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战在线阅读:辜鸿铭的辫子与斯德哥尔摩症

辜鸿铭的辫子与斯德哥尔摩症

打印 订阅 刷新 肥佬  高级会员   发表于：2010-03-16 15:12   只看该作者 发帖 1344    精华：1   注册时间：2009-7-27    发短消息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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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警察马上赶来，绑匪将4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6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为劫匪辩护，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其中，一位女职员被迫跟其中一劫匪浪迹天涯了。在逃跑期间，这女孩就认同了强盗，和强盗一起干盗窃的事，就从了人家，在顺从下产生奴性，慢慢就适应了，甚至爱上了这强盗，要嫁给这劫匪了。被劫持者在经受随时会被杀死的极度恐惧，又感受到劫匪没把他们杀死、还给他们食物和水的恩慈，使他们心存感激，这就是奴性。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症状是：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简言之，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你被一个力量长时期压迫的时候，久而久之你对压迫你的势力认同了，你成了心奴。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现象。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研究表明，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种心理疾病，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①受害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②受害人处于完全的绝望之中，感到无路可逃；③加害者偶尔施小恩小惠于受害人；④受害人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加害者愿意让他们知道的，加害者不愿让他们知道的信息则被屏蔽。研究还表明，只有极少数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具有天然免疫力。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好似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与人质一样，全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斯症的四个形成条件。不妨一一对照：

专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被统治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绑匪”国家的。第4个条件是封锁信息，是专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历代统治者都禁止言论出版自由，臣民基本上“聋哑瞎”，得不到真实的信息。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由此可见：在专社会里能存活的，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的现状，最终甚至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国家“绑匪”。

在专制体制下，专制当权者以绑匪的身份出现，而受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期望这个新“绑匪”恩赐活命的机会。这种强烈的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促使一些“人质”把绑匪誉为“大救星”。打中国建立起政权起，中国人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病，这病有利于一小撮人去实施绑架行为。绑架者说被绑架者的一切都是绑架者赐予的，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被绑架者要为绑架者歌功颂德：商朝灭亡了，有人缅怀商朝，痛恨周，甚至不吃周的粮食而饿死。周朝不存在了，儒家怀念周，认为那是个理想的时代。暴秦也因为空前的统一和长城被夸耀至今；即使是嗜血的外族建立的蒙元，至今还能听到赞歌。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了，到了民国，一批批已身患斯德哥尔摩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辜鸿铭留着着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他虽十分熟悉德国文化，但满脑子的奴隶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禧。他竟然说：“洋人不会因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汉人辜鸿铭已忘了汉人不留辫的历史，竟习惯做亡国奴！绝大多数汉人对自立、自主、自治的自由主义一窍不通，做了几千年奴隶而不自知，真是可悲！钟祖康说：“中国人之奴性有一种古今中外奴隶制度相形见绌的特色，就是做奴隶的往往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最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中国人奴隶通常会比奴隶主更热衷的去捍卫这个奴隶制度。”由此可见，这种奴性文化的存在，确实是几千年来号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陋习。而甘愿当奴才的，为数不少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表的知识分子，就是站在奴才前线上的中坚分子，他们通过指鹿为马、撒谎、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等方式，宣扬独裁统治的优越性。久而久之，民众在这些“专家”、“学者”的灌输下，也相信独裁统治比民主政治有更大的好处，拥护专制统治，从而盛产一批又一批的奴才，专制制度得以永远流传下去。

人质仰慕绑匪，因为绑匪驯化了人质。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的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得以传播。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独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独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毛泽东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全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英雄》歌颂暴君秦始皇，以军队屠杀平民的血腥场面作为“艺术”，供人欣赏。这样，会给世人以中国人野蛮、嗜杀、专制、落后的印象！杨金帮《说破“英雄”是杀人》：“两组镜头相映入眼：一组是军强马壮的秦军的凌厉箭雨漫天而来，摧毁一切；另一组是手无寸铁、奔跑哀号着纷纷中箭惨亡的赵国百姓。影片把全副武装的军队大规模杀戮平民百姓的过程拍摄得如此威武雄壮……从未有哪部影片胆敢把杀戮平民的军队当成正面歌颂形象的。”中国有想做秦始皇的人，有崇拜秦始皇的读书人，中国人的命运，便是数千年不变的被鱼肉宿命。秦皇们所需要的声音，无论他们怎样声称自己宽容，只会是绝对一统的专制。因此，只要中国仍然整天热衷于什么领导、统一之类，中国人就不可能彻底摆脱被鱼肉宿命。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吴思处处劝人们象羊一样的忍，可见，吴就是一个斯症患者。

吴思硬要把畸形的“血酬”合法化，与工资、利息、地租混为一谈，充分暴露了他的劫匪的高级奴才——师爷。吴思论证道：“劳动换取的收益是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这完全是黑社会的“绑票”行为的时候行话，却和正常的经济经济运行中的工资、利息、地租扯在一起，说明了如今“绑匪”也知识化了。

美国费城杰佛逊大学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主治医师杨景端博士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因此，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杨景端首先向人们揭示亿万华人患有严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他在哈佛大学演讲道：ZG的专制统治造成了华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说：“第一条，它对生命的灭绝和迫害。ZG从一开始，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8平方，一直到镇压FL功，每一次政治运动它都在告诉人：我会毫不犹疑地对你下手。第二条，它有给你小恩小惠的权利。它控制了你所有的生活资料，给你分房子、给你提级、给你平反。但是有一个前提，所有这些好处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第三条，就是让你的思想除了它之外接触不到第二种信息，除了它给你的，你不会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的话。”

经历几千年来的中国大陆，为何依然是专制独裁统治？究其原因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斯德哥尔摩症的毒素。而这种毒素的却是无形的，但祸害却是无穷，像DNA一样代代相传，渗入大部分中国人及港澳人的血液里，成了民主化一个巨大阻碍。毒素中的奴性文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一批又一批，而且不少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奴才的源源辈出，一般民众也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展现出奴性。最简单不过的，就是他们经常宣传没有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等等，本能地“奴才不敢，奴才该死”的被阉割者心态的话语，这不仅使独裁统治就显得理性气壮，也让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在中国大陆停止了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