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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是虚假的（之六）

理思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湖北阳新435200

下面请大家看看“陶文”对那些脱离前苏联的决定论而转向西方的诠释学或哲学语境、经济语境等用话语权，所表述的观点而做的以下评述：

“有的论者更进一步认为，中国人即使读了马克思的原著也会读不懂，因此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理由是，要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得读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产生于西方‘语境’的学问，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西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与中国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与中国哲学没有共同语言。中国人如果不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改变得与西方人一模一样就读不懂古希腊哲学，因而也就读不懂全部西方哲学，当然也读不懂马克思的哲学。中国人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得首先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跨过这个鸿沟，否则即使把马克思的文本摆在面前也读不懂。而跨越这个鸿沟谈何容易？至少也要在书斋里磨上几十年上百年。”

在事实上，这些中青年学者针对前苏联建构的原理观、也并没有说错。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中青年学者，在实际上也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者一样，不是去寻找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给父亲的信》所确立认知前提的方向和定位去读出来。而是按照西方人确立的“哲学语境”或“经济语境”的诠释学或解读方法而去读马克思文本的片段或某句话。然而，为什么只能读片段或某句话呢？因为这些学者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将马克思哲学当做仍然是从本体论的基本问题的形式而理解的，并且是以寻找马克思对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当做解读文本的中心。这样，也仍然只能采用“摘章选句”的方式，来断章取义的读、的论。也就只能采用某一段论述、或某一句话、某一个概念，来证明自我立论者的观点，那是在论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所论的是立论者的思想观点。并被“陶文”说成是：

“几个急于为中国的救亡图存的实务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怎么可能做这件事？不做这件事又怎么能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怎能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又哪里有资格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把这个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已。于是结论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虚构的东西，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这回事，将来即使可能，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当然，要肯定“陶文”在以下的表述，是符合当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而阐述的：

“我认为这也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词。不错，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无可否认（我们在后面还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中西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别也是事实。但也不必把这一点夸大到玄之又玄、神乎其神的程度。既为哲学，无论‘形而上’到什么程度，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概括的总还是有普适性的内容，而不可能是一个文化圈里的秘传暗语，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否则算什么哲学？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绝对地格格不入，不可通约。假如有一天真有‘外星人’同我们打交道，我相信他们的逻辑与我们还是相通的。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彼此的思想何至于就不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那鸿沟就真的巨大到几乎不可逾越？倘真如此，现在大家提倡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等等岂非痴人说梦？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它的表述形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大相歧异；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一解读就面目全非。产生佛教哲学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并不小，然而中国人理解了佛教哲学并把它改造成了许多派别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谁也不会说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确实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当然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但他们也决非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而是相当熟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一些，也不见得处处准确；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其要旨，并无重大误解，何曾像某些论者描绘的那样一窍不通？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即使还不够深刻，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已经不是什么致命的弱点了。何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止于起点，它还在不停顿地发展。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并以新的内容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如果看轻了这个过程的意义，甚至否认这个过程的存在，那就未免远离事实了。”

既然“陶文”是用事实来说话，那么我们到要向陶教授请教一个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什么呢？真理——在现实世界的现实中存在，有其两类展现：一类是总结归纳寻求事物存在着的本质、实体的方向和途径的真理，然而，在对这个方面存在着的真理，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而称为是属于“此岸世界的真理”。另一类是总结归纳事物的本质和实体的真理，然而，对这个方面的真理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中，而确定的是“真理的彼岸世界”而存在的。那么，陶教授认为“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并以新的内容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哪个方面的真理呢？

在事实上，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无论是从前苏联传播过来的，还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诠释过来，都没有厘清哲学在追求其真理之中是哪类的存在？也就是说，用两种方法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都没有弄清“真理”在现实中存在，那是“发展”两类真理中存在的是哪一类？

实际上，陶教授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继承者。因此，在陶教授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不是从前苏传入的有何差异，只要是传入中国的，就是中国人理解的。就象“产生佛教哲学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并不小，然而中国人理解了佛教哲学并把它改造成了许多派别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谁也不会说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确实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当然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然而，问题是前苏联确定和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观，它们是不是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解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立足地产生的？是不是找到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的辩证法的原创思想的认知前提？

当然，如果中国人还仍然没有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提出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中文版《马、恩全集》而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不是去寻找过马克思哲学表述思想的认知前提了吗？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观点是不是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形式而产生的？

从事实上来说，也就从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前提来说，马克思对个人的认知前提做出两种形式的定位：一种是“对象化”的形式而定位；另一种是“对象性”的形式而定位。事实上，马克思是认为“对象化”的形式，只能是对个人认识形式的前提的抽象；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形式是现实的形式，是没有被哲学家们看到的真实形式。因此，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在确立“对象性”的形式。实际上，无论是“陶文”支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还是“陶文”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可能性，而从事实来说，两者都没有找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合作创立解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立足地，究竟是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形式产生的，还是重新去创立？这才是“陶文”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而要去思考的重大理论的前沿问题。那么，“陶文”有没有思考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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