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装备小子第二集:你所不了解的邻居 日本“表”与“里”

在灾难面前，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日本？日本国民表现出的高素质又源于怎样的心灵力量？王选女士早年留学日本，后在日本工作生活，曾任中国细菌战原告团长，与日本政府进行了15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王选和日本社会有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她以多维的视角，从现实和历史出发，剖析了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日本国民性。

日本这么小一个国家，往哪儿逃？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地震、海啸加核电站事故，让中国人再度聚焦日本。作为1980年代即留学日本，后又和日本政府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人，你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国的？

王选（以下简称“王”）：虽然我和日本交往很多，但这次地震对我的触动还是很深的。对日本人来说，自然界是不确定的，无常的，他们会主动去设想并讨论日本列岛的沉没，过去我觉得他们过于担忧了，但现在发觉还是有根源的。

靠海而生造就日本人“船上人的性格”。人生是漂浮的，流动的。人随船走，也就不贪浮财。日本人还常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丸”在日语里就是“船”的意思。船上的人在海上活动，要想打到更多更大的鱼，就要同生共死，同担风险。

有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有了什么事，可以逃到新疆去，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一辈子不见面。日本这么小一个国家，往哪儿逃，一逃就到头了，所以好歹都得一起过。

一个被围了2000年以上的岛国，人就被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日本人有时称他们的国家为“孤岛”，被海洋包围着，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又进不来，连成吉思汗的军队都没打过去。

人们喜欢拿中国和日本作比较，实际上两个国家在很多基本的方面就不对等，不对等怎么比？

中国历来有“天下”的概念，历史上融入中国的民族有多少，中原的开封、福建的泉州还有犹太人呢。而日本人呢，都是一个民族，一家子里的人。

1990年代初，有西方人评论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部落。随着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和社会的不断开放，那里的年轻人打工攒了钱就出国，也不在乎“终生雇佣制”了。我在日本留学时，打工教过托福考试班，班里的学生都到美国、欧洲留学去了。

不过，大多数日本人学的都是“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去西班牙学弗拉明戈舞、去法国学烹调、去英国学英式英语、去美国学美式英语，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不像中国人那么在乎学位。

“日本式微笑”中的淡定

记：地震后，一个中国记者去采访一个日本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家园和所有的一切，但老人脸上没有悲痛，而始终有微笑，这是中国记者所不能理解的。这是否就是西方人所说的“日本式微笑”（Japanese Smile）？

王：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经历这么大的灾难，心里都会感到悲痛，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日本的社会文化不鼓励人感情外露，喜形于色。比方说，日本电影里演员的感情是很节制的，比如高仓健，话憋在嘴里，泪是收回去的。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的表达就比较开放。但是高仓健在中国也很有人气，他收敛的表情还是把想表达的都表达了。

在日本，“沉默是金”。“雄辩”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缺点。话越少越好，敛而不露，特别是男人。在日本，最受喜欢的品性也许就是“majime”，即“忠厚、老实、认真”的意思，有时还有“刻苦”的含义。
所谓“日本式微笑”是有的，在日语的教科书里也有提到。这种微笑让西方人觉得别扭，中国人也不习惯。在完全不应该笑的时候，嘴上挂起一丝微笑，那种感觉一时还真找不到词来形容。我到现在都不习惯。

记：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很了不起，素质高、有秩序，但也有日本人认为这样不好，是被压抑出来的，这里面有一种有趣的错位。

王：好几年前，我就领教过日本人的“淡定”。有一次，我坐新干线从东京回关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车子开得很慢。过了一阵子，车上广播用一种非常机械、低闷、乏味的语调说，因为前方大雨，车子不能前行，非常抱歉。然后车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哪儿。

全车厢的人，没有一个人吭声，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夜，车厢里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实在单调难忍。灯光昏暗，又不能拿出书来读。

突然，广播里又叽里咕噜讲了几句，还是那种沉闷乏味的声音，列车慢慢地开了，把我们拉到离东京不远的静冈站停了下来。车门“刺啦”一声开了，大家下去活动，我也跟着一起下了车。原地跺脚的时候，我和边上一个人打了个照面，他笑了笑，眼睛还是亮的。

