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药业都有什么药:谁为我们的历史观负责？

　　实际上自从李鸿章去世之后一百年来，对他的历史评价就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来看，矛盾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李鸿章本人也因为自身一生的功过是非，在"誉满天下"的同时也是"谤满天下"，因此盖棺难论定，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不过从社会总体来说，对李鸿章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从有所肯定到全面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下面将对百年来对李鸿章的认识评价在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一一进行分析，然后考察其原因所在，最后从矛盾的角度对当今时代如何看待李鸿章进行总结。

　　一.解放前（1901-1949）--"有所肯定"

　　在这个阶段，民间百姓和精英阶层对待李鸿章的态度迥然有别。在大多数老百姓心里，李鸿章一般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当时广为流传的两幅对联可以代表这种态度。一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当时李鸿章任朝中宰相，翁同龢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古代大司农一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此联一语双关，上联讥讽李鸿章贪财受贿，下联嘲笑翁同龢不懂稼穑。另一联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一联出现在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正值"谤满天下"之时，朝野上下无不对其冷嘲热讽。当时有一名善演苏昆丑角的艺人刘赶三因在演出的时候借机讽刺李鸿章，结果被李鸿章的侄子听到后加以殴打，以致郁郁而死。时人以此联句"赶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因为"赶三"与"李二"不对仗，后遂改为"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两幅对联一说李鸿章是大贪官，一说李鸿章是大汉奸，漫画似地表示了当时百姓对李鸿章的普遍态度。

　　但是，在文士和官僚代表的精英阶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与民间截然不同，其中评价李鸿章最有名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在李鸿章去世之前，梁启超便有为之作传之意，李鸿章听到之后非常高兴，便把自己的许多书札资料都送给梁启超，以为立传之用，并表示有梁启超这样的大才子为己作传，是其荣幸。因此，在此部传记中，梁启超所引用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有褒有贬，一一分析了李鸿章作为兵家、实业家、外交家等各个方面的功过得失，评论较为中肯。并从整体上一语概之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评语精当，一时之间广为流传。

　　最后，作为统治者的满清政府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最高的。据说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到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耳中的时候，两宫痛哭失声，称他是"再造玄黄"之人，并下旨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准谥文忠，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甚至还下令为其建立祠堂，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荣宠之盛，一时无两。在民国时期由赵尔巽主修的《清史稿》中对李鸿章也是评价颇高，其中言道："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虽然同时也指出了一些缺点，如"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 但基本上属于小节之亏，无妨大义。

　　因此，在这段时期，对李鸿章的社会评价总体上有褒有贬。其中民间评价多为玩笑嘲讽之语，视之为小丑权臣，而以社会中上等阶层为代表的主流评价却基本倾向于正面肯定。

　　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9）--"全面否定"

　　这个阶段基本上都处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其间力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历史人物一概采取阶级分析法。因此李鸿章当仁不让地被划为封建官僚地主剥削阶级的代言人，遭受革命群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因为此时的民间百姓、学者和官方都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一个脑袋思考的，所以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是整齐划一的，统一把李鸿章斥为大汉奸、卖国贼、封建大官僚大地主等等。这种贬斥的态度可以从当时一些研究李鸿章的专著的书名上看出来，如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梁思光的《李鸿章卖国史》、王天奖的《尊孔派和卖国贼》等等。这些观点可以代表当时整个社会对李鸿章的评价和认识。

　　这个阶段对李鸿章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上。第一，李鸿章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是封建王朝反动政权的维护者。第二，李鸿章屡次和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导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出卖国家利益。第三，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味软弱地采取消极的避战求和政策，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淫威，属于投降主义。第四，李鸿章所办洋务纯粹引进西方技术，目光短浅，收效不大，并且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满清封建专制统治，力倡尊孔复古，其心可诛。第五，李鸿章其人贪婪成性，收受贿赂，聚敛财富，剥削百姓，属于阶级敌人。

　　总结起来，当时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进一步发挥孔孟的反动遗教，制造和宣扬一整套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哲学，干尽了卖国媚外的罪恶勾当。" "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李鸿章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反动的人物之一，他掌握满清的大权达三十年之久，他的反革命罪恶是数不胜数的。" 这种基于阶级属性而进行的分析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运用到极致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这个阶段对李鸿章--包括对其他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解读是在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标签化、脸谱化、绝对化和片面化，李鸿章是刽子手、大汉奸和卖国贼的形象自此成为人们对他的主要印象。

　　三．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至今）--"否定之否定"

　　改革开放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逐渐消失，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思想的单一性，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人们开始对原来的左倾政策、包括自"五四"以来的思想传统进行反思，出现了不同流派分化、相互争论和相互辩驳的发展态势。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慢慢从刻板生硬的阶级分析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历史本身。以对李鸿章的研究为例来看，史学界也慢慢改变了原来那种全面否定的观点，开始尝试进行一些不同角度的探索和分析。例如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这个与对太平天国的定性和评价的变化相对应）等方面都有学者为李鸿章提出了有力的辩护，这就使李鸿章的形象从完全的反面逐渐呈现出一些正面的色彩。当然这个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不断的辩驳诘难中缓慢进行的，学者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在不断的量变之后才达到一个质变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阶段，民间、学术界和官方对此的认识和评价仍然是不一致的、脱节的。当学术界尝试对李鸿章进行脱离意识形态化束缚的重新评估时，民间依然还处在前一个阶段即"文革"时期的话语体系里面，把李鸿章依然看作地主剥削阶级的代表和大汉奸、卖国贼的形象。这个时期流传的很多有关李鸿章的笑话讽刺，可以体现出老百姓依然把他当成一个人所不齿的小丑形象。如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到国外看到别人踢足球，十几个小伙子汗流浃背地追着一个球跑，于是慷慨地表示愿意每个人奉送一个球，以免诸君如此劳累等等。

