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踢法图解:扎根中国72年的“鬼子大夫”

　　他是日本人，侨居中国济南72载且以行医为生。济南人信服他的医术、敬重他的人品，但却给他取了个“鬼子大夫”的绰号。

　　侵华战争使立志救死扶伤的青年山崎宏由医生变为“鬼子”，而人性中的良善又令他甘当逃兵，并扎根中国行医。

　　2010年12月1日，103岁的山崎宏在山东济南安详地离世。家人根据他的遗愿，把遗体捐献给了济南市红十字会，这使他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位捐献遗体的外国友人。这位只在侵华日军军营中待过6个月，且未放过一枪一弹的“鬼子”，自愿以行医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并最终把自己也捐给了中国。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战争的魔鬼本质，同时也感叹人性的良善。

　　汉方医生被强征为大兵

　　1908年11月25日，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市一个汉方医祖传世家，其祖上三代行医。山崎宏父母早逝，在哥哥姐姐的拉扯下长大，后进入大学读医科，成为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汉方医师，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会员。

　　1937年，山崎宏被强征入伍，作为军医，随侵华日军步兵第10师团来到中国。30岁的山崎宏在当时的日本士兵中，是年龄最大的。第一站他被送到了天津塘沽驻防。

　　山崎宏出生于医学世家，治病救人是他从小的梦想，他也将其视为自己的使命，而他随军来到中国后，看到的却是一批批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儿童倒在日本士兵的枪口下。从救人到杀戮，这瞬间的转变让山崎宏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亲眼看到几个日本兵从一个中国妇女的怀里抢过一个二三岁的孩子，把孩子活活掐死。山崎宏冲过去要阻拦，却被推到一边。这件事坚定了山崎宏逃走的决心。

　　到中国6个月后，1938年4月的一天黑夜，山崎宏趁哨兵睡着，蹑手蹑脚地走出营房，一口气跑出好几十里。由于身上没有一分钱，山崎宏只好去乞讨。他不敢说话，生怕暴露了身份。中国老百姓通过他身上的军服辨别出他的身份，可还是给了他吃的，山崎宏感动得“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在恐惧和饥饿中，山崎宏昼伏夜行了四天后，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晕倒在一个农户的家门前。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那户农家的炕上，一对善良的中国农民夫妻救了他。离开前，那对农家夫妇给他准备了便装，还有干粮。山崎宏眼含热泪，向不知名的中国恩人深鞠一躬，继续赶路。他随着为躲避战乱而逃难的人流一路流浪，从河北到河南，从河南到山东。逃难的路上，没有人怀疑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落难人竟然是个鬼子兵。在模糊的记忆里，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随后他一路要饭，希望通过山东半岛某个地方能够坐船回到日本去。可惜连年的战火，连年的战祸，尤其是日本逃兵这样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令他寸步难行。久而久之，山崎宏也就放弃了回日本的打算，他沿路乞讨来到山东济南后停了下来，改名换姓，通过在济南的日本老乡帮忙，以日籍侨民身份，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管仓库的工作。

　　山崎宏在看管仓库的时候，经常从库房拿出些物资给那些穷苦的劳工出去换粮食活命。时间久了，引起日本领班的怀疑，报告给了驻守火车站的鬼子中队长，鬼子中队长把山崎宏抓起来，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山崎宏一口咬定此事与他无关，更没有供出那些穷苦的劳工。由于没有证据，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山崎宏的仗义，赢得了中国劳工们的敬重，几个和他脾气相投的人后来和他结拜为兄弟，并张罗着帮他成家。恰逢此时，有一个妇女带着女儿从河北唐山逃难到济南，经把兄弟们说合，做了他的妻子。刚开始，继女随母亲的姓，叫刘雍蕴，上小学时，刘雍蕴见别的同学都姓爸爸的姓就闹着也要姓爸爸的姓，山崎宏于是给女儿改姓，叫“山雍蕴”。

　　“鬼子兵”变身“山大夫”