几分钟后，大家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静。车子一路开到关西，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

那一个笑容，是这一整夜我和同一车厢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点像村上春树的小说？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什么都不问，不必问，他绝对信任新干线的处理。另外，他也别无选择。

内心还护着一个“里”

记：微笑、礼貌、谦让、道谢，日本人的脸上好像有一层壳，带着一张面具，你看不到底下的东西。

王：彬彬有礼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距离感。19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许多外国人到日本去，包括中国的留学生，都会察觉到这种人为的距离感。

日本精神分析临床医师土居健郎有两本名著《依赖的构造》（第1版1971年，第2版1989年，弘文堂）和《表与里》（1985年，弘文堂）先后被翻译成英文，以满足英语文化圈的人理解日本人的需要。

2006年，《依赖的构造》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书名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其实“依赖”——“amae”一词在中文里并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大致上比较接近“依赖、依附、依存”的意思。“amae的构造”指的是人群内部，比如家庭、团体、企业等关系很近的人之间的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存关系，这种关系使被绑定的人们不去把道理讲得清清爽爽，把是非分得明明白白。土居健郎把这种日本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依赖的构造”。

记：《菊花与刀》里有一句著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话：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甘认摆布，既忠诚不二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等。

我们平时看到的日本人似乎都在印证这个说法，比如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卧在榻榻米上；拼命工作，加班以致过劳死，下班又疯狂喝酒唱卡拉OK。这是不是就是日本人的“表”与“里”？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性格当中的分裂倾向更大吗？

王：这就涉及到土居健郎写的另一本书《表与里》了。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或者完全一样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得分成“表”与“里”。显示的一面是“表”，是社会化需要的角色，而私下内心里还护着一个“里”。英文版《表与里》的副标题就是：个人与社会。

日本人一般不在别人面前谈自己和家人。在人前袒露，会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他们总是用周到的礼貌，小心地守着自己的那块“里”的空间。日式的房子里有可以拉的纸和木架的门叫“障子”，随时拉起来就隔出一个独立的空间，当然“障子”和墙不一样，没有完全隔离的功能，只是“遮挡”。这是一个小巧的国度里的人既互相依存，又要保持相对独立用的一种道具。

日语里面还有“私的语言”，这在中文里就没有。

举个例子，日本人在公开场合称呼对方的时候，需要视对方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选择称呼，没有中性的“you”（你）这个词。甚至在对方面前提到自己时，也要选择合适的称呼，没有中性的“I”（我）这个词。假设说这是“表”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或在自己的脑子里思考的时候，称呼自己和称呼别人就不受以上约束，完全可以用比较随便的称呼，或者带有憎恶喜好色彩的称呼，那就是相对于“表”的“里”了。这种“私的语言”表达还不限于人称。

“依赖的构造”和“表与里”是互相作用、相互存在的。日本人不能叛离这种依存结构，于是就有了这种两重性。这还不是一般心理学上所说的分裂的两重人格，所以中国人需要习惯于透过这两重关系来理解日本人。

作为人，日本人肚子里的喜怒哀乐和你我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铁、电车里秩序好。我个人的经验是，上了电车，如果有空座位，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动作快，先坐上了。我算是灵敏的，但不能和日本人比，他们敏捷得像魔术师，不动声色，还温文尔雅。

不能破的“型”

记：初到日本，街上的招牌很多是汉字，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长得差不多，会让人以为两国很相似；再深入了解，又发现日本很现代，很西方。而实质上，日本不东也不西，有的学者说，日本好似洋葱，剥掉东方的，剥掉西方的，核心什么也不剩了。

王：中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基因的混合，和美国差不多，只是移民的时代和条件很不同，融合的过程也很长很曲折。日本人成天在一起，又不能得罪别人，只有把自己适当地包起来。

日本人离开这个“场”，置身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场”，原来的压力系统突然没了，会手足无措，原来被框在里面的东西会反弹出来，日本军队侵略战争中的大量暴行，和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土居健郎在《依赖的构造》里也提到：“所谓‘出门在外，无所顾忌’。就是说在家门口时，均进进出出礼貌待人，谨言慎行，一旦到了异国他地，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曾多次遭受外国人的非难和指责。”

