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欢快的背景纯音乐: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下）

图：少年兵进行军事训练，那最小的兵才六岁

台湾当年有一群娃娃兵（下）

－－作者：桑品载

正式接到命令，我要去“少年队”报到

我的部队是六十七军五十六师，1949年参加过“登步岛之役”，打了胜仗，以此为荣，乃称“登步师”。来台湾后，因训练日紧，不适宜娃娃兵生活，1951年下令成立“少年队”。命令指出，16岁以下的到桃园成福国民小学报到。连上就我一个合乎资格，连长舍不得我离去，很懊恼把我年龄报成15岁，只差1岁，我就不必去了。

下午一辆十轮大卡车来接我，车上已有十多人，我意外发现张坤竟在其中。

一年没见，故人重逢，自是十分欢喜。

他告诉我，部队在基隆靠岸登陆，萧连长见我不在连里，想找我，但船上人山人海，部队又要立即上岸，他根本无法抽身。

张老师上岸后就带着张坤离去。他们在台北有位亲戚，此人在上海时开过绸缎行，颇为风光，他早一年从上海携眷来台，日子却大不如前，如今一家五口就靠开个路边摊卖汤包混生活。

张老师在我们家乡既是读书人，也是有钱人，虽然临行来不及变卖家产，金条银元倒带了不少。亲戚帮不上忙，父子俩就租屋住。不过他们时运不济，有晚遭小偷光顾，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和小偷对抗，那偷儿立即化身为强盗，抽出尖刀，在张老师身上划了好几道血口，张老师倒地，小偷搜刮了他们所有金条、银元而去。

张老师读书、教书还行，营生过日子就没手段了。愁云惨雾般过了几天，他想出了主意——张坤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也就是暂时把他送去部队当小兵，等自己安顿好了，再接出来。

张老师本打算找萧连长，没找到，倒是他那位亲戚在部队有熟人，一说就成。巧的是，张坤加入的和我一样，是五十六师。也因此，他和我一样都得加入少年队。

成福国小坐落在半山腰里，背山面溪，四周没几户人家，全都是茅屋。学校很旧、很小，倒是有电。我们这辆车到达时，已近黄昏。

图：少年兵练习唱军歌

有很多人比我们先报到，还没编班，人人都带着小行李，多数是布包，少数用军毯。大家在各地跑来跑去，叽叽喳喳，有说有笑，要不是穿了军服，还真像是一群小学生。

我们去见了队长，他姓饶，上尉。队长说，这里没有床铺，每人发给一条草席，用自己行李打铺。编班后，由各班班长带去教室住，各班教室已经分配好了。

少年队共有九十多位少年兵，每班12人。我和张坤编到不同的班。

我个儿矮，以为一定会编到本班最后一名（即排尾），不料还有一位比我更矮的，他叫陈黑子，才9岁。

他果然很黑，但名字叫“黑子”，也挺奇怪。我问他是否还有“黑子”以外的正式名字？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亲戚都叫我黑子，我姓陈，就叫陈黑子。”

他说话很快，声音又尖，说的话像国语又不怎么像，我得仔细听，听不懂还得问，才能弄清楚。后来知道，他是扬州人，扬州国语和舟山国语是大有分别的。

陈黑子说，他爸爸是当兵的，打仗死了，妈妈带着他和五岁的妹妹从扬州一路逃难到上海。带的一点钱很快就用完了，晚上住在城隍庙里，白天妈妈一手牵着一个在路上做叫花子，遇到好心的，给碗饭，给个馒头，讨不到，就只好挨饿。

上海已能听到远远传来的炮声，军队逐渐撤离。老百姓想走的，只好靠军队。陈黑子一家没军队可靠，就随着滚滚人潮，守在码头等机会。

其实，哪来机会？船上的人早就满了，岸上的还硬向前挤。带着行李碍事，很多人就把大件行李丢到黄浦江里。船上的兵一面喊“不许上来！不许上来！”一面排成一列用步枪枪托打人，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被打到海里，运气好的，身手敏捷的，就上了船。

