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管所灰色收入有哪些:南方电视学刊

大时代，电视人如何作为？
—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大型时空笔会

参加者分布：
北京、上海、广州；电视界、报界、院校；决策人、管理者、制片人、主持人、资深纪录片人、记者、教授、报纸主编、……

参加者列阵: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胡智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现代传播》副主编
杨晖：湖南卫视《新青年》、《千年论坛》制片人
李鸿谷：《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周晓谨：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制片人
徐浩然：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新时空》总主持人
陈明洋：《南方周末》副主编
康建宁：资深纪录片人
孟 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广电系主任
黄爱东西：《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副主编
刘 春：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
罗洪涛：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记者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笔谈时间: 2003年3月春暖花开之季

　　【开场白】电视以其形声兼备、即时传播的特点，在现场新闻的报道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每每出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时，现场却鲜见内地电视记者的身影；内地电视节目的雷同、平庸早已遭到颇多微词。荧屏上的诸多表现，是否反映出职业精神的缺失已经在内地电视人中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本刊编辑部近日组织了部分业界内外的专家学者、传媒精锐，就当代电视人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进行了一次跨时空笔谈，交汇的思想和观点希望能引起业界人士的关注。

　　拿什么感动你，
　　我的“上帝”？
　　—电视人职业精神要素众人谈
　　尹鸿：在信息时代，电视传媒在社会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因而电视人作为电视传媒的最核心的元素，其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成为电视媒介是否能够承担这种使命的关键。在我的理解中，优秀的电视人必须具备三种最重要的素养：首先，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传媒人所处理的不仅是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信息产品，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对于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人性健康和人际环境的改善都会产生作用。没有良心的传媒人，越有能力对社会就越可能有害。良心是传媒人职业精神的核心，同时也是目前电视人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诱惑下丧失殆尽的一种素质。其次，对电视传媒事业的热爱。热爱来自于一种对使命和意义的认识，来自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有了这种热爱，传媒人就能够抵抗诱惑、坚持理想、保持激情。虽然，热情也许在现实中会被迫作出某些妥协，但妥协因为内心的热爱而保持一种原则的底线。所以，热爱，会让人们不甘放弃底线。第三，优良的专业能力。作为一个传媒职业人，如同任何职业一样，需要具备专业能力，这种能力包括1、发现和收集有价值的信息的能力；2、判断和处理信息并提升信息价值的能力；3、传达并强化信息的影响力的能力；4、根据条件和环境进行自我调整和继续学习，以提高素质和积累经验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于实践、书本、和从业经验，更来自于自己提高职业素质的内在渴求。
　　胡智锋：我心目中完备的电视人的职业精神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技术层面的敬业，即对电视技术精益求精的把握，能够充分利用和开掘电视媒体的技术和优势；第二是社会层面，要有社会责任感，有一种媒体伦理，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公益的需求而努力；第三个层面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价值，把人文关怀贯注到电视中去。
　　杨晖：我觉得应包括两方面，一是职业技能，一是职业操守。我觉得电视人的职业技能除了大专院校的教育外，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职业，我觉得你如果不能不断地去熟悉各个门类，综合素质和技能不是很强的话，你很难想到怎么去进行节目创新。我现在觉得有些做节目的年轻人，他可能就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做这个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专题，他就只接触了这一个节目，他怎么能去创新呢?！因此他这个浮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非常急于求成，巴不得自己一出来就做出中国最好的电视节目，但就是没有想过我凭什么。我记得欧阳常林台长曾经说过电视人的能力首推观察力、判断力，最重要的是表现力。可是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地方可以闪光就变得急不可耐了。再一个就是职业操守，这是我更想说的一点。文艺界一直讲德艺双馨，我觉得电视人同样应该如此。就是说团队精神、团队意识，包括对团队的忠诚度我认为都很重要。我觉得对团队的忠诚度电视人普遍比较欠缺。当然我并不反对流动，相反我认为流动是一个很好的激活电视的方法，但这种流动应是建立在一定的职业道德前提之下的。
