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灭火器有效期:是野马，是耕牛，是春蚕　　——为云门30年而作 龙应台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城市都有几个特别的人，他们的才气和执著使那个城市的名字被别人记住。


　　１秘密
　　1992年的早秋，我在法兰克福的世纪剧院看云门的《薪传》。满座，而且，演出结束时，满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久久不肯离去。
　　欧洲的观众是苛刻而不讲情面的。我曾经在罗马看《卡门》的演出，导演的手法笨拙，中场休息时，观众面带愠色，站起来就往外走，边走边骂。再开场时，一半的位子是空的。
　　给云门的掌声一阵一阵，在大厅中回响；林怀民出场时，掌声像油锅开炸般轰起来。他很瘦弱，剃着光头，穿着布衣，对观众低首合十，像一个沉默的慧能。
　　云门舞者深深、深深地鞠躬；欧洲观者长长、长长地鼓掌。对于许多许多人而言，这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台湾”两个字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可以直接与欧洲心灵对话的艺术。
　　如果这是一支来自芝加哥或者巴黎或者伦敦的舞团，那么今晚也不过就是一场杰出的舞蹈演出罢了。西方各国对云门的评价就在于它的艺术成就：它是“亚洲第一当代舞蹈团”（泰晤士报）；“世界一流舞团”（法兰克福报）；“一流中的一流舞团”（悉尼晨锋报）；“云门之舞举世无双”（欧洲舞蹈杂志）。人们还在喊叫“BRAVO”。这些西方人看见的是云门的艺术成就，不会看见的是，云门舞者跃上舞台前所穿过的幽幽历史长廊；舞者背上的汗、腿上的伤、深深的一鞠躬里，藏着艺术以外的民族的秘密。


