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超级字跟树脂字区别:[转贴]今天我们怎样传承五四精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2 17:52:23
五四到了，漫步在一条城市的臭河沟边，看到路边被花坛圈起来的一棵巨大的榕树。树边插着一排商家五一促销的彩旗，树上一些不知何处吹来的彩带和纸条还来不及清理，粘在树枝上飘摇。
1919年的夏天，自由的站在河边的榕树，每天天一亮都看到，小河是清澈的，河里甚至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而河的对岸有成片清香的稻田。傍晚的时候，总是可以听到河畔边、稻田里此起彼伏、高低有致的蛙声。
1919年的夏天，站在河边的大榕树也看到一些年轻的民国人，摇动着小旗，呼喊着民主自由的口号，从河边水门汀的路面上和路边的杂草中走过，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围观，年轻人们在声援北平的运动。他们的远去的身影在历史的黄昏中被拉长，深深地印在老树的年轮里。老树也只有在七十年后才又看到那些年青、单薄而有朝气的身影。
五四的将临，如今却是一个共和国已不再年轻的时代。北大早已没有了蔡元培、陈独秀，倒是各大学多了几位因为殷勤周旋在石榴裙边而出大名的校长。在一个思想被高度遏制的时代，高等学府里独立的学术精神都在被遏制。所谓的高等学府，无非也不过是官粹集团眼里的一块肉。在这个通货膨胀、猪瘟横行的时代，他们对高等教育需要的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文化，他们需要的是猪肉。官粹们把持的猪肉教育中，民主和自由不再是每一位公民所必需的理念。猪肉教育的不传之秘就是要思想去势。
1900年的混乱是历史上一次十分有意思的亢奋，但这也是1919年的一个起点。我一直十分好奇，这种亢奋可以否认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吗？那么请问，不要民主你们要什么？江姐在临终前安静的梳理着她洁净的头发时，她心目中的革命目标是为了民众们接受专制政体？那么再请问，不要自由你们要什么？斯巴达克斯们为了自由可以去和奴役的雄狮肉搏。如今却有些心思深若黑龙潭的高人们，一再蛊惑我们，自由是地球另一边的东西。那么请问我们应该自觉戴上锁链、在身体上印上烙印吗？那么请告诉大家，我们应接受谁的奴役？
二十世纪初叶，清廷改革讨论要废除太监制时，朝堂上下都认为太监制是极不文明行为，摧残人性、伤害人类良知和民族尊严，应该废除。令人意外的是，刚要发动，却遭到李莲英为首的太监集团的激烈抵制。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在谈自由谈到阉割的问题，让我对李公公的激烈抵制有了较深的思考。可能在年轻时刚开始被去势的时候，他们也觉得疼痛，也仇视那些净身的师傅。但随着他们在深宫后院里被奴役惯了，做阉奴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本领，他们也享受着最高权力享受后剩下的锦衣玉食。随着他们被一些官僚们添屁孝敬惯了，做阉奴成了他们的荣耀。做阉奴也可以光耀三代，可以家财万贯，可以有干儿、干孙们尊敬伺候。一旦听说要废太监制，他们怎么过活？他们还有什么荣耀？他们到哪里捞银子？这些他们怎么肯接受。即使宫廷里规定几年还要挨一刀，已保证去势去的干净，老阉奴们也是毫无怨言的。本来是受害者，他们却甚至产生了对净身刀的崇拜。
阉人的哲学就是希望天下人尽量多去势。当然绝对的最高权力那根阳物一定要留着。没有了绝对的最高权力君临天下，春欲无边，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
被净身者最怕的宿命就是知道要废除净身。去势的人多了他们才相对不会过于自卑。一旦宣布要停止净身，那就是宣判他们的末日。只要知道不会再有后来者，他们不止担心饭碗和前途，他们的自卑感就伴随着巨大的孤独感恐怖袭来。所以他们要激烈抵制废除太监的改革。二十世纪初的李莲英要急着净身新太监，急到没心思去伺候主子。二十一世纪初的太监们又何尝不着急？他们急着干什么呢？
五四精神的关键在民主和自由。那么民主是什么，简而言之，民主就是民众当家作主。我看对民主和民主价值也不必解释到普世价值的高度。民主只是和吃饭睡觉一样普通的东西。是中性的，但我们都需要。也就是说民主是基本“需要”。
有人说不能接受地球那一边的价值观念，那么请问你可以接受民众自己当家作主吗？这应该没有问题吧？你不要告诉我民众没有当家作主的能力，所以需要代表啊。要代表可以，但那必须是民众自由选举的代表，必须是民众认识并听命于民众的代表，必须是贯彻民议（代行民议）的代表，必须是产生于民意并可以被民意罢免的代表。否则民众怎么知道代表们不是伺候最高权力的阉奴呢？民众无法控制约束的代表，怎么能保证不会出卖民众利益呢？
民主价值作为一种公认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崇高，而在于其普通。
自由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看到一些人在否定自由，细究他们的理论无非是讲自由的边界问题。绝对的自由就是不自由，但同时，有自由的边界问题，就可以实证有自由。