　　李鸿谷:职业精神是建立在职业能力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首先具备他所从事的职业所要求的工作能力，职业精神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的一个更高的要求。
　　周晓谨:职业精神是有几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从业人员要对得起这份工资，能够完成本职工作；第二个层次是超值的工作，不仅仅为工资、为养家糊口而工作，还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并能够从职业中得到快乐。
　　徐浩然:我很喜欢职业精神这个词语，因为相比较“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这两个惯用的单纯“自律”和“他律”的词语，职业精神似乎有一种更高的境界，也容易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个人理解“完备的传媒人”的职业精神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市场越来越开放，但是与市场配套的制度建设和制度规范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呼唤诚信、呼唤职业道德，本来新闻传媒人被囊括进职业精神滑坡的怪圈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媒体社会责任问题，因为媒体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监督的利器，它的失效会给社会进步带来很大的成本。一个犯罪分子可能只会危害有限的受害人，但是一个传媒尤其是电视人，它的受众动则成千上万人，任何一次传媒的失误或失信，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于引起社会的动荡，这是由传媒的社会属性决定的。所以，每一个传媒工作者都要首先明白自己工作的“危险性”、“复杂性”，明白自己所处岗位的巨大责任，这是基本的前提。
　　其次，真实客观地进行报道，同时程序上的公平公正。传媒人要做到真实客观，就需要细致的观察力、富有批判精神的分析能力和精确的表述能力。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目前普遍存在的“真实的新闻”与“新闻的真实性”之间的错位的误读。举例说明：某某城市要对出租车涨价，正在征求民意，有一个电视记者拿着摄像机和话筒上了街，采访了十个人，其中有三个赞成涨价，其他七个都反对，在制作新闻的时候，也许是出于某种目的，他只采用了三位赞成涨价的人的采访，于是给大家造成了“市民们都赞成涨价”的错觉，他还说：我的新闻没有什么不真实的呀，难道他们说的话是我杜撰的？是的，这条新闻里面新闻的元素是真实的，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但是却不是一条“真实的新闻”，所以，所有的真实客观可能都包含着传媒人的立场，所以代表公众利益的立场就显得更加重要。当然传媒人在保证新闻真实客观的前提下，也要注意采制新闻的合理合情合法，不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常见的比如偷拍偷录等等。因为，除了法律制度和法律执行部门以外，传媒所要担当的也是法律和社会的监督者职能，也就是舆论监督的作用，如果自身违反，将会引起极坏的社会后果。
　　陈明洋：说说我对电视人职业精神、职业能力的希望。新闻播报员或有关新闻节目主持人，有如报纸的文字，有如广播的播音员的声音，这个人怎么样，决定电视新闻性栏目的成败(非新闻性节目不论)。这个人尤其必须有职业精神、职业能力(电视是大生产，这个人背后或前边的环节此处不论)。这个人必须：一、具备常识，不只是日常生活的常识，还要有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的较为健全的常识； 二、好奇，对我们身处的世界的最新变动和趋势，致力于发现、理解、再现; 你要想到，你是在为公民提供必要的资讯和可能的意见，帮助他们自我发展、与人共处。三、到现场去，尽可能地到新闻现场去。无论是突发性新闻的现场，还是常态事项的现场。自主地采集材料，整合，自主地表达，自主地解释或与专家有效地探讨；若不能，则至少要对所谈的问题或所播报的新闻有理解，而不只是念念别人写好的新闻稿。四、释放、提纯人的传播本能，在镜头面前自如地表现;试想想你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告诉别人一件事一个观点的。五、说人话，以像样的人的方式说话。给人以信心。公信力的源泉在此。
　　康建宁：我的理解可能理想化了，我认为职业精神首先是一种思想的坚守。我几乎在电视媒体里找不到正反两方面典型的例子，倒是在报纸里比如《南方周末》，你就多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一种坚守，当然这种坚守是很困难的。从具体内容上讲，我觉得最缺乏的也正是我们天天在标榜的，还是人性的东西，对人的关注、关怀，不虚假的做作，确实太少。比如说3.15消费者权益日，这个时候我们一拥而上，去揭露一些黑暗和罪恶，对此我真是觉得十分厌恶，好像只有这一天我们才能有公道，其实一年它只不过占了一天时间，但是却造成了那么大的声势，好像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地不缺乏公道似的，这是一种很极端地反面启示：其实我们并没有常态地去关注一些事情。全国几千个电视栏目，有哪个对人的最根本的权利进行了关注？前几年我去北京看病，天很冷，进医院的时候看到外面台阶上一些人拿着被褥在排队，一看就是外地的没有钱的人，但是却没有什么人去问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冷不冷？但是你会发现在某个地方有一只天鹅之类的受伤了，当地的报纸、电视，甚至领导啊，那么充满人性地去关怀这只可怜的动物，以标榜我们这个社会是那么的高贵。我觉得这种现象正是我们缺乏所谓的职业精神的最根本的体现，我们是在做秀，是给别人看的。职业精神不是这样的，一种职业它能够上升到一种精神的话，它是一种追求和坚持。
