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购返利网:官场瘴气岂能用地气来驱？-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据报道，重庆南岸区规定，从今年开始所有机关干部，每人都要下乡种地，每年累计时间1个月。为不耽误正常工作，干部种地的时间多选择在周末。据悉，下乡种地情况会纳入年终考核。相关负责人称，一是让干部多和群众接触，二是可以体验生活、磨练意志。(《重庆晨报》5月5日))这可以看成是重庆“三进三同”的具体化，早前的《重庆时报》曾报道，为适应形势之急需、群众之热望，一套“倒逼”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的强力措施，正在重庆火热推行：数以十万计的机关干部“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重庆之所以祭出此举，肇因于重庆的执政者已经发现了官员们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官民对立普遍存在，在有些地区达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而这样做的目的，无外乎是要挽回流失的民心，强化执政合法性。但用这种“倒逼”的方式能否得到预期的效果，还是颇让人怀疑的。

　　诚然，腐化堕落、庸碌无为已经成为当代官场久治不愈的“痨病”，这种“瘴气”无所不在，就是把再好的“模子”放到这个环境中，也难免不会感染发病。中医中的瘴， 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多指是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与之同理，官场上的“瘴气”也是因腐而生，在“为人民服务”的光鲜招牌下蝇营狗苟，已经在某些“衙门”里成为常态，从“慕马”时代的沈阳，到今日罗荫国治下的茂名，都说明了这个问题。重庆也许看出了这种事态，并预见到了这一趋势将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本来就是个值得肯定的事情，但试图用“地气”来驱散“瘴气”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弄不好不仅“瘴气”未消，“地气”却受到了污染，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如此，官场的不良习气在管控的言论下轻易不会被民间所知悉，如果官员们把“下乡种地”只看成是一项任务而不是手段，也就难免“秀”出腐味来，其结果会让民众加深对官场的了解，强化官民的对立。

　　笔者并非尖酸刻薄之人，之所以有上面的想法，确实是多年来的经验使然。去年3月份，《广州日报》发表了一张图片，内容是重庆政协委员穿鞋套戴手套拿新锹植树，就遭到了网络围攻和挞伐，其效果与组织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很让重庆“杯具”。而更让人联想的是那些崭新的铁锹，傻子也知道它的来源是“三公”，而“作秀”以后，这些弱不禁风的哥们姐们的午餐还要消耗多少银子，就只让我们猜测的份了。事实上，这种植树的办法，除了为编排新闻服务以外，倒是帮了制锹厂的大忙。让“三公”消耗在植树上，是中国官员们的创造，至于植树的成本，自然无人讨论和置喙，取之于公用之于公，中间还可以夹杂点私货，岂不是大家都皆在欢喜的事情么。我之所以对南岸区的“下乡种地”担忧，关键是怕它向“政协委员穿鞋套戴手套拿新锹植树”这个方向深化，如果被我不幸言中，那得到的岂不是一个更大的“杯具”?

　　南岸区组织部副部长钱宇航说，干部不坐办公室，每年下乡种地，钱宇航说，这主要是让干部“沾地气”。钱宇航解释，所谓“沾地气”，一是让干部多下基层，多和群众接触，和群众建立感情;二是干部亲自下地劳作，可以体验生活、磨练意志。他说：“我们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干部们租地就能缩小城乡差距，这种逻辑怎么看都成问题。文革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其目的之一也是要消灭“三大差别”，其结果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某种程度上也带坏了农村的风气，在一些村庄，从安然静谧变得鸡飞狗跳，纯朴的民风从此不在，想必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是有深刻印象的。事实上，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可谓是“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最终的结局是“双输”。