陈黑子的妹妹被冲散了，死活不知。妈妈像失魂似的，连悲伤都不知道了吧，紧拉着他，被人潮推着往前走。想必是他爸爸在天上保佑，小小的陈黑子竟被推挤到了跳板上，他夹在人群里，身不由己地上了船。

他觉得，妈妈在他上到了跳板时，突然松了手，还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再回头找妈妈时，已不见人影。

军舰开向舟山，撤退的是八十军，要和六十七军合力去守登步岛。部队上岸时，他可比我聪明多了，也不管认不认识，抓住一个兵的手，兵到哪里他跟到哪里，部队看他可怜，没撵他，他就当兵了。

他从八十军到六十七军五十六师，又是一番曲折。原来，八十军打完登步岛后，主力先去了台湾，他这回没这么好运，部队不肯带他去台湾，他在舟山流浪了几天，又抓住了一只兵之手，哭哭啼啼地死缠着不放，1950年5月13日，他和我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

陈黑子后来被人取了个外号“老鼠”，因为他长得黑，也好动，精力用不完似的到处跑。他喜欢唱歌，唱他在家时就会的扬州小调，不过唱来唱去就那几句。后来加入幼年兵营，他分到第九连，部队走路得唱军歌，唱前有人先唱头一句，称为“发个音”，陈黑子就成为第九连“发个音”的人。

图：少年兵进行刺枪训练

少年队战友舒阿根逃跑被抓回

少年队没有固定操课，通常是吃完早饭后，各班带开，由班长决定“基本教练”还是训话；“基本教练”像是立正、稍息、敬礼、向左转、向右转等各种动作。训话，包括班长、排长，晚上十点钟晚点名，全体集合听队长训话。

我认识一个舟山人，叫舒阿根，他和我同年，白白胖胖的，胆子很小，什么都怕，怕队长、排长、班长，连少年兵也怕。或许是老乡关系吧，独独跟我亲近。有天他对我悄悄说他想逃走。

“逃到哪里去？”

“不知道，就是不想当兵。”舒阿根说，他是和姐姐一起来的，姐姐以答应给一位班长做老婆为条件，姐弟俩才来台湾。可是，那班长一个月薪水才十几元，自己抽烟钱都不够，哪能养活他们？姐姐因而和那班长分手了，她在“政工队”当清洁队员，他被送到少年队。

我要他打消逃走的念头，一方面是无处可逃，另一方面，我已明白了一些军队规矩，逃兵被抓回来，重则枪毙，轻则坐牢。

“枪毙就枪毙，坐牢就坐牢，我就不要当兵，就是要逃。”

他果然采取了行动，逃走了。不过，他连应该在天黑逃走的常识都不知道，是在大白天趁人不注意时溜出去的。到了桃园街上，他没钱买东西吃，饿到晚上，呆呆地坐在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穿军服的人，天黑还在营外，立刻被巡逻的宪兵发现，根本不必盘问，一看他个儿就知道是少年队的。

我们还没晚点名，一辆白色吉普车开进来，出现被双手反绑的舒阿根。

饶队长大为光火，立即命令值星官提前晚点名。队伍成讲话队型集合，舒阿根依然反绑着双手被他的班长押出来，到了队伍中央，班长在他腰上踹一脚，同时喝令：“跪下！”

舒阿根缩成一团，跪在队长面前。

队长指着他大骂：“我们在大陆失败，就是逃兵太多。荣誉是军人第二生命，逃兵是军人最大耻辱。如果在前线打仗，捉到逃兵，我一定枪毙！”

说时，班长已取来一根扁担，队长叫班长脱下舒阿根的裤子，再把他面朝地压住。舒阿根本来就白，被灯一照，屁股显得更白。班长用脚踩着他的背，他动弹不得，大声哭，大声喊：“队长饶命！班长饶命！下次我不敢了！”