比如言论自由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点。你必须有言说自由，你才能讨论言论自由的边界。简而言之。你要让大家有权利把话说出来，你要保障大家把话说出来的权利，这样讨论才有意义。话不能说出来，还讨论什么？
理解了这个基本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坚决捍卫“说错话”的自由。要捍卫说错话的自由关键在于，在可以讲话的情况下，没人敢保证自己言说永远“正确”。是人就会“说错话”，神圣除外。既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捍卫“说错话”的自由，就是捍卫说话的自由。
伟大光荣正确时代的大太监们一再纠缠“说错话”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他们不知道是人都会说错话，他们无非是希望大家都用一个声音讲话，或者大家干脆不要讲话。这样就会产生大家不会“说错话”的错觉。他们殷切是希望尽量多的人进行思想去势，多增加一些小太监。
特别要注意，从历史而言“说错话”肯定是个相对概念。比如纪念改革三十年，大家都在怀念“真理标准的讨论”。那么在“两个凡是”的理论体系下，“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否是明显的“说错话”？
相对的基础上的绝对正确，那肯定是谎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会有特别多的谎言。
再者绝对正确还需要讨论吗？但不讨论怎么会有进步？所以“错误”言论正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也是文明的推动力量。一个国家，假如连“说错话”的权利也剥夺了，陷入绝对的正确，那就是彻底堕落。
五四反对圣人之论，关键也在这里。既然是圣人之言，当然有绝对的言说正确，后人的解读再新也不可能彻底超越甚至颠覆，从而使中华民族思想的高度永远的停留在两千年前，甚至还不能再有其它的思想山头，这不是十分荒谬的吗？圣人的权威越不可挑战，民族的文化就越绑越死。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智慧被捆绑在几本圣人之言里，既然不会有新的高度，思想的衰落就是难以避免的。
谈自由，要认识到自由也不是什么奢侈的权利，自由只是我们的基本“本能”。
谈到自由，太监们是最反对自由的。人家要他自由，简直让他如丧考妣。即使公公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已经破灭了，不好再公开讲了。他们还要尽量躲藏在绝对权力宫殿的小耳房里，他们还要尽量躲藏在他们往日的记忆里。
又是五四，北大那个贴满小广告的地方据说也被清理了。历史上那里曾经是个贴满标语的地方。1919年的队伍是从那里出发的吗？
1919年的夏天，自由的站在河边的榕树，每天天一亮都看到，小河是清澈的，河里甚至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而河的对岸有成片清香的稻田。傍晚的时候，总是可以听到河畔边、稻田里此起彼伏、高低有致的蛙声。
1919年的夏天，站在河边的大榕树也看到一些年轻的民国人，摇动着小旗，呼喊着民主自由的口号，从河边水门汀的路面上和路边的杂草中走过，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围观，年轻人们在声援北平的运动。他们的远去的身影在历史的黄昏中被拉长，深深地印在老树的年轮里。老树也只有在七十年后才又看到那些年青、单薄而有朝气的身影。
五四的将临，如今却是一个共和国已不再年轻的时代。北大早已没有了蔡元培、陈独秀，倒是各大学多了几位因为殷勤周旋在石榴裙边而出大名的校长。在一个思想被高度遏制的时代，高等学府里独立的学术精神都在被遏制。所谓的高等学府，无非也不过是官粹集团眼里的一块肉。在这个通货膨胀、猪瘟横行的时代，他们对高等教育需要的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文化，他们需要的是猪肉。官粹们把持的猪肉教育中，民主和自由不再是每一位公民所必需的理念。猪肉教育的不传之秘就是要思想去势。
1900年的混乱是历史上一次十分有意思的亢奋，但这也是1919年的一个起点。我一直十分好奇，这种亢奋可以否认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吗？那么请问，不要民主你们要什么？江姐在临终前安静的梳理着她洁净的头发时，她心目中的革命目标是为了民众们接受专制政体？那么再请问，不要自由你们要什么？斯巴达克斯们为了自由可以去和奴役的雄狮肉搏。如今却有些心思深若黑龙潭的高人们，一再蛊惑我们，自由是地球另一边的东西。那么请问我们应该自觉戴上锁链、在身体上印上烙印吗？那么请告诉大家，我们应接受谁的奴役？