　　孟建:我们来谈新闻工作的职业精神，马上让我想到了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关于社会进步与职业精神的话语。就新闻工作的职业言，其工作范畴大体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扩散。这一专业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应当构成新闻工作职业精神的基础。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大变迁的时代，仅仅认识这些远远不够。职业精神如何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和职业操守中予以升华，才是根本。这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如何确立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和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是更为重要的。对前者言，新闻能否在宪政体制改革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将是集中的体现；对后者言，新闻对纳税人的民意能否公正的反映，将是集中的体现。“十六大”倡导“政治文明”，为新闻职业精神在中国的酿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中央电视台等媒介对海湾战事前所未有的直播报道，不也让我们感到是新闻工作职业精神的勃发吗？

　　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业界现状多面睇

　　黄爱东西：在印象里，在可能有一些“好处”的各类新闻发布会上，电视台去的人是最多的。
　　刘春:1992年,我读研究生期间,顺便去一个摄制组实习,摄制组从合肥出发,一路拍摄南方的茶叶。这次实习让我对电视的印象糟透了,整个摄制组没有讨论过一次节目,带队人的兴趣全在如何巧取豪夺,其脸皮之厚我至今仍然叹为观止。
　　这么多年了,我参与了中国电视的许多行为,深深感受到电视改革的艰难与壮烈,并为有那么多优秀的电视人而骄傲,但是,也总有一些记忆不太愉快。
　　在电视的多种畸形行为中,尤以新闻报道中的“黑金”行为危害最大,花钱发那些捧臭脚的“新闻”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电视界那些拥有理想追求的人,除了比“能人”们经济上清贫政治上“幼稚”外,还要经常遭遇上司的白眼,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长此以往,那点意气早就磨灭干净了,拿,还是不拿,这成了大问题。长此以往,媒体的公信力也江河日下,我做《新闻调查》时,跑了不少工厂农村,让我震惊的是,连那些偏远的贫困乡镇都被“能人”们扫荡过,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被干部拿来粉饰成绩,动不动就几十万,据说越穷越偏僻的地方越好蒙钱。我去丹江口山区,农民穷得一贫如洗,镇长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央某套节目报道过他们如何带领农民奔小康的事迹,再一问,他们花了十几万。顺便说一下,丹江口也出了个“大能人”张二江。
　　陈明洋:听到过对电视的不满或满意，我自己也是拥有电视机的人，也是一个电视观众。以这种身份谈电视人，勉为其难而为之。我理解的电视，是一种传播的介质，虽然后起而有空前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萃取前此出现媒体的优势，而又有无可取代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它以现代技术手段还原了最原始的而又无往不在的人际传播，而人际传播被认为是最直接、最人性、最有效的传播方式。遗憾的是：在充分展示电视媒体的优势方面，中国电视人的成绩单，不大好看(不过，眼下央视进行的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正在创造较好的成绩)。
　　最感动的就是那些兢兢业业，在金钱和名利等的诱惑之下而没有丧失传媒人的职业精神的同行。用人格来分析，由于每一个人都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干什么的人，所以一个人的人格永远都会自动地放在他的职业道德精神的前面，这个时候敬业的人与不敬业的人的区别就出来了，前者把他的职业道德和他的人格靠得很近甚至于等同起来，而后者却离得很远。
　　周晓谨:我觉得我们的职业精神里现在最缺的就是负责的精神，包括对工作负责和社会责任心。新闻从业队伍中普遍存在着懒散、浮躁的工作作风，不少人连基本的职业精神都不具备。我可以讲一个细节，就是在机房里不少机器剪辑完了都是不关的，一些错误的剪接只要稍做修改就可以的，偏偏懒得做;我参观日本NHK的时候，看到日本电视人可以为了核实一个地名打国际长途问几遍；我曾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为了问一个问题他们做了几天的调查，这就是差距。
　　徐浩然:对于业界的现状，我最感遗憾的是这些人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回报，由于制度缺失的原因。烦恼的是相反一些没有职业精神的人由于他们大多能够吹嘘拍马，得到的回报也许更多，经济学中有一条“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如果严格遵守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同违背的行为能够获得同样的利益，甚至于更少的利益，则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将会越来越多，先天弱质的职业精神之苗将会越来越难以存活，好在这样的情况慢慢正在远离。当然，不一定所有具有崇高职业精神的人，都是一个能生产出好产品（电视节目）的人，甚至有的能力水平有限，怎样使他们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个人、单位和社会的最大回报，则是另外一个经济学问题。但是一个良好的传媒人的职业精神，是做好所有工作的基本前提，是第一必要条件。
