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是什么意思:施诚：论中古西欧“上帝的和平”运动

施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历史研究》2001年1期，99-104

　　提要：10世纪末由基督教会在西欧大陆发起的“上帝的和平”运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原因共同促成的。它包括“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两个阶段，主要通过举行和平集会等活动，力求限制贵族的私战和骑士的暴力行为，从而保护社会各阶层免受其害。这一运动使西欧的社会秩序有所好转，有利于西欧的经济复兴。它提高了教会的权威，促进了西欧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划分三个等级的社会理论，并为十字军东侵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上帝的和平　西欧　中世纪　基督教会

　　9—10世纪的西欧不仅经济文化落后，而且政治分裂，战争频仍，社会秩序混乱，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真正的黑暗时代”。10世纪初，西欧基督教会内部发生了著名的克吕尼改革。10世纪末，在以法国为主的西欧大陆，教会发起了“上帝的和平”运动，这是由教会发起，得到一些世俗封建主支持，限制骑士暴力行为的政治—宗教运动。本文拟对这一运动做初步探讨。

　　一　“上帝的和平”运动的起因

　　“上帝的和平”运动产生于10世纪末的西欧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原因，而且是一定的客观条件促成的。

　　中古早期西欧陷入严重的政治分裂，世俗中央政府权力衰落。西欧政治分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9世纪，法兰克（查理曼）帝国瓦解，西欧封建化过程加快，各级封建主篡夺了中央政府及其官吏的权力，出现所谓“公共权力私有化”现象。10世纪，法国分裂为众多的封建领地，如阿奎丹公爵领、勃艮第公爵领，诺曼底公爵领、弗兰德尔伯爵领等。法国王权极其虚弱，国王再也不能任命地方官吏，作为王权象征之一的铸币权也被大封建主所侵夺，各个大封建领地都拥有自己的货币。封建主还负责领地内的道路和桥梁维修，但是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敲诈过往客商。因此，“上帝的和平”运动主要产生于法国，在那里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而封建王权强大的英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上帝的和平”运动，因为那里的王权足以维持社会公共秩序。

　　9—10世纪，西欧面临着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这些外族侵袭活动加剧了西欧的封建分裂局面。南部的阿拉伯人（撒拉森人或摩尔人）袭击了南欧沿海地区，东部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在多瑙河流域定居下来，然后对意大利北部、德国西部和法国部分地区发动了闪电式袭击，直到995年才被打败而退居到现在的匈牙利地区，停止了对西欧的侵略活动， 100 并皈依了基督教。特别是来自北方的维金人的侵袭给西欧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们在西欧沿海地区和河谷地带烧杀抢劫。841年，维金人烧毁了鲁恩城， 848年，烧毁了波尔多、阿奎丹和普瓦提埃等地[1]。维金人所到之处，人口减少，贸易停止，农田荒芜。西欧陷入经济崩溃，王权式微，文化凋零的局面。由于中央政府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所以各地的封建主纷纷修筑城堡，进行抵抗，这使他们的势力更为强盛。为了争夺封建领地和附庸，封建主之间常常爆发私战。这些内外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封建分裂和无休止的动荡局面。

　　骑士对西欧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危害是“上帝的和平”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10世纪的骑士是一群傲慢、目不识丁、言谈举止粗鲁的武士。骑士以战争为职业，是“战争与和平的决定者”，是“不受限制的骑士”，法国君主制的鼓吹者苏格尔称他们为“暴君”[2]。骑士之间的争斗不是依靠国王的司法来仲裁，而是用他们手中的刀和剑来解决，他们根本不受当时已经近乎消失了的公共司法的管辖。“只有道德义务和同侪的劝告才能对他们的暴力和贪婪起一定的限制作用”[3]。当外族入侵活动停止后，骑士就把武力的矛头指向西欧内部，他们转而以暴力抢劫为生，当时最富裕的教会就成为其首选目标，社会中的非武装人员——教士、农民等就成为骑士争战和抢劫的牺牲品。

