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药业股吧:那样的繁荣 必须警觉

“享乐主义”总统　　历史学界公认，沃伦·哈定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英俊的一位总统，他出身俄亥俄，曾干过教师、保险推销员和报纸编辑，在1920年55岁生日之际作为共和党候选人，成功击败了已经半身瘫痪的伍德罗·威尔逊，当上了美国第29任总统。从那天起直到三年后的8月2日暴卒，哈定犯下了一系列让他配得上“昏庸”二字的行为：沉溺烟酒、牌戏，任人唯亲，在白宫私会情人，把供给海军的石油储备拨进了亲信的腰包。这些情状，连同他神秘的死一道作为一系列丑闻传到了美国人耳目之中：有说他是吃了变质螃蟹食物中毒而死，有说他是动脉栓塞而死，更有说他是被强势的哈定夫人毒死的，当然，由于弗洛茜·哈定拒绝进行尸检，这最后一项也就成了臆测。　　沃伦·哈定总统的唐璜性格和小丑一样的政治表现，会让人联想到卡利古拉、康茂德、周幽王或宋徽宗之类的人物，联想到若不是在美国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这样一位领导者上台，势必要成为国家的灾难。哈定的登基，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巴黎和会结束不久，美国刚刚履行完“拯救世界”的义务，正要进入“恢复常态”的时期。在总统的座位上，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也已经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终结了“一战”，而且，像后来的小罗斯福一样，他成为来自大西洋那边的欧洲人的大救星，战后出访欧洲时，他在英格兰、法国、意大利都受到了公众三呼万岁的礼遇。若是换一个拉美、中东或东南亚国家，大英雄威尔逊或许可以把权柄继续执掌下去。　　然而，他属于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在这里，民众的意愿不管如何短浅、如何荒谬，毕竟要受到政界的重视，且通过投票真实地反映出来。正如历史学家大卫·施特劳斯所说，战争联结的美英、美法友谊经不起和平的轻轻一撞，同样地，战争给威尔逊带来的国内声誉很快也被和平摧毁了：美国人不会长期活在一个宏伟的世界梦想之中，不会为美国是否出兵水深火热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而长期争辩；决定他们把票投给谁的，是复员的儿子能不能赶紧找到称心的工作，是自己能否在商店里用合理的价格买到想要的东西。　　威尔逊的白宫末日颇有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骆宾王式凄凉。在国外，克雷孟梭们迅速翻脸，指责美国通过战争把整个欧洲变成了它的债务人，在国内，他敦促国会通过《凡尔赛和约》的努力宣告失败，他全力促成国际联盟的成立，也无法在国内找到支持———国人觉得他仍然生活在战争思维之中，而不去关心低迷的经济和飞涨的物价。他们对这个老资格的理想主义者彻底厌倦了，哪怕1919年9月之后，这位可敬的总统已因劬劳国政而一病不起。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沃伦·哈定，这个有着几分老牌影星味道的纨绔子弟被共和党人从俄亥俄州的马里恩给挖了出来，事实证明，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此刻喜欢的感觉：生活气息，甚至可以说——— 享乐主义。　　稳定是最有效的封口费　　哈定的名声在今天有所“复苏”，固然有更易了的时间和审美作怪的缘故，然而，即使在当时，哈定的公共形象，就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仅仅是昨天》的记述来看，也是相当正面的。艾伦，著名的《哈泼斯》杂志在1940年代的主编，以给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立传著称，他被引用最多的一句名言是：“威尔逊想的是整个世界，而哈定首先考虑美国。最终，威尔逊想让美国带着尊严竭尽全力，哈定则只想让它休息片刻。”如果单看专家学者们对美国近百年来十多任总统的排名，哈定也就比林登·约翰逊强些，然而，艾伦指出，一种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国策对了美国人的胃口，也大大修饰了哈定的负面形象。　　艾伦所描写的哈定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小镇男子”。哈定入住白宫后，“华盛顿的旅馆里到处可见衣冠不整的绅士，嘴里随时叼着雪茄，口袋里塞着成卷的百元美钞”。鱼从头臭起，腐败之风从国家的最高行政中心辐射开去，当权者大搞权力寻租，与商界勾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横行，大亨都懂得了要同政府要员搞好关系才能拿到国有资源的道理。　　希望与失望在那个奇异的时刻是双生的：一方面，和平的到来与基本国策的变化带来了经济上的回暖，人们有了更多的理由和机遇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偏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在遭到了有力的弹压，在共产主义思想、自由派思想的传播以及劳资冲突这几项关乎美国能否建成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的问题上，局面都无一例外地倒向了保守的一方。20世纪美国最严重的两次保守逆流都发生在“红色恐怖”袭击西方的战后：二战后是麦卡锡主义，一战后则是1920年至1921年间的帕尔默大搜捕。司法部长帕尔默发动的针对赤色分子的大搜捕拆散了许多清白的家庭，刷新了美国历史上侵犯个人权利的新纪录。这种官方开展的“维稳”行为受到了战争时期留下的紧张情绪，以及例如《煽动叛乱法》之类的法律的支持。　　1922年，凯瑟琳·F .杰罗尔德在《哈泼斯》上写道：“美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自由逐渐成了一句空话……我敢说，没有一名理性的公民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诚实的信念。”不过，就在她写下此语时，左翼情绪及其激起的右翼激进主义却都已奇迹般地消退了。