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丄权，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国人沿循这种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责任是怎么回事。国内某些城市重复车检、且以车检为名乱收费，司机们年年骂、却年年照交费。在一些非洲国家，华人正是因此成为当地官员、警察和黑社会轮番敲诈对象的。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一面与学术腐败共舞，靠抄袭剽窃炮制泡沫学术盗名窃利，一面也把责任推到“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上，自己装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这种表演看着便叫人恶心！目前的学术体制反学术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觉“为娼”学者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续并强化的。退一步说，这个体制问题再多，也没糊涂到允许你抄袭呀！

４、“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士兵突击》中的七连长，他定的规矩自己却忘掉了，就因为它原本是约束战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丄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惮，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地方交丄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长乘一警车牌照轿车被“收费”了，局长们便大打出手。局长震怒的原因当然不在区区5元费用，而是你小小收费员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某作家从美国接受法治精神回国，空旷马路上遇红灯自觉停下，结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号连带一句京骂。在国人眼中，老实守法，绝对是傻X！当然，真正“牛人”，则是违章、违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职业的腐败“肩客”，某些地方政丄府“跑部钱进”，有时还需依靠他们。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本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北欧一留学生的房东只听广播不看电视，一问方知，她停止交费了。留学生说，你就开机看一会，反正没人知道。女房东听后，瞪大眼睛，半晌没说出话来。中国法官曾向美国同行请教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方楞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美国人傻”时举例：自己在美国“买”一台摄像机，给亲戚录完后便“无原因退货”了。当我听说此事时，自己脸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红！

５、“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标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眼下，各种校友、战友、同乡聚会，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续结“情缘关系网”上，而“网纲”，就是“权力”。各种聚会上，按官职排位；讨论议题时，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庆如此、同族议事亦如此。这种官本位的“面子”绝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权力拥有者承担相应“给面子”义务，即将其权力与同学、战友、哥们、亲友分享。因此而获小利者，道一声“谢谢”便了事，这属“干巴人情”；因此获大利者，则必送厚礼，尽“打人情”的责任。这样，一套“讲面子”程序走完，某些违法交易双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赢得了“会办事”、“够哥们”、“讲义气”的美誉。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丄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因为有些面子是必给、不给不行的。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中国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譬如，文强向派出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实际上，国内某些地区揭露出的贪官少，未必是腐败不严重，只是官员间关系网盘根错节，被面子法则罩着而已。

６、“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

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

“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