　　在世俗中央政权无法维持社会和平和正常秩序的情况下，维持和平的任务就落到了西欧基督教会的身上。基督教会发起“上帝的和平”运动具有自己的动机。一是经济动机。基督教会希望借助它保护教会的财产，教士的人身安全。教会还宣扬“上帝的和平”也保护农民和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是因为农民和商人交纳的地租和什一税是教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通过“上帝的和平”运动还可以抵制世俗封建主对教产的侵夺。994年和1025年，马孔地区的主教举行和平集会，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奥托·归拉姆伯爵对教会领地的权利要求，特别是对属于克吕尼修道院的其他较大修道院土地的侵夺[4]。二是政治动机。9世纪和10世纪，随着西欧封建化的推进，教士变成了国王和大贵族的封建附庸，成为国王和贵族利用的工具。德国的几位奥托大帝使主教变成了他们的驯服的诸侯，而罗马教皇变成了意大利贵族手中的玩物。因此，基督教会力图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及对教会事务的干预。三是宗教理想的驱动。基督教会宣扬，和平是绝对的善，它有利于促进基督教世界的秩序、公正和统一。曾经担任过加洛林王朝国王罗退尔的秘书、后来担任劳恩大主教的阿达佩罗就特别怀念法兰克时代的和平景象[5]。在当时的一次和平集会上，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说，“和平这个字眼多么公正，基督升入天堂时，他留下的教会统一的名声多么美好啊。”[6]但是基督教会最大的宗教理想是把桀骜不驯的骑士驯服成教会能够利用的力量，使骑士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镇压异端的军事力量。

　　但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那么基督教会的维持和平任务也将会无果而终。基督教会发动“上帝的和平”运动的最有利条件是克吕尼修道院改革带来的教会权威的提高。910年，法国的阿奎丹公爵威廉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规定世俗封建主和当地的主教都不许干预修道院的事务，修道院长由修士自由推选。克吕尼修道院致力于教会改革，要求教会摆脱世俗政权的干预，实行教士独身制度，教会史家称之为教士“摆脱国王和妻子”，创立纯洁的教会。从此，西欧各地的封建主纷纷在自己的领地中建立类似的修道院，或者延请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到自己的领地上恢复以前的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建立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欧 101 各地出现了近2000所类似克吕尼的修道院[7]，它们很快便成为法国和意大利修道院改革的中心。经过改革后的克吕尼修道院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政治优势。931年，经罗马教皇约翰十一世批准，克吕尼修道院长负责管辖其他修道院长。克吕尼修道院系统成为欧洲第一个国际性的修道组织。10—11世纪，许多克吕尼修道院出身的修士出任各地的主教，统治着各地的教区，甚至被选举为教皇，如著名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位同王侯，如法国劳恩主教阿达佩罗就曾经批评克吕尼修道院的第三任院长奥迪罗为“奥迪罗国王”[8]。第二，巨大的经济实力。封建主为了灵魂得救，常常把大量的土地捐赠给教会和修道院，普通基督徒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或者因租种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而交纳地租，从而使教会和修道院成为当时欧洲的首富。据统计，克吕尼修道院从建立到1048年，获得近千份土地捐赠，面积达到2058阿克尔[9]。第三，精神权威的提高。教士摆脱世俗权力和独身制度的实行，有助于增强普通信徒对教会的信任。克吕尼修道院虽然以本尼迪克修道院的院规为标准而建立，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克吕尼修士不从事体力劳动，而把它留给修道院的依附农民，修士则集中精力通过祈祷的形式来拯救人的灵魂，修道院成为职业祈祷场所。11世纪的西欧人普遍认为，魔鬼抱怨克吕尼修道士的祈祷使死去的人逃脱了他们的控制。克吕尼修道院还广施财富，照顾老弱病残和香客，提高自己的威信。中世纪西欧的修道院常常埋葬圣徒的遗体或收藏大量的圣徒遗物，如法国北部卢瓦尔河畔的弗洛里修道院就以埋葬圣本尼迪克的遗骨而著名。而圣徒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是得到上帝特殊恩典的人，是尘世与神意联系的中介。圣徒被赋予维护社会和平的职责，人们普遍相信圣徒的力量，认为圣徒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维持和平曾经是世俗政权的责任，现在这个任务转移到了这些能够产生奇迹的圣徒身上，这些条件为“上帝的和平”运动奠定了基础。