　　而官方的态度则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要改变原来意识形态痕迹过重、过于僵化刻板的面目，一方面又不敢贸然采用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处于民间和学术界之间，只好使用间接渗透，微言大义，皮里阳秋。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一年级历史课本为例。在这个课本中提到李鸿章的部分，大部分使用"春秋笔法"，不再立场鲜明地进行阶级批判，而是在具体字句中体现教材编写者的感情倾向，如"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常州……英法侵略者组织中外混合的反动武装，协助左宗棠。" "在共同对付人民革命的基础上，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和外国侵略者迅速勾结起来。" 这里面的"伙同"、"反动"、"勾结"字字都暗示着行为者进行的是非正义行为。这种情况体现出官方一方面努力去掉过于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一方面却又必须在其中渗入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的矛盾。太平天国在课本中被授予很高的评价，因此与之敌对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自然属于反动势力。只是这些反动势力同时还发起了洋务运动，又属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顺应潮流之举。因此课本中也不好给李鸿章等人一个明确的评价，只是以"春秋笔法"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影响负面多于正面。

　　当然对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今天这个阶段的分析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过程。因为时至今日，社会对李鸿章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洋务派的评价和认识依然处于变动之中。最近固然出现了如《走向共和》这般持褒扬态度的作品，但同时仍然存在不少反对和指责的声音。新一代的民间阶层即将取代老一代的民间阶层，他们所秉持的观点也必然有所改变。教育部已经放开对中学课本的编写垄断，允许多个出版社公平竞争，这也意味着官方话语的可讨论空间的进一步扩大。

　　四．出现不同评价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不同阶段不同阶层对同一人物会有不同的解读？这需要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来解释其中的差异。因为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和它周围的事物相联系的，社会不同阶层对李鸿章的认识和评价同样是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和需要分不开的。而且从矛盾的观点来看，矛盾具有特殊性，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人们观念和认识的变迁也是和不同时代的矛盾变化分不开的。

　　首先在解放前，作为被统治者的老百姓对李鸿章是没有好感的。从传统上来说，除了少数大名鼎鼎的"青天大老爷"如包拯、海瑞等人外，老百姓一般对官员都是没有好感的--或许与"阶级仇恨"有关。尤其是在乱世的时候，当吏治腐败成为普遍现象，民间就会发出"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叹，从而将所有的统治阶层视为一丘之貉，加以排斥。何况是李鸿章这么一个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的官僚。况且李鸿章本人是"一心做官"，并不想博得一个"爱民如子"的声名，所以也没有特别去亲近老百姓。因此在甲午战后，朝廷百官弹劾，李鸿章势力大减，一蹶不振。民间舆论自古就是"以成败论英雄"，此时在其落魄之时加以戏弄嘲讽，幸灾乐祸，也是意料之中。而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一方面因为他的失败而引发失望和恼怒，一方面又对于李鸿章为维护清王朝所做的努力表示同情和尊重，因此有褒有贬，但终究褒过于贬。而满清政府对于这么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朝廷重臣，自然要极口称赞，特加优待，以为其他官员之榜样。

　　在第二阶段，因为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非常时期，要严守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的界限，像李鸿章这样的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大投降派自然属于特级反动派，绝对要批倒、批臭、批烂。即使他曾经积极参与和推动洋务运动以及清末幼童留美等顺应历史潮流的活动，仍要批判他目光短浅和不足之处。尤其在"文革"期间，全中国只有一个脑袋在思考，只有一个声音在说话。民间和学术界全都哑然失声，惟命是从，此时的局势太乱，事情太多，人们哪里有心情去管一个逝去的李鸿章，只是给他插上汉奸和卖国贼的标签便算作盖棺论定了。

　　第三个阶段比较特别。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以及他们领导的洋务运动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这样做不仅出于学术本身尚实求真的性质，还有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学者们发现百年前的洋务运动和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二者都是一方面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一方面又要坚持本国独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只不过百年前是满清王朝和儒家礼教，百年之后则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挖掘、认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就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而且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之后，就发现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采用改良比进行革命更有利，付出的成本更小。因此原来备受指责的洋务运动和晚清宪政开始慢慢被学者们挖掘出它们的闪光点和积极意义所在，而原来备受赞扬的暴力革命则开始引发人们的反思，甚至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翻案一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五．小结

　　人们如何看待李鸿章，实际是人们如何看待历史、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的问题。这一点除了与我们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点紧密相关之外，还容易受悲情意识的感染和误导，形成对历史的情绪化判断。近现代的中国蕴含着强烈的悲情意识，比如当中国人谈起鸦片战争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整个中华民族的悲情意识就被引发起来了。但是悲情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被有意培养的，是在从小接触的教材影视中不知不觉耳濡目染获得的。这种悲情意识的后果之一就是容易将以往的史实和人物标签化、脸谱化、单一化。这种意识阻碍我们与历史的真实接触，我们从中看到的没有个人，只有整体；没有感动，只有愤慨或者歌颂。

　　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社会究竟向何处发展，我们的历史观究竟应该如何建构，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两种陷阱，一种是自以为是的粗暴的历史审判者的态度，比如原来用简单的阶级划分决定一切，过于生硬蛮横。另一种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的发现和积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会越来越丰富，同时也越来越难以把握，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往往会呈现出许多方面，似乎每一种观点都可以从某个方面找到佐证，这时就有可能陷入"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的相对主义，最终导致虚无。在历史观形成的过程中如何避开这两种陷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参考书目：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八，台北：新文豊出版公司，民国七十年（1981年）版

　　王天奖 李国俊编：《尊孔派和卖国贼》，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胡滨著：《卖国贼李鸿章》，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