“打十板！”队长下令。

只听“啪”一声，扁担在舒阿根屁股上落下，接着又举起，落下，班长一面打，还一面报着数：一、二、三……

舒阿根喊“哎哟”、“啊”，最后喊“妈”，喊“救命”。他喊“妈”是用舟山话，叫“阿姆”，大多数的人听不懂，我听得懂。

扁担被打裂，红艳艳的鲜血从舒阿根白森森的屁股上溅出来，向四边流。十扁担打完，白屁股变成红屁股。

舒阿根昏了过去，不知道是因为痛，还是吓的缘故。其余人都不敢吭声，连呼吸都憋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屁股是可以这样打的。

第二天下午，我溜进教室去看他，他趴着睡在铺上，我走近叫他名字，他像没听见似的不理我，只是一直戚戚地哭。“屁股很痛吗？”我小声地问。

他还是不理我。

我想，应该有人给他擦些药膏才对。这话我没胆跟队长说，只跟班长说。班长瞪了我一眼，叫我少管闲事。

图：少年兵上军事课

“疟疾”传染开来，少年兵纷纷倒下

生活里有件很烦恼的事——蚊子太多。班长以上的大人军队发给蚊帐，我们小兵没有。晚上白天都被蚊子咬，人人都变成“红豆冰”。

终于有人被咬出病来了；发烧、发冷一起来，外带拉肚子和呕吐。先是一两个人，接着传染开来，纷纷倒下。一位排长说，这病叫“疟疾”，会死人的。

真倒霉，我也被传染了。

为了不使疫情扩大，队长下令，得病和没得病的分开住。但还是控制不住，住病号的教室由一间变成两间，而且人数还在增加。

队长向师部请来了一位医官，他在房里走了一圈，摸了几个人的额头，看看舌头，就匆匆离去。隔了一天，才有人送药来，排长、班长分头忙着要我们吃药。药很快就吃完了，没见医生再来。

我忽冷忽热昏昏沉沉睡了几天，渐渐好了，但身体很虚。张坤倒没得病，有天晚饭后来看我，凑在我耳边说：他要走了，张老师来接他，人就在校外等，要我去和他见个面。

我摇摇晃晃和张坤走到校外，一年没见张老师，他瘦了不少。他盯着我看，叹了口气说：“听张坤说你病了，现在怎么样？”

我说好多了。他又叹了口气：“我来把张坤接走，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就摇摇头。

“我想，你一定也想我带你走，是吧？可是我跟你说呀，我没这个力量。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其实并不很明白，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倚靠张老师。离开舟山时，虽然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我也没生过这个念头。来少年队时，张坤跟我说过，张老师随时会来接他，我觉得他是他，我是我，跟我没关系。

张老师说起他现在的情形，因为他会说英语，在台北士林一个美国人家庭做帮佣，扫地、煮饭、带小孩，全做。美国主人是个军人，对他很好，给他一个小房间住。张坤离开少年队后，两人都会住在美国人家里。

张老师和张坤向我告别，我送他们走了一段路，可是生病的缘故，觉得走不动了，停住脚步说：“张老师，张坤，我要回少年队去了，再见！”

他们向我挥挥手，就向山下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我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想起了家人。离家一年多，我常想他们，今晚想得特别厉害。我记得出来时跟妈说过，中秋节应该可以回去，现在另一个中秋节都快到了，我还在台湾。几个月前，曾经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姐姐，怕他们担心，我没说和萧连长失散了，也没说在基隆饿得半死，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自己很好，请他们不要挂念。

信投进邮筒后，有人告诉我，这封信铁定收不到，因为现在台湾和大陆不许通信，叫邮差怎么送？

我半信半疑，还是盼望家里能收到我的信，也盼望他们写信给我。一直盼，一直等，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半点消息。想必他们真的没收到，我就不再写信了。

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

舒阿根疯了，他藏身在防空洞死得很惨

病全好了，我搬到没生病的教室住。忽然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舒阿根得了疯病，他不肯住在学校，躲在一个山洞里，双手抓满小石头，见人就丢。

几个人一起带我去找他。出了校门，翻过一个小坡，左转直走，溪流转弯处有个防空洞，我曾远看到过它几次，说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少年队有人进去过，我没有。

