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膜贴里面还是外面:文人拉车记

　　四十年代吾蜀公路运输事业十分落后，成渝、川陕两路，尚多骡车和板车。板
车车身宽长，铺以厚板，两轮左右夹持，皆用载重汽车之轮，能载几吨货物。中杠
驾掌一人，鼓眼看路，端正方向。两旁拉飞蛾的各四五人，赤膊短裤，一肩挎拉绊
绳，一手撑扶货物，体前倾，喊号子，走碎步。到五十年代初，军区文工团演唱
《板车号子》时，这庞然大物正在被轻便的架车淘汰着，即将消失。架车，俗呼架
架车而音读二声的jiajia不读四声的jiajia，亦不知何故，或天籁如此吧。这架车
的陡然崛起，说来也怪，竟缘于拉乘客的黄包车之式微。而黄包车之式微又由于成
都解放后市民思想观念之大变，佥认为高坐车上叫人拉着走，未免涉嫌资产阶级享
乐腐朽，形象太不光荣。市民不坐车了，车伕失业，生活困难，便折下了黄包车的
两轮，装配在简陋的木架上，改造成了架车，不乘客，只载物。时当鼎革之后，建
国之初，社会上闲散人员多，例如一大批旧军官，饭碗孔亟，这也促成了架车的崛
起。架车载重量远不及板车，但以车身窄短，轻便灵活，狭路小巷亦能深入，强劳
力一人也能拉。说走就走，说歇就歇，自有其优越性。较之板车，架车可谓“具体
而微”者矣。体微，所以轻便，然而这轻便毕竟是旁观者的结论，叫你去烈日下拉
拉吧，哪怕只载半吨，平路还好，若要爬坡啦、上拱桥啦、翻铁路啦，够你奔命。
你得咬紧牙关，低头啃泥，两腿打颤，喉吼怪声。拉架车的有谣谚云：“七十二行，
架车为王。眼睛拉大，颈项拉长。”

　　想起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本省红色翰林院当供奉，穿美琳西服，骑Rayleigh洋
车，路遇架车阻道，颇不耐烦。看那拉中杠的男子眉宇犹存旧军官气，再看那拉飞
蛾的女人相伴依依，两人表情似露三分惭意，我绝对想不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踢人他
们的群落，而且比他们更狼狈，现出种种可笑相来。天道好还，有罪大家都去轮流
受受，这才公平。何况对我也有好处，所以至今仍无怨气，但觉回想起来有趣而已。

    最初是给本院伙食团拉煤，每月六车，每车半吨，早饭后出，晚饭前归。一辆
架车三个右派，音乐家方兄，国画家吴兄，我。我自知罪特大，主动拉中杠。方吴
二兄拉飞蛾，走在我两旁，皆甚卖力。方兄义气，见我疲惫不堪，总要换拉中杠，
让我松弛松弛。吴兄是个乐天的好老头，拉车途中常有笑话凑趣，而心头正在构思
他的嘉陵山水长卷。快活总是在空车去路上，因为暂时逃脱了革命同志的监视。而
满车归路上，三人累成马脸牛睛，无力说话，沿途坐歇，羡慕徒步。若是往北八里
庄政法炼焦场拉煤，脸上身上还不免乌猫皂狗。可怪的是，上午空车去路觉得路还
平平坦坦，下午满车归路怎么尽是爬坡上坎。从八里庄拉回城来，我数过，要爬三
个软足坡。嗨呀唑，拉上坡，正在苦苦挣扎，又听见后面有自行车不耐烦地敲铃，
心头就忍不住要冒火。这时候才想起自己从前骑车，不是也厌恶过阻道的架车吗，
真是罪过。有几回爬陡坡正要命，忽来奇迹，肩上腕上减重，腿上腰上添力，心头
明白后面有人助推，多半是老大爷小学童大嫂子，乃大受感动，回头道谢，目送远
去。

    有一次去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出场不循指定路线，被截住一顿骂。方兄不
服，同那壮汉顶嘴，惹得壮汉暴怒，说要扣留架车，还要我们交代所在单位。方兄
戴眼镜，我又太瘠瘦，发配拉车，显然是右派分子嘛，所以那壮汉，人呼许干事，
把我们当成犯人吼骂。我自知臭名响，深恐露馅，连忙扯方兄走。此次受辱之后，
拉车分外小心。过了几日，被叫到编辑部去看稿，发现政法炼焦场有诗稿寄来，作
者姓许，也不管他是不是那壮汉，我将稿纸揉成一团抛入字纸篓中，算是报复。

    我拉车低着头，怕被路人看透我是右派，尤其怕遇熟人。方兄亦然，不敢路过
西大街歌舞团大门外，总让我一人拉，他好绕开旧游之地，鼠窜小巷。后来我下本
院农场，多次进城拉粪，由老牌记者车兄拉飞蛾。他极卖力，又会摆龙门阵，可怕
的是他沿路大声招呼熟人朋友，以爆炸的热情叫道：“我们下农场！去锻炼！”让
满街过路人都晓得我们“犯了错误”，用看异类的目光盯我们几眼，使我非常难堪。
而他倒很昂然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有一对老作家伉
俪，调来本院当官，藏书运来，叫我拉去。我和本院一位文盲工友来回几车拉了，
一箱箱地抬上楼去放好，没有半个谢字。比较起来，老作家沙汀未免太厚道。那一
年他住家老西门外，独院被洪水围困了，由我拉半车米送去。他家煎蛋挂面飨我，
还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且有语言酬劳。在那些年，上头常派革命同志来给我拉飞
蛾，亦有监督之意。他们深怕被右派毒害了，所以个个满脸秋霜，缄口不语。又担
心被外人误会了，以为他们也是一路货色，所以都俯着脸，闺女含羞似的不让人看。
别人因我而羞耻，我只好低头再低头，差点夹到胯底下去了。

