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男第四第一期完整版:日本自卫队处理核危机为何怕死？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首相菅直人对于自卫队在此次参与福岛第一核电站放水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胆小怕死感到不满。

这件事由于缺少一手有效信息，被传得扑朔迷离。有报道称，菅直人在16日就命令自卫队出动直升机对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反应堆实施空中放水，但是，自卫队担忧核辐射量太高影响队员健康而放弃了放水行动。菅直人一气之下，命令警察厅出动东京机动警察部队使用高压水枪实施地上放水。自卫队因此受到国民的批评。

但当事者的军方进行了自我辩护，日本防卫省的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总参谋长)折木良一在17日刚刚结束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自卫队来说，参与核电站事故的处理还是从未有过的事，因此在许多方面没有“经验”，需要谨慎其事......我们很关注队员们的安全，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而长期旅居日本的作家俞天任则为自卫队大喊冤枉，认为“抗命”不知从何说起，菅直人政府不大可能对自卫队下这样的命令，即使自卫队因为害怕辐射而抗命，现在的日本传媒是不会进行批判的。因为自卫队员也是人，没有人能资格指责他们不愿接受辐射照射，再说日本自卫队不是军队，没有军法，所以所谓“临阵脱逃”是不构成犯罪的，在道德上也不受指责。

有意思的是，他同时承认，“救灾是自卫队的职责之一，自卫队救灾是份内的当然的事情。”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进行解释。

可是如此一来等于是消解了他前面的观点。既然“救灾”是日本自卫队的“天职”，作为特殊的机构——虽然对外不称为“军队”，按照“上命下效”的原则，积极、全面地参与救灾行动，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所说“救灾”缺乏经验就更是无稽之谈，如果说自卫队处理核电站事故缺乏经验倒还说得过去，但自卫队长期以来担负救灾的责任，具有丰富的救灾经验，则是毋庸置疑的。核事故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把经验不足当作借口是很不妥当的。

正如我在文章中强调的，救灾作为日本自卫队的重要职责，在大难来临之际，不管以什么理由，在危及广大日本国民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它有责任、有义务去承担这个使命。而这绝非仅仅是“英雄主义”所为。

尽管我们认为菅直人政府批评自卫队的不作为或许动机不纯，骨子里是想让自卫队分担一些救灾不力的指责，然而如下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自卫队在困难面前退缩了，在核威胁面前选择的不是勇往直前，不是保护国民的生命安全，而是从一线撤下来，“明哲保身”，苟延性命。

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是可以理解的，它们的军队在前线遇到不可逆转的局势时，识时务地选择“投降”，历史上不乏其例，也不会受到多少指责。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则透露出非常重要、非常微妙的信息，即二战后日本为长期坚持《和平宪法》而采取的“去军国化”取得了成功。日本军队从“皇军”演变为“自卫队”，从信仰武士道精神，转变为以和平为使命，是个长期的过程。最重要的不是称呼上的变化，而是自卫队成员的“意志”改变。这件事说明了日本战后推行的“去军国化”是彻底的、有效的。

根据《日本宪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①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②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为了贯彻这一宪法精神，日本不设军队，只保留数量有限的自卫队，用于抵御外国的侵略，并在自卫队成员中进行广泛的“去军国化”教育。

在处理核危机过程中日本自卫队的表现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就超出了其本身的一般意义。对于饱受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这倒是个十足的好事，并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欣慰，虽然这对受灾的日本国民来说不公平。

放在更近一些的背景下看这件事，就更加凸显其非常意义。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战后的日本在反战一派占据主流的同时，一股军国主义的潜流也在暗中滋长，并积极鼓吹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实行军队正常化。小泉纯一郎政府甚至将它付诸实施，虽然最终日本国会未通过修改条款，但在此后日本方面的动作不断，事实上不断突破和平宪法，比如“有事法案”，配合美国派遣自卫队前往伊拉克，以及自卫队屡次在日本近海进行高频度的军事演习等等，都体现了日本复苏军国主义的势力不断增长。

它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重大影响，一个军队正常化的日本是个巨大的变量，将打破地区局势的平衡，为亚洲乃至世界带来危险因素。

因此，与日本自卫队的“怕死”表现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在此次救灾中的一项突破，即首次实现了在大规模救灾行动中“军人领军”，并将指挥权下放到军区司令，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二战之后，文人领军，在2006年统合幕僚监部成立前，并无任一自卫队的将领有跨军种指挥的权力。甚至包括统合幕僚会议的议长，虽是自卫队军阶最高的将领，但并无指挥权，只是担任防卫厅长官的最高军事幕僚，防卫厅长官可以跨过他直接指挥三自卫队。

稍通历史的都知道，二战前夕日本实行二元政治，政府和军队分属不同系统，均受天皇辖制。但在日本元老文人政治家逝世后，少壮派的军国主义者把持了军部，并吞并了政府，好战精神开始统领日本政坛，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膨胀，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

因此，文人领军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即国家事务由文人主导，是一项不可逾越的红线，军人不仅不能领军，更不能干政。日本能否继续坚持“和平宪法”，继续实行去军国化，核心就在于此。

对于外界来说，更应该对此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