　　罗洪涛:可能是我一直是在做体育，圈子比较小。我不认为电视人的职业精神存在普遍缺失的状况，应该只是一部分人。就我接触的范围来看，我觉得很多人是带着自己的理想到这个地方来的。比如央视现在在一线干活的很多人是合同制的，甚至是临时性质的，他们的收入是相当差的，可能比地方台的职工都要差上很多，而北京又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他们的付出和所得根本不成正比，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种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可能由于客观的局限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但是在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内我觉得他们一直是足够努力的。这些人在我们这里占得比例是相当大的。就是体制内的这些职工，就我来看，大部分是属于对得起这份工作的人。以央视体育中心来说，更多时候看得是个人的能力而不是身份，哪怕你是正式职工，如果没有能力照样会被排除在一些大型报道之外，这种竞争使得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危机感。
　　我觉得现在的电视人特别是一些央视记者对自己的这种定位不是特别的恰当。从职业道德上看，出去之后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出去和别人谈条件，采访时喜欢把自己当作一个裁判者。这都是职业素养欠缺的表现。

　　从现实到理想，
　　还有多远？
　　—电视人职业精神缺失之根源谈

　　胡智锋:电视作为一种职业，它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是有关联的，应该把它放到大的时代精神的背景下去看，它也是时代总体精神的一部分，时代精神的起起落落直接影响到电视人的职业追求和精神状态。比如五六十年代的电视人就是两个字“奉献”，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时代，一直到今天那些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老电视人还保留着螺丝钉的精神，自觉地融入到党的宣传机器中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我觉得给电视带来了非常大的机会，它一方面继续沿袭着党的重要宣传机器的角色;另外它又融入了产业经营的部分。由于电视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可以给电视人带来很好的生活状态和待遇，造成了电视人对电视这个工作情有独钟，你干得越多，收获越大，那么当然大家有积极性，所以会呈现出一种较好的职业精神状态。这个时期一部分沿袭了五六十年代老电视人的工作作风，还有同时融入了一些新的因素。比如社会允许记者出名，主持人出名、编导出名。电视是个很好的出名的载体，出名就意味着得利，这样名和利成了八九十年代电视人非常容易获得的东西，在名和利的支撑下，电视人愿意奉献，愿意拼命，愿意敬业，也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获得名和利，当然这是八九十年代电视给予的机会。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进入了转型期，电视人原来的光环慢慢地在消褪，因为媒体在发展，有了网络、平面媒体的进步、整个交通、通讯业的发达，电视媒体原来的许多不可替代的功能逐渐被替代，人们可以出名得利的机会逐渐变得多样化，电视传媒这种比较稀缺的垄断资源已经变得不那么唯一和不那么重要了，同八九十年代的超速发展相比，电视已经明显地进入一个缓慢发展期。再一个随着电视业的逐渐规范，原来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暴富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电视已经不是一个最好的赚钱渠道了，而且干电视很辛苦、很累。年轻人已经很难通过电视获得满足感了，缺少了动力，电视人的职业精神也在消褪。
　　黄爱东西：首先我觉得这还是与电视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缺乏竞争所致。电视媒体没有一个清晰的行业标准，没有形成良性的淘汰机制。你做得优秀的不一定有好的回报，做的差的也不会被淘汰，时间长了会形成恶性循环，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到这个行业来，就是有个别素质很高的人也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电视是集体操作的。我觉得一些电视同行还是很努力，但是看看境外的电视节目，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模仿上，差距非常大。
　　另外，电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比如说南方报系的采编和经营绝对是分开的，而电视台的制片人制是把经营和内容绑在一块儿的，那你怎么做到公正公平呢？
　　从用人标准上看，平面媒体的内容已经非常细分了，不同内容的报纸需要的记者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因而平面媒体的人员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了。而电视在这方面还有差距，综合频道仍然是主流，用人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准，人员专业化的程度和平面媒体有差距，这在职业素养上当然会反映出来。
　　康建宁：我觉得其实吃苦耐劳并不是职业精神，它还上升不到精神上去。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最缺乏的是一种职业思考，也就是他缺乏用职业所赋予他的一些特殊的手段把感受到的一些问题表现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所谓的频道专业化带来的许许多多的频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一个个挖出来的坑，这些坑都需要来填充，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精神就已经看不到了。比如说现在的谈话节目就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填坑的材料，就像一堆棉絮一样，因为它可以东拉西扯占据很长的时间。谈话节目本身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关键是看谈什么，怎么样才能走进别人的心里面去，怎么样才能谈出一些我们所要的、能够体现出我们职业精神的东西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始终绕不过去的巨大的障碍。