那时节，台湾处处可见防空洞，用水泥砌成的，形状像坟，大小不一。大的可以容纳十来个人，小的可容纳四五个人。有一个或两个巴掌大的孔朝向较开阔的方向（如马路），相对的背后则较隐蔽，辟出一条小路，供人出入。

防空洞是二战时日军所造，日军轰炸珍珠港后，台湾正式投入战场，也成为美国飞机轰炸的目标，警报声一响，老百姓就躲进防空洞。随着交战程度的激化，台湾的防空洞数目快速增加。所以，除了军方盖的防空洞外，也有老百姓自己盖的，那多半是有钱人家。

国民党撤到台湾后，蒋介石下令台湾为“戒严地区”，他喊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一方面自己要准备打仗，另一方面要防备“共军”攻台。因此，不但没有拆除那些防空洞，还盖了许多防空洞。

在稍后的幼年兵总队时期，上级规定每个班得有两个防空洞，工作由各班去完成。属于我这个班的防空洞，是建造在营房后门外的甘蔗田里。甘蔗田绵绵如海，班长找到了地方，我们从储藏库领了圆锹、十字镐，先砍掉甘蔗，大家挥汗挖掘。

工作是快乐的，因为这活儿让人有玩游戏的感觉。有人像要造地宫似的，事先还画了草图，按图挖洞，下面不但有地方坐，还有地方睡。防空洞挖好了，得负责定期保养，大伙儿很疼惜地常去看，看到不顺眼处，自动修补。

不知道是不是该惋惜——这么好的防空洞，只在几次演习时用过，从没真正派上用场。

舒阿根藏身的那个防空洞，大约没人整修，四周长满杂草，他披着衣服前胸袒露，脸、身上，有血也有泥。和我上次见他时那样，他半趴着，我想起他挨打的屁股，不知道好了没有。

他守在洞口，凶狠地望着我们逐渐向他走近。他身边放着许多小石头，刚才已经有人跟我说过，那是用来打人的。

我走在最前面，连续喊他：“舒阿根！舒阿根！”

再走近些，蹲在他面前。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桑品载！”

他布满血丝的双眼缓慢地在我脸上扫过，没应我。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肩，再一次喊他名字。

“我要回家！”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也想回家，谁不想回家？

“我要回家！”又说了一次，声音比第一次更低。

“你不能老在这里，回去吧！”

我要把他拉起来，手就用力些。想不到，这个动作竟惹恼了他，他抓起一把小石头，丢向我的脸。

很痛，要不是我及时闭上眼睛，不定石子会打到眼珠。

来了一位排长，对舒阿根大声喝斥：“到底要不要回去？”

“我要回家！”“回”字他说得很大声，像是和排长对抗。

“回你个屁的家！”排长说：“反攻大陆了，大家才能回家。”

排长显得不耐烦，转身对我们说：“他不回去，就让他一个人在这里，病死他！饿死他！大家统统跟我回去！”

就在我们去看他之后两天，有人从校外奔进来，一路见鬼似的大叫：“舒阿根死了！舒阿根死了！大家快去看！”

我和几个人跟他跑出校门，没去防空洞，去溪边。

舒阿根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脸朝天，瞪着眼，双唇闭得很紧。溪水洗净了他的脸和身体，虽然病得重，死得惨，他还是白白胖胖的。

尸体被拖到岸边，队长、排长、班长纷纷来到。大伙儿围着他，有人哭起来。

队长说：“哭什么哭？革命军人只许流血，不许流泪。他自己找死，怪不了别人。”

在排长指挥下，几个人用队里有的工作器具，圆锹、十字镐，在山上挖了个长方形的坑，要埋葬舒阿根。我没派到工作，一直盯着尸体看。不敢哭，怕挨骂。

舒阿根的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门板放在坑旁边。不久，坑挖好了，班长叫两个人抬起门板，要放到坑里去。抬脚的那个忽然大声惊叫，立刻放下门板，向后跑了几步说：“有虫！他屁股里有虫！”