　　70多年来，山崎宏一直在为那场战争赎罪。尽管作为一名被强征的士兵，他只参与侵华战争6个月，而且“一颗子弹也没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当时，在华的日本人包括反战同盟的盟员都陆续回国了。山崎宏也给哥哥寄去了信，写明了自己在中国的情况。很快，哥哥回了信。哥哥读信时喜极而泣，家人都以为山崎宏已经战死在中国，他的牌位在家里供了多年。当知道弟弟还活在世上时，哥哥在信里催他赶快回家。山崎宏想，中国的贫穷，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建设正需要人。他给哥哥回信说，他要留下来向善良的中国人民赎罪。就这样，山崎宏最终留了下来。

　　他把家安在了济南郊区，开了个小诊所，专为穷苦百姓治病。

　　没想到，诊所开张后的一周内，竟没有一个病人前来问诊。山崎宏心里很疑惑，一打听，原来人们对他的日本籍身份有所顾虑，一些人甚至叫他“鬼子大夫”，一直不敢找他看病。

　　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山崎宏很着急。一天，他听说有户人家的孩子发高烧，烧得都抽风了，便主动找上门去，把药放下就走。生病的孩子用过药后，很快就退烧了。那户人家登门致谢，并到处称赞他的医术医德。此后，山崎宏又医治好了几个病人，街坊邻里对他逐渐建立起了信任，找他看病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他一直坚持在条件艰苦的郊区工作，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即使深夜有人请他出诊，他也点上油灯，拿上一根棍子上路。当时济南郊区时常有狼出现，那根棍子是用来防狼的。他给病人开的药都很便宜，然而疗效却很好。尽管如此，当时仍有很多人看不起病，山崎宏就经常自己掏钱为病人买药。随着医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也越传越远，有些老百姓不知道山崎是个日本姓氏，还以为他姓“山”，都叫他“山大夫”。也有人因他是日本人而叫他“鬼子大夫”，后来“鬼子大夫”逐渐成了大家对他的昵称。山崎宏所在的地方划为市区之后，仍然有很多农村的孩子慕名找他看病。碰见他在诊所就在诊所看，不在诊所的时候，好多人就直接找到他家里去看病。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郊县的病人花两毛钱坐车来找他看病，然后再花一毛五分钱抓药。对此，山崎宏感到很欣慰：“病人都叫我‘山大夫’，看到很多病人通过我的诊治恢复了健康，我很高兴啊！”

　　山崎宏在日本时是个汉方医师，而日本汉方医正是由中国传去的，他们对汉药的认识，基本上与中国中医的认识相同。起初，山崎宏只是用自己已有的医学知识给中国人看病，后来他又克服了很多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拜老中医为师，认真钻研中医，把中医和西医以及日本医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对儿科三大病症：发烧、咳嗽、拉肚子，使用自己独创的三味汤、九味汤加减治疗，疗效十分显著。在蛔虫病肆虐的20世纪50年代，山崎宏更是自创了一个治疗蛔虫病的妙方，效果非常显著。

　　给穷人看病，向中国人谢罪

　　山崎宏在济南市的口碑挺好，很多人祖孙三代小时候都找他看过病。无论是谁，只要找到家里来看病，山崎宏都会接诊。在他家里看病是免费的，病人自己拿着方子去外面买药就行。有时候，来看病的人家庭条件不太好，山崎宏还要管人家吃饭，吃完饭再给点路费。

　　“文革”后，他的同事大多调到省里、市里的大医院去了，山崎宏也有多次机会进入市内大医院工作，但他却都放弃了，仍一直留在郊区的小诊所里：“我看病不是图好地方，农村的孩子更需要医生。我就想当个平头百姓，给老百姓和穷人看病。”