时间都填满了，中央台据说就有300多个栏目，都在填这个大量的时间，关键是拿什么来填。我倒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节目都要像拍一部纪录片一样花个三年、五年、八年的时间去完成，我觉得最关键是我们缺乏了一种本体的思考在里面，除了文艺、新闻等其它节目之外，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应该有这样一些东西。但现在是根本就没有，顶多传达出来的就是人情冷暖，让人们流流眼泪的事情，这就是非常高档的了。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面）这是一个综合的原因，一概推为政府限制、社会不支持这是不全面的，这涉及到我们电视人自己，职业精神在里面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种职业精神的缺失首先要从职业人的本体上去反思，甚至去忏悔，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因为同在一种体制下，具有职业精神的人尽管少，还是有。另外我们的社会环境对电视的影响和需求也是一个根本原因。就拿足球来说吧，我觉得中国足球的一些现象，比如中国足协对球迷、俱乐部的极大不尊重，以球谋私这种嘴脸每个人都看得清楚。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成千上万的球迷面对这些现象使用一种办法，那就是我们都不去看，我觉得它一天都生存不下去。可是我们的球迷仍然是脸上涂满了油彩地摇旗呐喊，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他们没有鄙视这些东西，是他们为这些东西提供了土壤。这种环境是很根本的，电视、电视人目前所处的环境和这有些类似，比如我想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纪录片的频道，它很有可能是生存不下去的，因为找不到广告和赞助商。
　　李鸿谷：与国外的同行相比，现行的新闻管理体制使我们不能平等地参与新闻事件的报道，致使国内的新闻从业人员相对缺少职业训练的机会，即提高职业能力的机会。所以目前中国新闻界的现状是很多从业人员还缺乏基本的职业能力，更谈不上职业精神了。职业感在未建立之期，甚至可能与使命感与神圣感联在一道的，而但这种东西规则化后，则真实回归到职业感的本意了。但现在我们谈职业感，多少还处于规则化前期，所以需要的是“先知先觉者”。
　　张颐武:电视媒体的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的关键我以为并不仅仅在人们通常认为的缺少敢言和直率，缺少胆略和冲劲上，也不仅仅在于电视作为主流的大众媒体所受到的话语限制上。
　　实际上，从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社会的媒体都会难免于国家或社会的控制。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反而在于我们过分简单化地理解了媒体的“正义”的立场和“揭露”真相的能力。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电视记者的价值观往往过分偏窄，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我们往往相信媒体能够无所不能，能够变成世界的良知。于是，我们往往非常简单地处理新闻，将自己的道德观和社会立场作为无可置疑的“真理”，过分地对事件作出异常简单和刻板的评价。我们往往代替了其他社会力量或政府的职能。我们往往将“真理”变成了一种非常简单、一目了然的东西。我们往往需要对象善恶分明，正义与邪恶立判，这里缺少的正是一种复杂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其次，我们往往缺少平衡报道多种意见的能力，报道客观性的严重缺乏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缺少社会观点，而是缺少深入的能力。这似乎由于我们的职业训练的缺少，没有一种哪怕是表面的平衡性的观察。而越是将报道戏剧化，就越是能够得到喝采。越是煽情就越受欢迎的社会氛围的结果。如何得到更平和的和客观的新闻？这需要的往往不是胆量和义愤，而是冷静和专业化的能力。
　　周晓谨：我们职业精神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东方式的嫉妒,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比如一个人拼命工作，周围的环境对他的反映是什么呢？不干活的人说干活的，干活差的不满干活好的，干好干差在分配上没有明显的差别，真正优秀的人他在这种氛围里反而是被非议的。如果形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那些优秀的记者就能够大胆地、热血沸腾地向前冲，达到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职业境界；其次现在的电视人还缺乏一种人文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感。比如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在发现新闻、接到任务的时候应该是一触即发，勇往直前，而有的记者反映却很麻木、迟钝，甚至推诿；或者在制作新闻时打折扣。记者这个职业不能仅仅是职业技能层面的要求，更需要激情和热血，信念与胆识，需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负责、敢负责。
　　徐浩然:内地电视人职业精神的缺失，我们不能单纯地从觉悟、道德等等这些惯常的角度去分析，要从内地机制与境外机制的差异上去找原因。现在内地的整个社会外部大环境已经越来越走向开放和市场，但传媒的小环境却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由于内地传媒的这种特殊性，容易出现新闻腐败或者叫新闻“寻租”现象。从体制上说，内地传媒由于产业属性还没有完全清晰，存在着制度建设上的缺失，从功能上说，境外的传媒则是在一个发达健全的市场机制下的第三产业，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内地的传媒却要负载执政党的宣传导向任务和社会大众的信息传播工具等多种职能。我们看到，在一个逐渐从计划走向开放的市场，每一个政府退出或正在退出的行业都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有一些掌握资源的人可以在两种体制的转换之间或者在两种体制之间找到自己的利益，现在国内很多滋生腐败问题的地方都是政府权力没有完全放开的地方，传媒更是最后的一个“碉堡”，这就是为什么内地的传媒人容易出现拿红包现象，因为他可以利用政府垄断下的传媒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经济学上讲的“寻租”现象，于是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最后以传媒的沦丧换取了个人的好处。