“黄金十年”正在揭开它的序幕，它表明：繁荣的到来对所有形式的政治激进主义都是致命一击。持续的繁荣，就连哈定总统丑闻的爆发，以及恶名昭彰的萨科-万泽蒂事件，都无法占据人们太多注意力。　　哈定曾签署命令，将原本留给海军的石油储备地悄悄划给自己的亲信、内政部长福尔支配，结果可想而知；总统死后，此事内幕立即被挖了出来，随后遭媒体披露。但是“受到媒体和公众严厉谴责的，并不是欺骗政府的高官巨商，而是坚持揭露事实真相的人士”，因为这些人，在正待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的商人阶级眼里是在破坏“稳定高于一切”的大局，而对于好不容易盼来和平的普通民众而言，那一小撮中饱私囊的家伙则与他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理由引起他们持久的义愤。石油丑闻被拿到了两党斗争的放大镜下细细考察；这种情形，在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和斯塔尔报告一事中得到了复制，来自白宫的丑闻进入世纪末，除了继续成为政治资本争夺的阵地和危机公关的演练舞台外，对公众来说，也就相当于娱乐新闻的一段延伸。　　这些都是非常启人深思的故事。所有当国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到这样的教益：稳定是最有效的封口费，物质则是民心所趋的最大福祉。1920年代的美国，收音机、福特汽车、丝袜和短裙、中国麻将，靠着发行量猛增的报纸、排山倒海的广告和足迹踏遍五十州的推销员涌进上至国会议员、下至贩夫走卒的厅堂斗室，疯狂兴起的连锁店、爵士乐、拳击赛、飞行表演、心理疗法专家、填字游戏，对人们的闲暇时间展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轰炸；它们带来的目不暇接之感丝毫不亚于今天一日三变的数码产品，让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能感到生逢其时，有所期待。至于虚无，那无非是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无非是刘易斯·艾伦之类的知识分子在回眸往事时竭力揭示的精神事实。　　一个幻想破灭的国家　　继哈定执政的是清教徒性格的卡尔文·柯立芝，他当然不会延续往日白宫的奢靡浮夸，但在继续给商人以足够自由，用五光十色的商业产品摧毁人们对政治、宗教、爱情残存的理想主义这一点上，他比前任犹有过之。著名社会学家、评论家阿瑟·施莱辛格、大卫·里斯曼等人，都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图亚特·蔡斯推为在192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逆水行舟的最优秀的学者，他始终在警告美国人，警惕商业体系对自己的种种扭曲：“商人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取代了政客、牧师和哲学家，开创了道德伦理和行为举止的标准，成了引领美国社会的最终权威。”　　对知识分子(或用个有点讽刺味道的表述：那些“忧国忧民的人”)而言，极度的物质繁华必然通向精神危机的爆发，随之漫溢的虚无感是他们可资寄托的最后希望。公共通道被画满了酒色财气的大幅海报贴满，信箱、车窗、洗衣篮里塞进了成堆的广告，报纸广播成天渲染着一夜暴富的奇迹，年轻人用跌破底线的装扮博取眼球，富人炫耀自己在高尔夫俱乐部里赢来的桂冠佳酿，电视选秀、真人相亲的招牌和普通人如影随形，冷血的谋杀案打开庄家的财路——— 每到这些时候，那少数不愿放弃的知识分子免不了要暗暗盼望，人们终有被虚无惊醒并幡然悔悟的一天。　　时移世易，就连“美国梦”一词也成了镶在“黄金十年”上的一颗耀眼钻石，它随着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流传开来。《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支镶了金边的忧郁歌谣，不过，作家的讽刺与伤悼并不足以教人放弃那个梦，因为盖茨比的死毕竟是一个意外，并不是西卵别墅夜夜笙歌的业报。小说末尾史诗般的咏叹，就像是一段写给一代人的墓志铭：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刘易斯·艾伦在写到飞行英雄林德伯格的事迹时，也提到了那种精神上的物极必反，在他看来，对林德伯格的追捧说明公众并非毫无判断力，他们也会厌烦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炒作，而去选择崇拜一个疏远商业机器的名人。林德伯格把垂涎三尺的电影制片商和广告商拒之门外，拒不满足小报记者的窥私欲，宁可去搞几场慈善飞行，这种对名誉的淡定在“喧嚣岁月”里如此稀有，给无法出人头地的芸芸众生带去了莫大的安慰。　　艾伦的一段评论照亮了整本书，有必要引用如下：　　“一个幻想破灭的国家沉浸于毫不可信的豪言壮语，深受丑闻犯罪的影响，对人性的堕落极为反感，为自己曾沉迷于此深感厌恶。多年来，美国人民渴望得到精神寄托。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初的理想、幻想和希望相继破灭，受到一系列事件和观念的侵蚀……”　　一个“幻想破灭”的国家为自己曾堕落于丑闻犯罪而“深感厌恶”，果是如此，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我们总是依靠知识分子的记述来了解过去，有时难免怀疑：他们是不是也活在自己想象之中，因而不可全信？美国从哈定政府开始休息，睁开眼时已到了钞票如废纸的1929年。菲茨杰拉德关于“逆水行舟”的预见对个体或许不幸言中———但对国家则未必：大萧条之后，它的自我认知应该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刘易斯·艾伦以亲历者的口吻告诉我们，必须警觉那些为了填补破灭的集体性幻想留下的空洞而生的繁荣，也永远不要相信政府对美好未来的许诺，主宰历史的是个体选择的合力，日常生活的摆锤终将归于它自己的位置。把每个不安分的个体都钉死在现实的追求之上：一战后的美国是如此，二战后的法国和德国是如此，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新大陆毕竟产生了对虚无的感知，且颇有质感，那么，在那些就连虚无都披上了“寂寞”的外衣的社会，还得花费更多的时间等待一个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