　　２“穷孩子”文化
　　林怀民很敢。他敢在一个认为男孩子跳舞是不正常、女孩子跳舞是不正经的极端保守封闭的时代里，脱下衣服，露出肌肉，大声说，“我有一个梦，要创立一个中国人的现代舞团。”这是开风气之先。
　　他也敢，在1973年台北中山堂第一次公演中，对不该闪而闪了镁光灯的满场观众说，我不跳了，“落幕重来”。这是对群众的不假词色。
　　林怀民很固执。当他认定了“九歌”需要一池活生生的荷花长在舞台上时，他就开始种荷花，从培养烂泥开始。这是对艺术品质的不肯苟且。
　　为了演出先民“胼手胝足”的垦荒精神，他让舞者离开舞台地板，到新店溪的河床上搬石头，用身体感觉石头的粗犷。这是把艺术当作身体力行的修炼。
　　他把人们认为最前卫、最精致的艺术带到乡下，在庙前搭台，演给赤脚的孩子、驼背的乡妇、戴斗笠的老农看。他专注地演出，有如在为一位显赫的王子献艺。这是以艺术度众生的大乘实践。
　　在乱世中成长的台湾，到了1970年代，还是“穷人家的孩子”。“穷孩子”的文化特色就是，用野台戏的方式过日子：灯松了吗？用胶带绑一绑。碗破了吗？将就用着吧。颜色不协调吗？无所谓啦。螺丝尺寸不对？差不多就好。野台戏演完之后，一地的瓜皮纸屑，让风去决定去向。“穷孩子”文化也许个性十足、自由惬意，但它同时是封闭保守的，因为他没见过世面；它是将就苟且的，因为他贫穷；它是短视浅薄的，因为眼前的生存现实太压迫，他无力远眺。
　　乡下出生的林怀民，显然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30年来，他没有一个动作不是在试图改变“穷孩子文化”中的局限。他不说教，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给你看：新鲜的观念他不断引进；对于品质的要求他一丝不苟；对于群众的文化权利他恭敬地奉献，但同时严格地要求群众尽他应尽的义务。30年不动声色的教化，我们看见了“穷孩子”的蜕变。
　　西方的艺术评论者看见的是一个杰出的舞团，一个一流的编舞者。我们心里明白的是，不止啊，如果你知悉我们的过去，你就会知道，云门是一个文化现象，林怀民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他不是惟一的，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文化史上，他是一个清清楚楚的指针。
　　林怀民推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推动了林怀民？1971年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精英：陈若曦、刘大任、张系国、王杏庆、马英九……钓鱼岛被日本占领，激起无数年轻人的民族意识，保钓运动成为很多人政治觉醒的“成年礼”。是这个时候，24岁的林怀民“觉得对自己的民族，对曾经滋养教育他成长的社会，应该有所回报”，1972年回台，第二年，台湾就有了云门。３弯腰捡耳环
　　有理想抱负，希望对社会“有所回报”的年轻人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读胡适之、蒋梦麟、罗家伦的书长大的青年，几乎都是这么想的，但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人可是少数。尤其是文化人，通常多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越是天马行空、创意奔腾如野马的人，越难做出事情来，因为“做事”需要的是谨慎仔细、步步为营、耐磨耐操、永不放弃的毅力，像耕田的牛。同时具有野马和耕牛性格的人，简直就如绝崖峭壁上的红牡丹，难得。
　　林怀民30年来编舞不曾断过，艺术家“野马”的部分持续焕发，而企业家“耕牛”的部分亦步亦趋。经营一个舞团需要什么？从场地租赁、人员培训、广告公关、财务运用到国际宣传，有千千百百个细微枝节必须统筹；募款，更是沉重负担。到30年后的今天，云门仍须花很大的精力筹措每年的开支。“耕牛”仍套在磨上转着。
　　在我还不认识林怀民的时候，曾经听人说林怀民“身段很软”，“他陪几个云门的‘金主’看演出，一个‘金主’的耳环掉在地上，林怀民弯下身去满地找。”讲这故事的朋友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似乎一方面赞叹林怀民的为了理想能屈能伸，一方面又仿佛在宣称：我的腰，可弯不下来。
　　在认识了林怀民以后，我发现，那个朋友错了。林怀民不只是会为一位“金主”弯腰去找她失落的耳环，他也会为一个菜市场的老妇弯腰去捡起一根扫把。当我自己在台北市文化局当了三年家之后，我又发现，唉，“弯腰捡耳环”是了不起的情操；有时候，“耕牛”比“野马”还要伟大，因为“野马”的才气纵横容易得到掌声，“耕牛”的忍辱负重往往在人们看不见的幕后，黯淡的角落，它更寂寞。４大
　　云门庆祝三十周年，要推出《薪传》的盛大公演。有人说，嗯，多么“政治正确”的一出戏啊，在这时候推出。说这话的人们，实在小看了林怀民。
　　林怀民当年不是为了政治的对抗而作《薪传》，创作的动机是完全个人的：“那一年，我受伤了，撑不下去，就出国了。在国外想家，回来就编了《薪传》。”在寂寥的国外所想的“家”，当然是浊水溪或是新店溪。乡土文学开始兴起，“我们的歌”开始流行，大学生开始下乡关怀本土，云门演出台湾先民的垦荒史诗，都不是当时政权所乐见的发展，虽然那是人心之所趋。
　　林怀民创作的起点，其实是古典中国。本于庄子的“梦蝶”是他第一个作品。“云门”的命名来自中国文化的根源，“黄帝时，大容作云门”；“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云门草创，演出的宗旨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推出的是“李白夜诗三首”、“寒食”、“奇冤报”、“哪吒”等等充满古典中国人文情怀以及民间传说的作品。
　　说林怀民“政治正确”的人，实在小看了林怀民。云门的杰出不是偶然的。任何人的杰出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林怀民的成就，在一个“大”字，大视野，大胸怀，大气魄。对于俞大纲为他开启京剧的世界，他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从其中得到很多，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东西，“云门舞集”什么都不是，充其量只是美国现代舞的一个翻版。他像一条汤汤大河，沿路吸纳千溪百川——大陆的、台湾的，古典的、生活的，国际的、本土的，西方的、东方的——然后奔流入海，吐纳山川。一个紧跟“政治正确”、追逐潮流的作者，能成大器吗？


　　５不是抉择
　　云门三十年，林怀民从26岁变成56岁，仍在奔波。看着他消瘦的脸，我不忍心地问：“筹款顺利吗？”他一贯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说，“可以过，可以过。”“可以过”的后头，我当然知道，是一头身心疲惫的“耕牛”。三十年中，我在国外看过多少次云门的演出，看过多少林怀民给“台湾”两个字带来的荣耀。
　　云门三十年，林怀民从26岁变成56岁，他不再是《寒食》里头那个英气逼人的书生，他在苍老。“穷孩子”文化还不够成熟，社会给予的养分还不够厚，林怀民无法从容不迫地生活。眼看着又是一个“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不是抉择的抉择。三十年中，他像个开山始祖一样培养出许多许多头角峥嵘的舞团。可是，那个大视野、大胸怀、大气魄的新的26岁的“林怀民”在哪里？你看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