　　又由于没有市场化的运作，缺失有效的用人、奖惩制度，使得传媒人有可能成为终生职业者，同时会产生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思想，所以大家只是简单地以完成甚至敷衍工作为最高目的，大部分人只是把传媒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剩下的时间就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捞取个人的好处。当然，这个现象也有它的深层动因。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持久发挥作用的基础原则是 “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也对个人有利”，新闻职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需有相应的制度基础，传媒人当然应该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职业报酬的社会收益定价制度、职业选择的自由、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约束，以及明确界定“非道德”和“渎职违法行为”的界限并对后者予以违法必究的惩戒。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点不应当是在否定自利行为的前提下来倡导利他行为，而应当通过利我来利他，从而从利他中来利我。现行的制度安排大都由于缺少私利动因而失去了执行操作的可能，从而成为了一种虚假摆设，其实还不如没有更好，而相比较境外的传媒，除了社会大环境的机制比较健全之外，内在小环境的制度建设也是比较到位的。
　　陈明洋:中国人曾以生活质量等内驱性因素、政府鼓励等外驱性因素，使电视完成了相当的普及。观众拥有控制遥控板的权利，他们会、能、可以选择节目。观众的调台权是要命的，这是市场的力量。台或台里的电视人被遥控着，这种遥控也是要命的，电视人的遥控者，除了观众，还有譬如体制之类的强力，关键是主要听谁的，或者如何在观众和体制力量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要\应\能做平衡大师的，就是第三种力量：电视人自己。观众的选择权无可指责，体制之类的强力相信会与时俱进，那么，现实的改造之道,最重要、首要的是电视人要反躬自省、自我努力。问题正在于：不能说电视人没有努力，但电视人努力有限，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努力。也就是这个话题所说的职业精神、职业能力表现不够。
　　杨晖：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难得是电视人的一次自省吧。我觉得在传媒圈子里真正有职业精神的人处于弱势，职业精神似乎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在这个行业中能够安身立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强调职业精神的人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原则，其实认为它不值一提的人反而可能会耻笑你吧。实际上现在中国内地的传媒它的一个尴尬在于一方面目前市场要求它不得不按照企业的方式来进行运作；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类似于行政的机构，处于还没有完全脱胎换骨的状态。因此它就带有很多中国特色，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与境外电视传媒有差距的原因，因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会导致职业精神的某种缺失。但是我觉得把中国电视人职业精神的缺失仅仅归结于体制也是不全面的，电视人本身也一定是出了问题。体制在很多时候被中国电视人当作是一个偷懒的借口，就像缺钙似的。体制在成为借口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庇护伞，因为背靠大树好乘凉，电视人附着在这个地方，成为了上面的一根藤，因为这棵大树还在，所以电视人内心的危机意识并没有被激发出来，因此他也没有考虑去独立。
　　我觉得职业精神应该是与这个时代，与市场发展，与竞争环境相匹配的一种职业素质。我觉得这种职业精神一定是建立在一种非常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发达、比较成熟的行业里面。当前中国内地的传媒我不认为是比较发达或成熟，首先我们还不具备这样一个基础，更加上升不到一种精神。
　　尹鸿：在目前，中国电视人的职业素养和精神的确面临着普遍的缺失趋势。职业精神的缺失，主要原因首先来自于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中社会理想的普遍性缺失，从教育到行业到社会生活都缺乏共享的价值系统；其次，媒介行业自身的体制弊端，造成传媒人私利动机的膨胀，假公济私的行为败坏的不仅是职业水平而且也是媒介人的道德水平；第三，媒介的垄断性质，造成电视媒介行业人员、特别是核心人员缺乏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动力，而大量通过招聘临时进入电视媒介业的从业者则由于缺乏发展空间而也难以培养职业热情和创新动力。

　　纸媒与电媒：
　　难以比肩？
　　棗—电视,向报纸学习吧

　　胡智锋:与平面媒体及境外媒体相比，国内电视人存在的差距，并不是内地电视人不想做，或是缺乏竞争，很多电视人是有强烈的职业精神的。比如9.11事件，央视已经抢到了，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及时报。我觉得主要是客观上的原因，电视媒体所遭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要比平面媒体来得更多和更直接，这是一个大的约束；同时由于电视媒体本身的局限，它的技术操作相对来说环节比较多，完成一个电视节目不论在纵深度上还是在速度上它受很多限制。这两个因素加起来，电视人要获得速度和效率，实现记者的价值、获得成就感更困难一些。