　　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但山崎宏几十年来一直居住在济南。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长得慈眉善目、说一口济南话的老人是一个日本人，更不会想到他曾是侵略过中国的“鬼子兵”。有人听说他在侵华日军中当过军医，还是个逃兵，就向他求证，他只是简单地解释，那是“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掠夺，破坏别人的生活”。关于战争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嘴里打探出这么多。他的身份以及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山崎宏在家话很少，从来不谈工作，更不提以前的事，家里人还是通过媒体报道才了解到他以前的情况。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评价他“对人很客气”。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在中国生活的72年间，山崎宏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运动。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由于山崎宏保留了日本籍，所以一家人都没有受到冲击。当时，山崎宏在济南郊区的一个卫生院上班，别人都出去串联闹革命去了，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时，山崎宏总是笑眯眯地回答：“我是日侨，我不干涉中国内政，我的工作就是给人看病。”他仍坚持每天照常上班，给病人看病。有一次，山崎宏看到有人正在书写大字报，写的是“打倒刘山奇”。山崎宏的妻子姓刘，他连忙去找卫生院领导，问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是不是要打倒他。卫生院领导调查后告诉他，其实大字报上写的是“打倒刘少奇”，只不过由于写得连笔了，“少”字看上去像“山”。卫生院领导还安慰他：“你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留下来帮助新中国搞建设的，是保护对象，不会有人打倒你的。”

　　1976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家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但他拒绝了。原本6个月的假期，他只休了3个月，便回到济南。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不是当时大家都很羡慕的“洋家电”，而是自己掏钱买回的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以及一个心电图仪，并把这些都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拮据。每次涨工资，他都跟卫生院院长说，要把机会让给别人。他曾经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中曾根首相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崎宏一直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

　　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为了能促成日本、和歌山市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身为牵线人的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还为此专门给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写信。中曾根康弘后来给他回信，并亲笔题写了“大道无门”四个字送给他。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与济南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正是从此时起，山崎宏开始被媒体所关注。面对来访的记者，这个已经沉默了几十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尽一份力量，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向中国人谢罪！我还要继续开诊所看病，我这辈子就给中国了。”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曾接触过大量当年的鬼子兵，并著有《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他说，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他以《侵华日军最后一名滞留中国的老兵》为题目，在他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山崎宏的传奇一生。

　　在85岁之前，山崎宏每天要跑三个诊所出诊。此后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才减少到了在自家楼下的七里山诊所坐诊。他晚年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坚持每天上午到诊所坐诊两个半小时，每次要给十几个甚至二十个病人看病。同事们不忍心看着这位百岁老人这么忙碌，就经常劝他注意休息。但一见到来求医的病人，山崎宏就心软了，累死累活也要给人看病。虽然诊所规定他每天上午只能接诊10名病人，但最多的时候，一上午有30多个慕名而来的病人等在门外，山崎宏坚持着给他们诊断完。就这样，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天。

　　由于山崎宏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每年，日本政府都会发给他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钱捐出去，而且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四川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2004年，97岁的山崎宏得了一场重病，家里人当时都已为他准备好了寿衣，没想到他坚持了下来。住院期间，他萌生了身后捐献出遗体用作医学研究的念头。他瞒着家人填好了申请遗体捐献登记表。由于他是日本国籍，没有章程可循，所以一直申请了将近四年，在2007年他百岁高龄时才获得批准。济南市红十字会为他颁发了遗体捐献证书，并授予他“济南市市中区红十字会荣誉会员”称号。

　　2009年8月，山崎宏获得了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领事颁发的“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以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2010年3月，山崎宏被评为2009年度济南市“城市面孔”十大人物之一。

　　2010年11月30日，山崎宏还在给一对来就诊的双胞胎患儿开药方，12月1日，他已离世。12月2日上午，山东省红十字会等有关部门在医院举行简单的捐献仪式并接收山崎宏的遗体，完成了这位103岁老人的最后心愿。

　　在扎根中国72年之后，山崎宏最终把自己也捐给了中国。家人本打算根据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但众多济南市民闻讯后纷纷自发找到他的家中，来送别这位令他们心生敬意的“鬼子大夫”。

　　摘自《人物》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