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改革开放30年（之二）

     从1978年到1990年，这十二年时间是改革的初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探索改革，稳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芜湖经济和社会各项目事业得迅速恢复，下乡知青开始返城，一些上海知青和一些处地下放干部也在芜湖安家居业，城市人口基本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这一时期，全市郊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流通体制，引导农民面向市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使农村经济朝着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4年底，全市农产品产值较承包前增长约20％，创当时历史最高水平。城市经济体制，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立足点，扩大化企业自主权试点，全面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从198年到1990年，改革的重点是企业实行以两权分权分离为核心的新一轮承包，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此，全市开展了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打破多年形成的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同时，对金融、物资、外贸等配套改革开始进行了探索。

　　改革激发了芜湖发展的活力。这期间，全市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0亿元和20亿元两个台阶，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3%。同时，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开始起步，“傻子瓜子”年广久应运而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其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年广久，1937年出生。改革开放前，以街头摆摊养家糊口，但是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贩板栗受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1963年，年广九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年广九炒卖“傻子瓜子”，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发展。年广久曾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改革开放初期，年广久的“傻子瓜子”赚了100万，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火”一时。1980年，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于是“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就此，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九，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从未见过如此巨奖的消费者，欲望一下被激发起来，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了利润100万元。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纷纷提出退货。年广九措手不及，生产销售计划大乱，原料瓜子大量积压，公司血本无归。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九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一大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家“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正是他们中典型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