　　南岸区的“下乡”活动，看来是不会给农民带来什么负担，而且会给农民带来利益。南岸区组织部副部长钱宇航说，种一块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干部直接与所结的“穷亲”联系，租赁“穷亲”1分的土地，每分土地租金1000元;二是干部委托单位集体承包一块土地，按照每人1分地的土地租赁给单位的干部职工，租赁土地费用标准依然是1分地1000元，费用由干部自己出。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租金真的由个人出的话，那么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强迫性扶贫，它的来源从理论上是出自公务员的薪水，而这种作法无疑是对他们权利和利益的剥夺，是一种纯粹的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是权力社会人身依附状态下的率性行为。公务员是公民。这一身份决定了公务员首先享有自然人的法律地位。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如果一项制度不具备可操作性，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架子”，永远摆脱不了“作秀”的质疑。只所以我把南岸区的“下乡种地”看作是“花架子”，其原因是因为它丝毫不具备可操作性。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如果向“穷亲”租地，因亲缘关系，亲属只要出具一纸证明即可。而官员们真的种没有种，这是一个无法验证的东西。而最后的结果是：亲属的一纸证明成了官员们合法的假条，其效用是一个月的假期。

　　二是如果由单位为干部们统一租赁，一亩地的租金为一万元，这天价的租金无疑会让农民们趋之若鹭。那么向谁租取，由谁拍板，就是一个严肃且敏感的问题。在现在的体制下，一把手的权力不断膨胀，当面对这个令人垂涎的“肥肉”，想不夹起来都难。这种严重违背市场定价规律的租金，在权力者手中必然成为腐败的“标的”。明明是想治疗腐化堕落、庸碌无为的官场“痨病”，却又搭建一个腐败的平台，这本来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三是在“三公”消费没有公开，“小金库”普遍存在，政府机关财务不透明的前提下，如何避免租金由公家承担本来就是个难题。同时，党政机关在现有的体制下，完全能够以其它方式来弥补干部们的租金。

　　四是耕牛犁田，雄鸡司晨，如果把这个道理应用到现实中，那就是每一种行业都需要内行去实践和经营，这是一种生活常识。谁都知道，官员从事的这管理工作，而“种田”毕竟是农民从事的职业，毕竟需要经验和实践，而且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业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劳作，其专业性已经不断加强。由此观之，让干部“下乡种田”是违背科学的“拍脑袋”决策。

　　由此观之，无论从操作层面还是从可能的效果上看，试图通过让干部们“下乡种地”来唤回民心，拉近干群间的关系，改变官场习气，消解官民对立的现实，都是无法做到的。无论南岸区的决策者们的出发点有多么美好，最终必然会沦为一场“政治秀”。如果有人对此抱怀疑的态度，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但一种实践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决策者必须要为错误决策担责，我想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种实践付出的最大成本是什么：

　　干部“下乡种田”最大的成本损失是“政务撂荒”。据悉，首先下乡种地的，是南岸区长生桥镇的73名机关干部。这73名干部在广福村集体承包了30亩土地。我不知道一个镇有多少机关干部，但一下子走了73位干部，政府几近“空巢”，政务自然无法运转，干部们“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就自然成为现实。官僚体制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每个零部件都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这部机器都无法运转，严重地影响行政效率。

　　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的实质就是人民的服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权利的集中代行者、是一种职务性的岗位责任。既然公务员是一种职务性的岗位责任，就要履职尽责，恪尽职守，这本来就是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符合“权责对等”的常识。而不管什么目的，如果为公务员凭空增加一个“种地”的岗位责任，并纳入全年的“政绩考核”，这是如何都不能讲通的，也是违背常识和有关法律的人治逻辑，必须要及时叫停。

　　古代的官员认为：“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其意是：“百姓的心意就在我心中，讲信用而不轻易改变，不负众望，才能使人信服，敬重你的公职，首先谨慎在没有别人监督下，能够保持自己的美德。”这是皇权时代的话语体系，是在极权专制体制下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但能够达到这种要求的，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寥若晨星，其原因是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仅靠道德的说教是无法让官员保持清廉的作为的。

　　要根治腐化堕落、庸碌无为的官场“痨病”，驱逐官场“瘴气”，最好的办法是限制权力和强化社会监督，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权为民所赋”，舍此别无它途。而当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讨论的阶段，要改变官场生态，收拢民心，重庆最应该做的就是要响应温总理的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并把它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中，而不是“特立独行”地去“赚眼球”，博“出彩”，搞短期行为，制造经验“泡沫”。要把民生做为根本，剔除“政绩迷恋”和“权力迷恋”的思维。否则，它将会对官员管理和反腐败工作形成一种误导，如果举国实验起来，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综上观之，重庆南岸区的让干部“下乡种地”，如果想不演变为“作秀”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