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大逃亡3攻略:1882相关言论：近代学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7/08 22:05:18

梁启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梁启超一度甚为膺服。故而在1900年关于“利己与爱他”的讨论中，梁旗帜鲜明地为杨朱翻案。说道：“昔中国杨朱以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在梁启超看来，杨朱之学可救中国。
至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偕利己主义在中国四处蔓延，梁启超却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辜鸿铭：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祸深远
张之洞晚年标榜“中体西用”，颇有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观修正物质主义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用意。被辜鸿铭概括为“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中体）”和“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西用）”的古怪结合（马基雅维利主张为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辜鸿铭欣赏张之洞，但对“中体西用”的前途感到悲观：“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事实上，辛亥年之后民国溃败，正缘自这种政治上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失落已久，“西用”泛滥成灾，迄今未止。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1905年，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后，发表了《物质救国论》，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深刻“反省”自己之前的政治立场：未出国门之前，以为西方致强之本，在于哲学精深，道德文明。如今到欧美12个国家转了一圈，才发现中国数十年的变法皆为“误行”。欧美的道德风气不如印度、中国，欧洲之所以强，乃是有物质之学：
“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杜亚泉：物欲泛滥的丛林世界不可能造就共和与宪政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于1913年撰文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称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杜亚泉总结说：物质主义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三大祸害，一是刺激国民的竞争心，二是令人们的物质欲望亢奋，三是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在杜亚泉看来，这样一个为物欲所绑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和和宪政的，它只会成为威权的温床：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杜亚泉的判断是准确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反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即：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则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
北洋年间的政局，恰是如此。
资料来源：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袁咏红《黄祸论刺激下的日本人种民族优胜论》，载《世界民族》；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_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载《史学月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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