　　尹鸿:电视行业是最缺乏人才竞争机制的媒介行业。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今年毕业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本科和研究生，他们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南方日报》、新浪网以及其他主流的报刊、出版媒体录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作为正式员工进入电视台。电视台严重匮乏人才，但是却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这种现状将制约着中国电视的发展，将使中国电视在媒介的竞争中越来越失去优势。
　　李鸿谷：相对于平面媒体，技术先进、影响面大的电视媒体无疑具有一种话语霸权。这种霸权同时也在现实环境中为电视节目的制作带来了更多的掣肘，这些掣肘与电视媒体相对高昂的制作成本一起，导致电视人的激情和热情更容易被磨损。从操作层面来看，电视节目的制作环节比平面媒体复杂，需要通过团队作战来完成，这种团队作战的工作方式使电视人相对难以获得个人的成就感，在遇到挫折时则更容易产生懈怠感。
　　罗洪涛:我自己的感觉电视媒体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可能在广州、成都、北京等有限的几个城市平面媒体的竞争相对比电视媒体的竞争厉害。在这几个城市因为平面媒体比较多，它们更加市场化一些，而电视媒体相对来说它更加垄断一些，一般来讲一个地区就一个省台，中央台它是一种全国的垄断性，地方台它是一种区域性的垄断，相对来说电视人在这个体系之内基本上衣食无忧。而且由于电视具有这种传播上的强势，使得它们在做报道时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回报，也就是它在和平面媒体同等付出的时候它的收益相对比较大。
　　与境外电视传媒相比，从整体上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从职业精神层面上，本身传媒的职业道德的教育就不是很完善、很系统。每个人走到这个位置上后，他对自己是否具备职业精神没有一种考量。更多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饭碗，或者是仅仅是对职业的一种喜欢，而不是对职业内涵的一种喜欢。另外我们的行业规范也是很欠缺的。
　　从职业技巧上来看，我们也有欠缺。本身我们媒介的发展与我们的国情是相匹配的。实际上我们很多样式和操作方法都是在向国外先进媒体学习的，你是跟在别人后面的，所以你肯定就是有差距的。我们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曾经去德国电视台呆了一年，当时德国正在报道奥运会，他看了整个的报道系统是怎么样的，当时的那个报道系统就非常像我们这次的世界杯报道，人家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水平了。
　　我们缺乏积累，也缺乏与国外同行真正意义上的大范围的沟通。我觉得中国传媒进步非常快，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静下来去思考，更多的时候是被节目需求量所逼迫你不断地去干，而不是去研究，这样你只能边学边干，效果自然有限。
　　杨晖:在我看来平面媒体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一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内地的电视媒体资源更多的是靠行政或区域的划分。上星台即便是你有很高的知名度，客户还是把你作为一个区域的媒体来对待。但是《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也许不一样，没有人因为它是北京青年报湖南人就不看了。但是很有可能某一个台因为你是挂了一个区域的名字，别人就不看你的新闻了。现在地区台还不能报道国际新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限制，传媒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就是信息资讯嘛。我感觉平面媒体的人在一起就特别容易觉得我们都是同行，而电视人到一起总是会说我们这儿，你们那儿的，这本身就说明还没有打破这种区域限制。我们大多数电视台还停留在资产管理上，还没有实现从资产管理过渡到资本管理，可能湖南台在这方面会好一点，它带有一点开拓、探索的性质。
　　刘春:老实说,这样的事情在报界也不鲜见,尤其是国家通讯社和大报的地方记者站,靠山吃山的毛病蔚然成风,这就像军警经商一样败坏了风气。当然,报业的问题随着报业的改革正在好转,资本结构的改变,市场属性的清晰,反倒使报纸更象报纸记者更像记者,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抢新闻的身影,往往来自报业,来自那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报纸。所以,我经常感慨,虽然电视还占据着传播强势,但在新闻竞争的主战场上,电视基本是失语的。

　　完善自我:
　　寻找回来的世界！
　　—路就在脚下，攀登新高峰……

　　胡智锋:第一是要对电视人进行培训，所有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应该进行良好的职业培训，应该向老的记者、老的电视人那些成功的经验学习；第二是电视媒体内部要建立一种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第三意识形态的控制要更多的放手，应该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第四是整个中国电视产业应该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格局，让实力成为竞争的主导因素；第五要形成一个电视人可持续发展的平台，这个平台让电视人在业内的工作经验可以成为一种职业储备，可以向别的媒体、别的行业流动，任何一种职业不能形成流动就会造成危机感，从目前看这一点还很欠缺。