大家凑近看，果然见到有几条黑色的虫，从舒阿根的两个裤管里慢慢爬出来，虫有大有小，大的像小指，小的像细线。“把他裤子脱了！”一位班长说，骂了一声“操”，自己动手。

裤腰上的布带被他一扯就断，他双手拉下舒阿根的裤管，再把尸体翻个身，屁股朝上。大家看得够清楚，异口同声“啊”的一声叫，接着又像同时都噎住了，没人吭声──舒阿根的屁股是一块腐烂的肉，大部分是黑色的，有几条血丝，还有暗绿色的瘀青，虫在腐肉上蠕动，总有十条以上。“埋了！埋了！”排长一面说，一面后退了好几步。

舒阿根就这么死了，他在政工队里的姐姐还不知道吧？他在舟山的家人，铁定不知道。

连长指挥我们唱《保卫大台湾》军歌

有一天晚点名时，队长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少年队奉命解散。

解散后，不是回到原部队，而是集体加入在凤山的入伍生总队幼年兵营。

队长说，上级长官去各部队视察，有的部队也有像本师一样的“少年队”；有的没有，少年兵还混在部队里。这些没有把少年兵集中的部队，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他们居然还没弄清楚，我们的任务是反攻大陆，这个责任多么重大，带着小孩子，还能打仗吗……

这支少年队，从成立到解散，还不足三个月，不过，解散的是队伍，人没解散，我们还在一起，只是名称变了，“少年兵”变成“幼年兵”。

既然要分手了，班长、排长、队长，就对我们客气起来，整理行李时，他们和我们勾肩搭背，有说有笑，还口口声声称“小兄弟”。有位排长说，大家应该常通信，我们说好哇，但信往哪里寄？他们说不出地址，因为他们将来落脚何处，谁都不知道。

队长对“入伍生总队”这个单位略有所知，说管得很严，当兵的叫苦连天。叮嘱我们要小心，要服从。

我心里只想着赶快离开少年队，队长、排长、班长，最好以后再也不要见到这些人，他们这么残忍地对舒阿根，我一定一辈子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他们。

三天后，送我们来的那辆卡车一路按着喇叭开进学校，说只送我们到火车站，然后搭火车去凤山。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很好奇，很兴奋。车厢两边各有一排长木椅，大家被分配挨个儿坐下。队长、排长、班长得把我们点交给对方，所以一块儿去。他们收起了过去的凶样儿，亲热地和我们坐在一起。

火车烧煤，一发动，就有煤灰、煤渣进来。窗子得开着，因为天气太热，车厢里只有几个电风扇，想必很老旧了，转起来咯咧咧地响；它和车里的人一样，吸进大量煤灰和煤渣。

因为是慢车，每站都停。这使我有机会背每一个站名，借着站名让我认识台湾。

刚开始，车厢里充满笑声，说话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就有人打起瞌睡，我也有些昏昏沉沉了。

队长忽然站了起来，双手抓住头上的吊环，说：“大家别睡，我们来唱歌。”

什么歌是大家都会唱的？只有军歌。

《保卫大台湾》这首军歌，应该是国民党撤到台湾后教唱的第一首军歌，当时在台湾最流行，我在舟山时就听当兵的唱过。来台湾后，听军人唱，学生也唱，小店播放的流行歌曲之间也播军歌，《保卫大台湾》是必选歌曲。

连长先唱第一句，接着，他当起合唱团指挥，一手仍抓着吊环，另一手在我们面前挥动，大家就唱了起来：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万众一心，全体动员，支持生产，支持前线，……”

这首歌，在舟山撤退后，驻舟山的军人显然有不舍心情，暗暗将第一句歌词改为“保卫大台湾，不要小舟山”。

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前后车厢的老百姓，纷纷走了过来；听歌声，是小孩，却又都穿着军服。神情里显得诧异。

火车在歌声中向南行驶；从白天到晚上，足足开了十个小时。在高雄站下车，再转乘来接我们的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