　　西欧基督教会发动“上帝的和平”运动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它得到了一些世俗贵族甚至国王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上帝的和平”运动是教士和世俗贵族合作的事业。骑士暴力活动对大封建主的人身和财产也造成威胁，所以一些大封建主也积极地参与了“上帝的和平”运动，如法国国王虔诚者罗伯特在其领地勃艮第、阿奎丹公爵威廉在封地分别主持和平集会。某些世俗封建主趁机利用“上帝的和平”运动来打击自己的对手。例如1025年，在萨恩河畔的安瑟举行的和平集会就是法王虔诚者罗伯特和夏隆伯爵用来反对他们的对手的[10]。

　　二　“上帝的和平”运动的过程

　　“上帝的和平”运动发端于王权衰落、克吕尼修道院影响较大的法国南部和中部地区，然后逐渐向法国的西部、东部和北部地区延伸。它包括10世纪末开始的“上帝的和平”与11世纪初开始的“上帝的休战”两个阶段，11世纪40年代，二者逐渐结合起来。

　　987年，法国南部勒皮主教区的主教、修道院长和其他神职人员举行了和平会议。989年，阿奎丹的夏洛主教区也举行了类似的和平会议。990年，南部的纳尔旁主教区也举行了和平会 102 议。994年，在勒皮、里摩日和安瑟主教区都举行了和平集会[11]。从此以后，各地的教士和世俗贵族都宣布举行和平集会。

　　“上帝的和平”主要是为了保护社会中的非武装人员，即神职人员、农民、商人等免受骑士的暴力袭击和抢劫，对于违反和平法令者给予严厉惩罚。所以， 989年，阿奎丹的夏洛大主教贡巴德在和平集会上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了3条和平法令：1、谴责袭击教堂的人。如果有人擅自闯入教堂或抢劫教会财产，那么他将遭到谴责，除非他做出赔偿；2、谴责抢劫穷人的人。如果有人抢劫农民或其他穷人的绵羊、公牛、奶牛、毛驴、山羊或猪，那么他将遭到谴责，除非他做出赔偿；3、谴责那些伤害教士的人。如果有人袭击、逮捕或殴打没有携带武器的教士、主教或其他神职人员，那么他将被革除教籍，并永远不得进入教堂[12]。

　　在法国的洛恩河和萨恩河流域，1020年后在整个法国境内，所有骑士都必须做如下宣誓：“我保证不进攻教堂，不抢劫教会的财物，我保证不袭击不带武器的教士、修士及其同伴”。[13]在封建主私战期间，骑士还必须保证不捕获牲畜以勒索赎金，不逮捕农民、妇女和商人。骑士还保证不帮助违反和平法令的骑士，不论他是亲属，还是朋友或附庸。并保证在四旬节（复活节前的40天）和万圣节（11月1日）期间不抢劫磨房、不毁灭葡萄园，不抢劫值钱的牲畜（马匹、骡子等）。和平法令不仅禁止骑士且还禁止教士参与暴力活动。1043年，纳尔旁大主教归夫雷宣布禁止教士携带武器，并庄严地保证自己从此不携带武器，不发动和领导军事行动[14]。

　　为了扩大影响，和平集会常常在几个大主教区或几个世俗封建领地的边界举行。如在位于马孔和里昂大主教区的边境安瑟举行[15]。除了教士和修士外，世俗贵族和农民都必须出席和平集会，而且所有与会者都必须进行宣誓，保证维护和平。由于和平誓言被认为是个人与全能的上帝之间签定的神圣协议，所以，它们都必须由教士或修士用文字记录下来。

　　“上帝的和平”集会充满了强烈的宗教色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多数和平集会都是由主教或修道院长主持。第二，几乎所有的和平集会上都展示圣徒的遗物，甚至尸骨。可以说，圣徒的遗物是这些和平集会的核心。当时的编年史家阿德马尔记载了994年里摩日的和平集会：经过3天斋戒后，集会在城外的山丘上如期举行，由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主持。“圣人的遗物从各地运送到会场，高卢的保护神圣马丁的尸体也从坟墓中被刨挖出来带到会场，每个人都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欢乐”[16]。然后所有的人都当着圣徒的遗物宣誓维持和平。第三，与会群众常常虔诚地乞求和平的降临。编年史家拉尔夫·格拉博记载的一次和平集会中，与会者“把双手伸向天空，对着上帝异口同声地高呼‘和平’，‘和平’，‘和平’”[17]。第四，为了显示教会的神圣性和济世性，这种和平集会上常常还表演教士或修士治病的奇迹。

