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男运动紧身裤图片:互联网革命与中国人的第三次解放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近日举行的哈佛中国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 ，“网络的普及和传播速度使网络成为信息透明公开的重要手段。”“数字化技术成为新世纪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力量。”

在同一篇演讲里，刘长乐透露了目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状：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84亿，位列全球第一，中文网站数量达到287.8万。移动用户6.7亿，其中有1.2亿手机上网网民。“新媒介技术确保了中国民众与世界同步实时的需求与能力，赋予并进一步扩大了受众权利，影响着受众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政治传统下，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公众短期内对互联网爆发的热情表明，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堪称一场“革命”，在传统媒介一统江湖里“杀出一条血路”，正在悄然但是迅速地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中国人看待世界、介入世界的方式。

如果说，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中国人从“三座大山”的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使中国人成为“政治人”的话，那么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则是将中国人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中国人成为“经济人”，越来越多的现象显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改变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转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将中国人从“工具人”解放出来，成为立乎天地之间的“社会人”。互联网革命将加速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将具有浓厚政治意味和工具色彩的“人民”解放为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促使中国人从“必然王国”迈进“自由王国”。

高层的姿态和行动似乎正在验证着这个观点。中国执政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前所未有地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把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越来越多的通过自己的言行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胡锦涛在抵达地震灾区青海玉树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中强调，抢救被困的人员，珍惜每一个生命，是抗震救灾工作的第一位任务。温家宝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表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他在进一步解释这句话时强调，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次青海玉树强震，温家宝、胡锦涛先后亲赴灾区一线，慰问群众，指导抗灾，就是对他们公开表态的最好注脚。

中国人从“政治人”到“经济人”，从“工具人”到“社会人”，从“人民”到“公民”的跨越，看似简单，实则是在遭受精神和肉体的炼狱后自发选择的道路，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以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转型的显著标志。这相对于浩瀚的人类历史不过是很小的一步，但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巨大的一步，而且意义特别重大：从政治威权下的“人民当家做主”到宪法法律保障下的公民权的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经济领域破除公有制魔咒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打破固有禁忌，追求一切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

而这个历史使命须依赖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成熟。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即在传统媒体尚且穿着裹脚布蹑脚而行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将一个公民社会的诸种生态多角度呈现于公众眼前。面对互联网上的巨量即时信息，中国公民自由评论，形成强大舆论。由此也促使官方不得不改变执政方式以及与公众互动的方式，更加注重网络民意，对民意做出或直接或间接的回应。

当代中国正在开启一场自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的执政者们努力确保不受治乱兴替的历史周期律的困扰，使社会转型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经济领域的变革催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到来，而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显示了高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意志。在政府报告中不便体现的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公民参与互联网的热度不断提高，网络民意正在发生“裂变”效应，公众的精神领域发生深刻变化，在网络上形成了公民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表达构成严峻挑战，必须从意识形态到政治体制给予自上而下的积极回应，以适应经济基础和民意的变化。

而“革命”将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格局，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解脱对经济领域和人的束缚，形成宽容的社会氛围和机制，尊重公民的自由表达，鼓励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市场生成的规则和秩序，实现“一切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健康发展。由此带来民主的普及和法治的确立。政府权力的削减，已经很大程度上清除了腐败的土壤，公民监督的制度化和常态化，特别是法治原则的严格落实，更使腐败失去遁形之处。一个清廉、善于治理和为公众服务的政府，将能有效避免历史兴衰周期律发生作用，对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不无裨益，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公众福祉也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