　　杨晖:我觉得首先是市场，市场化的程度。因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时间、市场会教会你这些东西。我只是觉得电视人应该在这方面少付出一点代价，多一点主动意识，这样可能自己会得到一些主动，电视这个行业会走得快一点。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境外电视传媒的进入可能是一件好事情。
　　刘春:解决电视行业腐败的办法除了自律,只有改革和监督。而改革的思路就是消解绝对的权力。所以,我觉得根本改变电视的行业风气,最重要的是改变电视的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改变电视的行政属性,改变电视的资本结构,外资不让进来,至少可以国有多资,至少应该打破行业和区域资本流动的限制,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符合市场规律的现代电子媒体,形成百花齐放的竞争格局。到这一天,电视记者也会“不须扬鞭自奋蹄”。看看报纸涌现出多少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首席记者”、“首席评论员”,看看报纸注销的那些洛阳纸贵一纸风行的独家报道,再看看以“新浪”为代表的蒸蒸日上的新媒体的冲击波,中国电视再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真的非常危险！
　　罗洪涛: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这种教育包括院校教育和向国外先进传媒学习。我们进书店就可以发现，关于技术层面的书非常多，细致到怎么提问、如何写。但是关于职业道德、精神层面以及从业人员内涵这方面的非常欠缺，我们的教育系统必须容纳这一部分。
　　周晓谨:重建中国电视人的职业精神首要的是要在“入口”上把关，真正做到把那些喜欢这个职业的优秀人才吸收进来；其次是要“换血”，要建立一种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形成竞争，让能者上、庸者下，吐故纳新，在这样的竞争下想不敬业都不行。
　　徐浩然:职业精神的重建不是一个提倡和鼓励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任何精神现象的产生都来自于它所存在的土壤，我认为问题的出路首先在于自律，自身的约束。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弱点，就是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善良假定下，对道德陈义过高而难以落实。而西方人的原罪说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于制度的建设和规范。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推崇圣人、轻视凡人，把培养处处利人的雷锋似的完人和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教育混在了一起，前者显然对大多数人都相当困难，而后者就在对完美品格的望尘莫及中被忽略了。同样作为传媒工作者，我们先不能假定他们有太高的觉悟，先假定他们都是自利为上者，然后再寻找更适合他们的制度。
　　其次问题的解决还在于他律，制度的创新和制度的建设。要尽量打破框框，建立一套像企业一样的奖励用人机制来突破传媒自身的困境。经济学的博弈论从囚徒困境的原理引出来一个重要结论:一种制度安排若要产生效力，必须是纳什均衡，也就是在给定别人战略或规则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否则，这种制度便不能成立。它告诉我们，我们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承诺自律价、文明守则这些没有约束力的协议不会有人自觉遵守的，注定不能贯彻执行，所以“管理制度”绝不等于“制度管理”，后者是制度的有效的有力的执行。
　　如何突破当前的体制与观念的限制呢？首先要在思维观念上突破。思维观念的突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靠自觉的提高，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环境，认为“都是环境惹的祸”，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上面的安排指令而为之的原因，缺少自己去面对市场搏击风浪的本事，于是等靠要思想严重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并不是缺少思维观念，其实很多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束缚了限制了自己的头脑，就像成功学上讲的在一个固定高度下起跳的跳蚤，即使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也只会跳那么高一样，“看不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二是靠外界的引导，要提倡鼓励行业内部和外部的竞争、传媒人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节目形态（电视产品）的竞争，还有人才的竞争，资源的竞争。鼓励有能力的电视人跳槽，要打破行业垄断，有人就提议在国内搞第二个国家电视台。目前我们的电视机构的设置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而设置，不是按照市场需求，这极不利于行业之间的整合。同时也要尽量地开放“传媒的天空”，让更多好的节目、信息被我们所看到。最后还要为那些具有敢为天下先的豪气与智慧、具有先行一步的胆识与魄力的传媒人以一个良好的表演的舞台。
　　尹鸿:归根结底，培养媒介人的职业精神就是要形成人才的竞争机制，不仅是做事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发展的竞争。良性竞争是提高电视人职业精神的核心，电视体制改革则是良性竞争的前提。体制就是生产力和创造性，因此，中国电视体制不改变，中国电视人的职业精神就不可能解决。而中国电视的巨人，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蜕变为媒介的侏儒。
　　【暂结语】感同身受，言俱由衷;严于自剖，砥砺真诚。“奋斗正未有穷期”……

责任编辑：黄耀华 郭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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