　　11世纪初期，“上帝的休战”运动的开始，标志着这一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上帝的休战”的主要内容是把贵族的私战和骑士的暴力活动限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从而保护社会各个阶级免受其害。最初，规定骑士在星期日和宗教节日放弃争战。1017年，贵族和骑士宣誓，保证遵守由克吕尼修道院长奥迪罗拟定的《上帝休战书》，从星期六正午到星期一早晨，停止所有的私 103 战[18]。对于那些破坏“上帝的休战”的人，将不许他们参加教会的圣餐礼，不许教士为他们举行葬礼，没有人为他们的灵魂祈祷，而那些遵守上帝的和平的誓言的人，将摆脱上帝的绝对审判。后来休战时间逐渐延长，从星期四到星期六，还包括万圣节、四旬节、基督降临节（自靠近11月30日的星期日至圣诞节，为期4周）。1037年，阿尔勒斯主教区的和平集会规定，休战的时间从星期三晚上至星期六早晨[19]。

　　1041年，在法国南部图鲁兹举行的和平集会上，首次把“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中的一些主要因素结合起来。要求“任何人不得在教堂及其周围或教堂享有特权的地方、教堂公墓、教士居住的房屋30步之内的地方进行暴力活动……禁止任何人袭击不带武器的教士，或者对教士不敬。禁止抢劫教士、修士和其他神职人员……任何人不得烧毁或损坏农民、教士的房屋和谷仓。任何人不得杀害、殴打农民或农奴及其他们的妻子，也不得逮捕他们……主教庄严地重申了上帝的休战，而且上帝的休战包括了所有的基督徒，休战时间是从星期三到星期日……”[20]。1054年，纳尔旁大主教归夫雷首次在和平集会上提出，休战的时间从星期三日落到星期一日出[21]。从此以后，骑士的暴力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三　“上帝的和平”运动的影响和后果

　　“上帝的和平”运动历经一个世纪，对中世纪西欧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上帝的和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古早期西欧封建贵族的私战和骑士的暴力活动和行为，在教会和修道院周围地区建立了社会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和平与安全，使西欧的社会秩序有所好转，从而为西欧经济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上帝的和平”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还在于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大多出身于骑士家庭，这使他们比较容易与世俗贵族和骑士达成和平协议。教会并利用了当时人们对圣徒的崇拜以及对圣徒神奇力量的诚信。最重要的是，教会用革除教籍等手段威胁违反和平法令的人。

　　但是，“上帝的和平”运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上帝的休战”虽然把骑士的争战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但是它也意味着其他时间进行的私战是合法的。第二，世俗国王和封建主发动的“公共战争”与封建主之间的私战难以区分，所以战争和暴力活动仍然有增无减。维持封建领地内部和平仍然是封建主的职责，封建主常常以维持和平的名义发动私战。根据当时的《圣福伊的奇迹》一书记载，980—1020年间，圣福伊为干预暴力事件而显示的奇迹占其总数的26%，而1030—1076年间，则上升到35%以上[22]。第三，教会人士也常常动用武力维持和平。例如，维也纳大主教伯查德就曾经亲自带领一群骑士镇压违反和平法令的人[23]。

　　“上帝的和平”运动提高了主教的地位，加大了主教权力，从而也提高了教会的权威，为11世纪后期的教会改革（“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平运动给予主教一件新的武器——那就是开除违反和平法令的俗人教籍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主教越来越卷入世俗政治之中，这既显示了教会改革的必要，又为教会改革准备了充分的力量。

　　“上帝的和平”运动促进了西欧骑士制度的形成。在“上帝的和平”运动中，骑士的集体宣 104 誓形式有助于骑士等级意识的形成，这种意识包括骑士对教士和农民等社会中的非武装人员的保护责任的承诺。教会为骑士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并劝导他们应该怀有良好的心愿和强烈的荣誉感，教会不但禁止骑士袭击教士和穷人，更赋予骑士保护教士和穷人的积极使命。“只有当保护弱者的时候，骑士才举起手中的利剑”。所以，在日耳曼人的忠诚和勇敢品德之外，基督教会为骑士制度注入了新的价值观念，即基督教战士观念。1070年后，授封骑士的仪式被称为“授剑仪式”，通常在教堂中举行，教士声称拥有授予骑士佩剑的特权，而骑士的佩剑是其军事功能的象征。这表明教会已经接受了骑士制度，骑士集团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维护教会利益、听从教会指挥的警察力量，后来被教会用于镇压异端、消灭异教徒、传播基督教。

