跆拳舞视频教学:北鸣燕蓟：没有了拉登，美国将更“反华”？

北鸣燕蓟：没有了拉登，美国将更“反华”？

　　5月1日，美国出动特种部队，击毙恐怖大亨奥萨马·本·拉登（又译为“拉丹”，在本文中两种译法均出现）。消息传到神州大地，击节叫好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如丧考妣者更有之。各种观点和评论杂陈于平媒网络、流布于市井巷陌。论争和诘辩自不可少。

　　有人将拉登誉为“反美英雄”，有人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来为其残暴行径辩解。媒体人胡舒立认为，这是以不计是非、只计利害的狭隘利害观看待拉登之死，是一种极其有害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恐怖分子是人类公敌》）

　　薛理泰虽然认为反恐战争是以武装冲突的形式体现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但也认为本·拉登被击毙堪称死有余辜。（《拉登死有余辜 谨防恐怖活动死灰复燃》）

　　史杰鹏以文言文体表达了支持反恐的鲜明立场，也可视为中国“文以载道”传统的体现。（《关于拉丹死事<春秋>三传的不同叙述》）

　　李铁则注意到，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基达的数百民众5月2日上街示威，向本·拉丹致敬，示威者还当众焚烧了美国国旗。示威的组织者称：“本·拉丹是穆斯林世界的英雄，他的殉道为他赢得了穆斯林战士的称号。”示威者的言论与巴基斯坦政府、众多民众的观点相冲突，但并没有示威者因为言论和示威行动而被逮捕，因为保护公民言论与和平表达的权利，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而信奉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拉丹是不认同这样的基本准则的。本·拉丹代表的恐怖主义本质是野蛮。“9·11”恐怖袭击和其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冲突”。恐怖主义是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的敌人。反恐战争也不是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的。从印尼到摩洛哥，从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埃及、土耳其到宗教上较保守的沙特、巴基斯坦……许多重要的伊斯兰国家都是世界反恐同盟的参与者，一起在捍卫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人类文明的敌人拉丹死了》）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执行主任的菲利普·泽利科佐证了李铁的观点。泽利科指出，虽然阿拉伯人或许并不亲美，但他们也不亲“基地”组织。阿拉伯人目睹拉登的追随者残杀了很多穆斯林，拉登的声望已经不断下降。（《拉登之死是座分水岭》）

　　身居美国的徐贲先生观察到，拉登的死，令许多美国人想到的，是“9·11”事件中以及之前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被拉登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所杀害的无辜死者。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再次感受无比沉重，而不是杀死拉登的狂欢与愉悦。徐先生发现，要描述他接触到的美国人对拉登之死的感受，用“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快人心”等都不确切，而英文的“profound”比较到位。（《“在坟地上跳舞”是不得体的》）

　　宋鲁郑认为，本·拉登的手段固然不足取，但其反抗美国霸权的出发点仍有其合理性。反对美国的不公正行径是阿拉伯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心声；只不过，有的人采取和平手段，有的人如本拉登采取暴力手段而已。宋先生还强调，恐怖主义的土壤就是美国自己。美国打死本拉登，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后，迁怒于石头而已。宋先生并注意到，在一项网络调查中，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对拉登之死感到“伤心”。宋先生认为，这“表现了网民的中立和客观”，“体现了中国网民对国家利益的注重”；而“这一切都可归于中国网民的日益成熟”。（《中国网民何以为拉登之死伤心？》）宋先生真是见解“独到”。而胡舒立则认为，恐怖活动绝非解决问题的合理有效途径，过度强调“土壤”，无助于人们认清恐怖主义行动反人类的本质。（《恐怖分子是人类公敌》）

　　可与宋鲁郑呼应的的是姚新勇先生，他认为拉登很可能在十天以前就已经死亡并被验明了正身，美国选择在其东部时间5月1日公布，是为规避前一天北约炸死卡扎菲之子和孙子会导致的对美国和北约的谴责（“炸死”说为卡扎菲政权单方消息——笔者注）。姚先生的文章让我们见识了“阴谋论”的又一种具体说辞。（《拉登之死与美国阴谋》）

　　对于中国网民的反应，李开盛的解读与宋鲁郑有同有异。李先生也认为，对于作为反美斗士的拉登的死去，“无法不引起许多中国人的惋惜”。“长期以来，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不是大国，却胜似一个大国，一直起着牵制美国战略重心的作用，在客观上减缓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但与宋鲁郑不同的是，李开盛指出，中国需要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了，影响的不仅是世界，更是自己。影响世界这样的宏图大业暂且搁下，把自己这个国家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影响’得更好更和谐更有尊严，这才是最大的要务。”（《从拉登之死谈起》）

　　笔者注意到，部分国人中还流传着拉登死后，美国战略重点将更倾向中国、加大遏制和围堵中国力度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些国人认为，没有了拉登，美国将更“反华”。这种说法，可追溯到十年前。早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就有一种言论认为：该事件导致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反恐，并寻求中国的合作，从而减弱了对中国的所谓战略压力和围堵。甚至还有人认为“9·11”事件救了中国（这些说法里的“中国”严格说来实为“中国政权”，即英文的state而非country或nation——笔者注）。这些言论的背景之一是当年4月发生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美国EP－3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活动，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在空中迫近欲将其驱离，两机相撞。当时报道说中国飞行员遇难；美国侦察机也受损，在海南岛迫降后飞机和机组人员被中方扣留，后以美方赔偿和中方将机组人员和飞机分别遣返而告终。虽然撞机事件在当时并未升级为危机，但其时不少国人将其与1999年发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遭北约轰炸等事件联系，认为美国“反华”意图张扬、“围堵”行动加剧，中国面临所谓“严峻的挑战”。而其实就在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当时美国是否以“反华”为对中国政策的基调，大可讨论。而确定无疑的是，当时中国大陆的“反美”情绪高涨。1999年“炸馆”事件时，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民众有自发的反美游行。2001年的撞机事件，对“反美”情绪更是火上浇油。

　　当然，“反美”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大陆多年来对国民从小就开始进行的红色意识形态教育和裁剪信息甚至断章取义式的宣传，这种“反美反帝反西方”的教育和宣传“功劳”不小，普通国民的思维一般会受其左右，除非能够独立思考、获取多方信息。“9·11”事件发生后，一些国人的欢呼雀跃就是反美情绪的赤裸裸外露。没有公开欢庆，私下却为美国被迫重点反恐而窃喜的中国战略家们，内心深处的反美意识也不可谓不浓厚。“9·11”事件救了中国之说，与其说是由于“9·11”事件真的改变了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不如说是反美情绪浓厚的国人自我感觉美国对华“围堵”/“遏制”被恐怖分子反美行动破解了。原先的“围堵”/“遏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判断，源于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所塑造的阶级“敌对”概念；后来的“恐怖分子帮了中国”之说是原先阶级“敌对”、“敌我”观念的延续。伯通在《本·拉登的确值得中国人怀念》一文中对这种观念作了清晰的归纳。那么，现在的所谓后拉登时代美国会更“反华”之说，其实仍是这种观念在背后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