二十世纪初叶，清廷改革讨论要废除太监制时，朝堂上下都认为太监制是极不文明行为，摧残人性、伤害人类良知和民族尊严，应该废除。令人意外的是，刚要发动，却遭到李莲英为首的太监集团的激烈抵制。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在谈自由谈到阉割的问题，让我对李公公的激烈抵制有了较深的思考。可能在年轻时刚开始被去势的时候，他们也觉得疼痛，也仇视那些净身的师傅。但随着他们在深宫后院里被奴役惯了，做阉奴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本领，他们也享受着最高权力享受后剩下的锦衣玉食。随着他们被一些官僚们添屁孝敬惯了，做阉奴成了他们的荣耀。做阉奴也可以光耀三代，可以家财万贯，可以有干儿、干孙们尊敬伺候。一旦听说要废太监制，他们怎么过活？他们还有什么荣耀？他们到哪里捞银子？这些他们怎么肯接受。即使宫廷里规定几年还要挨一刀，已保证去势去的干净，老阉奴们也是毫无怨言的。本来是受害者，他们却甚至产生了对净身刀的崇拜。
阉人的哲学就是希望天下人尽量多去势。当然绝对的最高权力那根阳物一定要留着。没有了绝对的最高权力君临天下，春欲无边，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
被净身者最怕的宿命就是知道要废除净身。去势的人多了他们才相对不会过于自卑。一旦宣布要停止净身，那就是宣判他们的末日。只要知道不会再有后来者，他们不止担心饭碗和前途，他们的自卑感就伴随着巨大的孤独感恐怖袭来。所以他们要激烈抵制废除太监的改革。二十世纪初的李莲英要急着净身新太监，急到没心思去伺候主子。二十一世纪初的太监们又何尝不着急？他们急着干什么呢？
五四精神的关键在民主和自由。那么民主是什么，简而言之，民主就是民众当家作主。我看对民主和民主价值也不必解释到普世价值的高度。民主只是和吃饭睡觉一样普通的东西。是中性的，但我们都需要。也就是说民主是基本“需要”。
有人说不能接受地球那一边的价值观念，那么请问你可以接受民众自己当家作主吗？这应该没有问题吧？你不要告诉我民众没有当家作主的能力，所以需要代表啊。要代表可以，但那必须是民众自由选举的代表，必须是民众认识并听命于民众的代表，必须是贯彻民议（代行民议）的代表，必须是产生于民意并可以被民意罢免的代表。否则民众怎么知道代表们不是伺候最高权力的阉奴呢？民众无法控制约束的代表，怎么能保证不会出卖民众利益呢？
民主价值作为一种公认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崇高，而在于其普通。
自由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看到一些人在否定自由，细究他们的理论无非是讲自由的边界问题。绝对的自由就是不自由，但同时，有自由的边界问题，就可以实证有自由。
比如言论自由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点。你必须有言说自由，你才能讨论言论自由的边界。简而言之。你要让大家有权利把话说出来，你要保障大家把话说出来的权利，这样讨论才有意义。话不能说出来，还讨论什么？
理解了这个基本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坚决捍卫“说错话”的自由。要捍卫说错话的自由关键在于，在可以讲话的情况下，没人敢保证自己言说永远“正确”。是人就会“说错话”，神圣除外。既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捍卫“说错话”的自由，就是捍卫说话的自由。
伟大光荣正确时代的大太监们一再纠缠“说错话”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他们不知道是人都会说错话，他们无非是希望大家都用一个声音讲话，或者大家干脆不要讲话。这样就会产生大家不会“说错话”的错觉。他们殷切是希望尽量多的人进行思想去势，多增加一些小太监。
特别要注意，从历史而言“说错话”肯定是个相对概念。比如纪念改革三十年，大家都在怀念“真理标准的讨论”。那么在“两个凡是”的理论体系下，“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否是明显的“说错话”？
相对的基础上的绝对正确，那肯定是谎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会有特别多的谎言。
再者绝对正确还需要讨论吗？但不讨论怎么会有进步？所以“错误”言论正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也是文明的推动力量。一个国家，假如连“说错话”的权利也剥夺了，陷入绝对的正确，那就是彻底堕落。
五四反对圣人之论，关键也在这里。既然是圣人之言，当然有绝对的言说正确，后人的解读再新也不可能彻底超越甚至颠覆，从而使中华民族思想的高度永远的停留在两千年前，甚至还不能再有其它的思想山头，这不是十分荒谬的吗？圣人的权威越不可挑战，民族的文化就越绑越死。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智慧被捆绑在几本圣人之言里，既然不会有新的高度，思想的衰落就是难以避免的。
谈自由，要认识到自由也不是什么奢侈的权利，自由只是我们的基本“本能”。
谈到自由，太监们是最反对自由的。人家要他自由，简直让他如丧考妣。即使公公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已经破灭了，不好再公开讲了。他们还要尽量躲藏在绝对权力宫殿的小耳房里，他们还要尽量躲藏在他们往日的记忆里。
又是五四，北大那个贴满小广告的地方据说也被清理了。历史上那里曾经是个贴满标语的地方。1919年的队伍是从那里出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