　　“上帝的和平”运动产生了划分三个等级的社会理论。由于和平集会中常常采取集体宣誓的形式，这促进了骑士与其他等级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教士和教会财产的神圣特征，教会力图保护自己，并为教士寻求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1015年左右，法国的劳恩主教阿达佩罗提出了社会三等级理论。在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的影响下，他认为世界的结构同样是“三”存在于“一”之中。虽然所有受洗过的基督徒组成单一的民族，但是他们实际上被划分成三个等级——负责祈祷的教士，负责战斗的贵族，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根据阿达佩罗的设想，在这三个阶级之间，存在着——或者必须存在——服从和团结的关系。教士因为从事最高贵的事业，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所以教士是最高等级；教士之下是领主，他们不需要从事仆人的劳动，而是掌管权力和司法。最后一个等级是广大农民，他们臣服前两个等级，他们存在的理由是为每个人提供物质需要。每个等级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其他等级，任何人都不能生存。把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强调各个等级之间的团结，为每个等级规定其特定的作用，并赋予各个等级神圣的特征是为了避免各个等级之间的冲突。阿达佩罗企图固定当时的社会结构，因为如果把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改变社会的结构或它的运行都是亵渎上帝之罪行。直到法国大革命，这种社会理论都是等级权力分配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上帝的和平”运动为十字军东侵创造了条件。基督教会和罗马教皇都认识到，仅仅依靠革除教籍等威胁手段不能限制骑士的暴力活动和行为，最好的方法是在驯服骑士的同时，对这一力量加以利用。为此，教会和教皇除了支持各地的休战措施外，还号召骑士停止基督徒之间的流血战争。1054年在纳尔旁和平集会上，主教提出“禁止基督徒之间互相杀戮，因为这会使基督流血”[24]。虽然只有少数骑士能够从字面意义上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它包含了巨大的潜在含义：只有反对基督的敌人才能证明骑士的战争职业的合法性。1060年，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号召骑士到基督教世界的前线去与异教徒作战。从11世纪中期起，克吕尼修士和罗马教皇鼓励基督教骑士参加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援助受到穆斯林威胁的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小王国。克吕尼修道院变成“再征服”运动的强大后盾，为它提供骑士，从宗教理论上论证它的合法性。克吕尼修士宣扬说，在反对穆斯林的战斗中阵亡的骑士将“得到永恒的祝福”。骑士从教士和穷人的保护者演变为“基督的战士”。随着发展，骑士们从基督的战士变成为解放耶稣墓地而战的“圣战者”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1095年，原克吕尼附属修道院长、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侵只不过是11世纪中期以来教会宣扬的骑士战争理论和实践的延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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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ven Ozment, The Many Side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7, p. 105.

[2] J. H. Bur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88, p. 180.

[3] Frances Gies, The Knight in History, New York, 1984, pp. 17, 18.

[4] Frances Gies, The Knight in History, New York, 1984, pp. 17, 18.

[5] J. H. Bur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88, p. 180.

[6] Frances Gies, The Knight in History, New York, 1984, pp. 17, 18.

[7] Norman Zacour,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1969, p. 170.

[8] Robert Fossier,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97, p. 94.

[9]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 1998年, 97页。

[10] Frances Gies, The Knight in History.p. 18.

[11]乔治·杜比根据当时的编年史家加拉尔夫·格拉博的记载而认为, 989年夏洛的和平集会才是“上帝的和平”运动的发端。见Geor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Massachusetts, 1991, p. 84.

[12] Brian Tierney, Sources of Medieval History, Vol·1, New York, 1983, p. 135.

[13] Geor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pp. 86, 99, 84.

[14] Geor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pp. 86, 99, 84.

[15] Geor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pp. 86, 99, 84.

[16] Frances Gies, The Knight in History, pp. 18—19.

[17]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67页。

[18]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107页。

[19] Robert Fossier,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iddle Ages, pp. 95, 37.

[20] Frances Gies, The Knight in History.p. 19.

[21] Geor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p. 99.

[22] Steven Ozment, The Many Sides of History, p. 108.

[23] Robert Fossier,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iddle Ages, pp. 95, 37.

[24] Geor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p.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