    有一次去了平福桥沙河机械厂偷粪，实在有幸，上头派了一位学者，他是中国
神话学的权威，来拉飞蛾。蒙他不弃，一路上和我讨论《天问》。学者走惯了大跨
的八字步，不会走拉车的碎步，所以合不上脚，用不上力，还要侧脸发言，说得眉
飞色舞，忘了是在拉车，绊绳都未牵伸。粪车在平福桥街上歇脚，误停在街中间，
警察跑来训骂，说要扣车。学者头上无帽，竟敢抗议。于是触怒警察，真要扣车盘
查我们是啥身份。我急忙赔罪认错保证不再犯，方才化险为夷，赶快拉走。

    大饥饿的三年，我因饥饿水肿，从农场被叫回本院养病，间或给伙食团拉米拉
面粉。此时架车的毂筒已经改良了，钢圈轴承换成滚珠轴承，所以不用飞蛾，由我
一人独拉半吨。成都郊区所有粮仓和面粉厂，远的如老南门外红牌楼仓库啦，沙河
堡那一头建成面粉厂啦；近的如老西门外万担仓啦，东安街面粉厂啦，我都拉过。
满车归路上，饿得心慌，溜进茶馆歇脚，大嚼冷硬馒头，拾起碎渣舔个干净，泪湿
眼睛，“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面包”，宗教感情油然生焉。片刻，脚力恢复，又孑孓
上路了。赤日如刑讯灯，烤得汗渍眼角，胸似檐滴，裤腰湿透。汽车驰过，卷起灰
尘，进城已成花脸猫了。拉人本院后门，往往天已擦黑。米面扛到厨房，尹李二厨
师端饭给我吃，舀一大碗剩菜，如飨饿牢之鬼。他俩多次让我白吃，向我眨眼睛，
表示不收票。上帝有时候以炊事员的面貌出现，令我铭感不忘。当时不但本院各位
供奉编修均在挨饿，全国人民也在挨饿。而我拉回粮食之外，还从农场拉回厚皮菜、
红薯、茄子、南瓜、芋儿、洋芋之类能疗饥的蔬果，所以颇得革命同志们的好感。

    有一次从农场拉回一车嫩豌豆回本院，仍然不派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嫩豌豆
当时是救命粮，是农场偷偷买公社生产队的，怕被社员知情阻拦（因为他们正在挨
饿），天黑以后才通知我赶快上路。嫩豌豆分装在四五个竹筐内，面铺一层小菜掩
护，上盖防雨油布。拉到北门梁家巷，夜深10点过，肚子又饿了，正要歇一歇，忽
有居民跑来翻看，知是豌豆救命粮，摸钱要求“分一点”。转瞬间拥上来一群人，
把架车围困了，七嘴八舌乞求不已：“同志，多少分一点嘛，价钱随你喊麻。”我
再三的解释说，这是机关单位买的，不是我的，我不敢卖。他们听不进，要动手抢
了。我大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正在劳动改造！要拉回去交差，一颗也不敢
卖！请大家放我走！”人群沉默，纷纷散去。我急忙拉起走，吓得腿颤心跳，想哭
一场。

    北门外的驷马桥，司马相如留迹的驷马桥啊，是我拉车留下恐怖记忆的地方。
那天上午我从农场拉按树苗回本院去，走完驷马桥的一条短街，看见一辆载重汽车，
挂一辆空拖斗，从我左边驰向前去。前去是陡坡，坡顶过铁路，然后又下坡。这辆
汽车爬上陡坡，正要横翻铁路，后挂的空拖斗忽然脱钩，从高坡上退滑下来，愈滑
愈快，直冲坡下。冲下坡向右拐，就该我死。哦！向左拐了，当场碾死路旁另外一
个拉架车的。是空拖斗撞倒了他，从他胸膛碾过，顿时气绝，流很小一摊血。兔死
狐悲，看了半天，心凉透了。几个月后，此地开工挖土，修了两个洞子，从铁路的
路基之下钻过，正如今日读者诸君所见那样，光阴易过，转瞬30年了，那恐怖的场
面，有谁还记得呢。

    我最后一次拉车是在1966年3月下旬。当时被逐出红色翰林院，拉一车旧家具
回故乡。此后做了锯匠，锯木6年。继后改行，又钉包装木箱8年。在故乡12年，眼
看架车没落，最后消亡。

    文人拉架车，虽然非耻辱，但也不光荣，惹人笑罢了。拉车于我有好处吗？有。
一是使我对贫贱的苦役能抱有同情，二是人一旦拉过车，特别是拉过粪车，且多次
拉过，便很难再装模作样的“玩深沉”了。

亦凡书库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