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鲁迅看尊孔：昌明孔教 志愿诚属可嘉

2011年05月11日 08:57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作者：顾农

核心提示：该呈拟大开文庙，提倡崇圣，昌明孔教，志愿诚属可嘉，唯民国祀典应如何规定，必须将来正式国会会议决定一切，方能有所遵循，此时根本问题既未解决，则该会对于孔庙拟办各节，自属无从核定。此请应暂毋庸议，此批。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1期 作者：顾农  原题为：鲁迅在北洋军阀教育部 本文有删节

1912年9月，山西大学珂璜等人向教育部上了一份尊孔崇圣的呈文，要求在山西文庙设立“崇圣会社”来宣扬孔教，鲁迅看到这份呈文以后说：“这个名儿就可笑，更不要谈内容。”他又说这事得好好研究，认真对付，不可以一笑了之(详见冀贡泉《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光明日报》1959年12月23日)。不久，社会教育司就此呈文加了一道批示，略云：“该呈拟大开文庙，提倡崇圣，昌明孔教，志愿诚属可嘉，唯民国祀典应如何规定，必须将来正式国会会议决定一切，方能有所遵循，此时根本问题既未解决，则该会对于孔庙拟办各节，自属无从核定。此请应暂毋庸议，此批。”(《各部呈批·教育部批》，《新纪元报》1912年9月15日)批文文字冷峭锋利，很可能出于司长鲁迅的手笔，至少也代表了他的意见。

可是到了当年年底，教育部在给孔教会立案的批文中却写道：“当兹国体初更，异说蜂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殊堪嘉许。”此后政治形势继续逆转，尊孔读经之风越刮越猛，已经不是鲁迅单枪匹马所能抵制的了。袁世凯本人很快出面过问教育问题，1913年6月发布《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为镇压进步学生动员舆论；同月又明令尊孔祀孔，声称“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等语，所见极为正大，应俟各省一律复议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11月26日，袁世凯再次下令尊孔。在教育部，则有总长汪大燮在孔子生日那天率部员去国子监跪拜，鲁迅在9月2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

1914年是袁世凯狠抓文化教育的一年，封建复古主义极为猖獗。当年1月袁世凯御用的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个决议案；3月孔教会在国子监组织丁祭，“举止颇荒谬可悼叹”(鲁迅日记1914年3月2日)。5月，新上台的教育总长汤化龙先意承旨上书言事，建议“于中小学修身或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以为之辅”(《上大总统言教育书》，《庸言》第2卷第5号)，袁世凯就此批示道：“卓识伟论。由部本斯旨详审修订。”(转引自《教育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应取经训孔子之言为旨归文》，《教育公报》第1册，1914年6月)8月，政事堂礼制馆特别制定《祀孔典礼》一卷；9月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及文武官员穿着古怪的祭服在北京孔庙隆重举行祀孔大典，鲁迅牵于职务曾去充当执事，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书)。鲁迅从袁世凯的这一举措中看出其人已经不满足于当总统而要当皇帝了。

教育部当局紧跟袁世凯，于1914年12月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凡三十条，声称要对教育实行“根本治疗”，实为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袁世凯还嫌这个草案重点不够突出，于1915年1月颁布所谓《教育要旨》，赤裸裸地规定教育必须“于忠孝节义植其根”；根据这一份《要旨》，教育部制定了《提倡忠孝节义实行办法》。次月，根据袁世凯的《要旨》、历次申令、批示以及教育部历次呈文，又以政事堂的名义抛出了一份《整理教育要目》即《教育纲要》，呈准袁世凯以后，由国务卿徐世昌具公函片交教育总长，同时在《教育公报》第9册全文发表。

《教育纲要》是袁世凯政权在教育方面纲领性的文件，凡五章二十五条，其主旨在于重申和贯彻袁世凯的《教育要旨》，强调“各学校应崇奉古圣贤以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第二章《教育要言》第一条)，明确规定读经的办法是：初小读《孟子》，高小读《论语》，中学节读《礼记》与《左传》(第三章《教科书》第二条)，“提倡各省各处建立经学会”(第四章《建设》第七条)，如此等等。很快，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落实中小学读经、建立经学会诸事，同时贯彻《教育纲要》所规定的学制。

一年以后，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声中不得不取消了帝制，6月，忧惧而死。袁世凯的亲信教育总长张一麐也下了台。此后再度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仍然主张尊孔读经，按袁世凯在教育问题上的既定方针办。这时的北京虽然还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但形势较之袁世凯时代略见松动，于是鲁迅改变了过去冷眼旁观的方针，主动出击，于1916年7月联合教育部同人中的老朋友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杨莘士等六人联名给范总长写了一封信(由杨执笔)，据理驳斥尊孔读经的现行政策，表示坚决反对。“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上海师范大学访问杨莘士的谈话记录，载《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很快遭到了总长的打击，许寿裳、杨莘士被明升暗降，打发到江西、吉林两省任职，鲁迅因为在社会教育司，才没有被赶出北京，但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鲁迅请陈师曾刻过一方闲章，文曰“俟堂”，意思是安静地等待，“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他后来的一个笔名“唐俟”乃是“俟堂”的倒文，也可以说是对这场斗争的一个纪念(参见顾农《鲁迅笔名之释义及记补遗》，《学习时报》2007年9月3日)。

正是在鲁迅身受教育部当局很大压力的时候，1916年8月他又正面提出了废止袁记《教育纲要》的主张。本来，在洪宪帝制垮台以后，《教育纲要》的存废已经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当时约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不必废止，只需作若干修改即可；一派主张废止；还有一派折中，认为“政事堂片交之件，虽有奉行之责任，然与明令公布之件不同”，因此只要将教育部根据《纲要》发布的种种指令分别加以废止或修改，尚未实施的条款另定办法，如此则《纲要》“即已无形废弃”，因此“似无明文取消《纲要》之必要”(1916年8月3日《教育部参事室说帖》，《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云云。

鲁迅坚决反对这种好像很有道理而实为反对废止《纲要》的意见，他明确指出，所谓无形废弃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因为“唯在通都大邑，明达者多，始能有此结果”，而就全国而言则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乡曲教师，于此种手续关系，多不能十分明了。《纲要》所列，又多与旧式思想相合，世人乐于保持，其他无业游民亦可藉此结合团体(如托名研究经学，聚众立社之类)，妨害教育。是《纲要》虽若消灭，而在一部分人之心中隐然实尚存留。倘非根本取消，恐难杜绝歧见。故窃谓此种《纲要》应以明文废止，使无论何人均不能发生依附意见，始于学制上行政上无所妨害”。鲁迅深明中国国情，立论无懈可击；这也说明他对《纲要》的流毒与影响有着充分的估计，对“旧式思想”严重存在于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心中表示了深刻的忧虑。鲁迅在签注中所表现出的启蒙先驱之深刻观察，至今还能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旧式思想”很不容易退出世人的头脑，只不过时时改换面貌，似乎很有道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