话说回来，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习惯外国，没那么不自在了。由于从小就要参加很多体育活动和训练，他们一般来说体格健康，再加上礼貌的举止，很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

1990年代初，日本人有钱了，男女老少皆出国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美国。到了美国，日本人有两大惊叹：一是“哇！美国实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国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性格，富有攻击性。他们告诉我，在美国，你要生存，就不能有日本式的谦让、礼貌和淡定。

日本人说他们的文化是“be”文化，是被动的，顺其自然而存在的文化，而西方是“do”文化，是主动采取行动的文化。

日本人身上的许多东西都被装进一个框框里。日本是一个“型”的社会，“型”是方式的意思，刻意遵守社会行为和习俗。在这个过程中，也寄托了美学。

比如说一个礼品，至少有三层包装，最后放入一个带有漂亮图案的口袋。每一层包装都是令人叹息的美丽，但里头可能就是一块豆腐。对日本人来说，打开礼物的过程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愉悦，也是礼物的一部分。这也是节俭的日本人的一种奢侈吧。

在日本，“型”几乎是不能破的。如果你送人的礼物只有两层包装，这不只是失礼，甚至于你就是错了。

日本制作军人佩刀的匠人，只管把刀磨得坚韧、锋利，这就是他的价值。至于锋利的刀，终究是要用来架到人的脖子上这回事，他们是不问的。日本的茶道、柔道里的规矩也是这样。

另外，在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不能推翻的，不像中国，农民、乞丐也可以当皇帝，只要你有本事把原来的皇帝打倒在地。

畸型的“依托式民主”

记：日本人的国民性格里有抑郁、悲观的一面。日本人似乎有一种怕被抛弃的感觉，他们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忠诚度特别高，这有什么社会、制度或者文化方面的原因吗？

王：日本人有保险、相对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次地震海啸，政府也出来说要埋单。日本老百姓知道有人会来管他们，有安全感。中国人没有这种安全感。历史上，中国人往往依靠家族、亲戚的帮助避难救灾。中国人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自己想办法救自己。

中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隐忍有秩序？那怎么可能！中国就是一个插队的社会嘛，大家都找关系，不就是插队吗？

当然现在社会提供的服务多起来了，插队的必要性在降低，高铁、高速公路，不插队、不争先恐后也能坐上舒适的座位。不过，还是经常有年轻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起身地告诉你，请你换到他原来的座位上去，也不管你是否乐意。我坐日本的新干线二十多年了，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一次换座位的事。

记：日本人就这么简单把自己全部交给别人吗？

王：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荣誉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观察家。他在日本地震后发表的文章中说：日本人不愿意借自己的苦难而给他人添麻烦，他们相信并且依赖由精英组成的日本高层，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被日本人称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种依赖结构的社会心理吧。这算不上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来应该是要自己行使、管理自己的权利的。

但这次海啸暴露出这种“依托式民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缺乏对精英的监督是很要命的。少了监督，精英难免怠惰，管理难免有失误。自民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给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党政权想改变官僚政治，显然遭到了一个死板僵化的结构性阻碍。

日本社会有个惯例，政府部门里的高级官僚退休后，就到东京电力这样的大企业里任职，称为“高官空降”。因此东京电力有十几个副社长。前一段时间菅直人政府废止这种惯例，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大企业和自民党的关系可以用千丝万缕来形容。一般是大企业从政府拿大单子，再转手承包给中小企业，包括进出口的配额。大企业靠这些退下来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国家的政策也靠这些大企业来支持，大企业也把自己手里的选票交给自民党。

东京电力这次受到日本媒体的质疑。核泄漏危机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为因素，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断。

反正这一震把日本的问题也给震出来了。菅直人说这次地震对日本的打击超过了战争，我想是没有的，但肯定是战后（受打击）最大的。

这次不少中国人在赞赏日本人的隐忍，我想还是再看一阵子再评价。日本是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战后美国第一任驻日大使赖肖尔有一句名言，说“日本是一个不需要爱国教育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