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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珠江水边话长江
2010年07月26日 13:59 广州文艺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我把在洪水过后加固大堤的工作看作一种临时应急的工作。它虽然不像洪水到来的那种紧急救灾工作，但是必须抓紧的工作。1980年来了次大水， 1981年5月陈丕显就去荆江考察荆江各县。他去那里的目的——方面检查灾后的善后工作，一方面是考察加固大堤的情况。陈丕显5月10日在公安县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讲，周总理在世时，亲自打电话问情况，规定各地水位多高时，县、地、省委书记要上堤岸。他说，1980年，中央国务院没有一个领导来过，只是下原则动员，用渤海二号事件处分领导干部的事情来压下面。他说有些事一个省解决不了，要中央负责。我们一路考察，了解到在防灾问题上湖南湖北之间的矛盾。我也讲起当年周总理亲自担任长江委员会负责人的事情。1980年长委会没有了，只有一个长江办事处，许多问题就不能及时解决。看来救灾要有一个长设的，有力的权力机构。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没有?
在这里不得不讲到三峡工程问题。对三峡工程我国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论。现在不再争论，并不是因为不存在不同意见，而是因为这个工程已经上马，争论已经没有现实意义。我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也并不意味我对这没有看法。我不参加这个争论是因为参加争论的人已经很多了，少我一个，多我一个都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我想反正我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不发表意见。因此一直采取不表态的方针。前几年国家确定成立一个三峡省的筹备机构，要我做这个三峡省的筹备机构的顾问。我接受了，并且随当时三峡省筹备处的主任李伯宁去三峡省作过一次考察。那时我就声明，我只参与三峡工程经济问题的研究，不参加关于建坝问题的研究，对究竟应该不应该建三峡工程没有去表态。但其实我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从发电的角度出发，我是决不赞成修三峡的。因为修三峡发电不是个好方案，是很不合算的。我认为开发乌江来发电合理得多。由于我对长江水灾的特别关心，我就不得不考虑三峡在防洪中的意义，我认为建三峡的目的应该主要是为了防洪，不是为了发电，但是在实践上同时兼顾发电和防洪两种目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为了防洪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措施。对这我没有研究，因此只好不发表意见了。
我认为第一个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是，要靠科学来分析历史上发生的水灾包括今年水灾的客观情况，要对今后发生水灾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估量，不要强调什么这样的灾情是百年不遇，甚至说
更长的时间才会发生一次的说法。如果这样的估量是绝对可靠的，我也不反对。但是讲如果没绝对的把握而去这么讲，究竟好不好就必须考虑了。而且历史资料表明，百年不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样说不论起夸大这次救灾作用或是起麻痹自己的作用都是要不得的。我觉得还是应该真正科学一些讲这个问题。我想如果研究后认为今年的洪水如此严重造成的原因，是防灾生态极其薄弱，那么我们就不能有侥幸的心理，而一定要作好再次受灾的准备。在今天我们一定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而且应该指出要“补牢”是要花很大力量的，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财力。而补牢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认真研究，我们到底能够做到什么，应做什么，不要随随便便地说话。我建议国家拨出充足的研究经费，请国内资深学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完成如何防灾减灾，改善防洪生态的研究课题。当然也要吸收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这项工作。我想有关部门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必须看到这个课题是个综合性很强的研究，不是一个或者少数若干个部门的事，需要协调好，需要统筹好。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去锻造什么镇江铁牛，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的事，不经过仔细研究不行。要做好这样的研究工作，需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要对客观事物有冷静的过细的研究和估量，研究我们可以达到的客观可能性，要提出必须采取的措施的主张。这就需要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认真地进行研究。政府部门的研究工作一定要排除部门的狭窄观点，同时要指出在科学研究上只服从真理，不承认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具有各方专长的学者们的研究也各有其局限性，也需要互相帮助。
学者研究会遇到一个经费问题。以何乃维为例，他在最近写的那篇文章中反映他在研究中想取得水文资料遇到很大的困难。他说自己1997年向云南水文处要一个水文站的的系列数据，他们就向他索取四十多万元。一个学者哪儿有那么多钱?对于水文站来就，他索取报酬也可以理解。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这笔钱我以为应由国家负担。我冒说一句，课题的研究就是花费上几千万元也不算多。搞一个经济项目，花几千万元算不了什么事，可是人们一听说研究一个课题要用上几千万元就觉得难以想象。我想事情不在钱花得多少，而是能否收到真正的效果。如果这种研究的确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我提出的“负负得正”的灾害经济学的原理，这钱就花得很值。因为效果会大大高于花费。
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有人主张建立救灾博物馆。我对这样的建议不能投赞成票。因为如果建造博物馆是为了歌颂这次救灾的英雄事迹取得的成就和党的领导，我想现在所作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而建造一个博物馆所要花的钱不少。把这笔钱改用在亡羊补牢的研究工作上，会更值得多。如果要建设什么救灾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就应该陈列说明我国受灾救灾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展品；陈列在建国五十年中我们工作的成就和失误的展品。同时在这个博物馆里也应该对可能再来的灾害有所展示。博物馆的意义在于教育，建造有关灾害的博物馆在于提高人民的灾害意识、普及救灾防灾的知识。同时在这个博物馆中还应该展出今后亡羊补牢的有效措施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而博物馆也只有在做好上述研究课题之后才能有正确和比较深刻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救灾博物馆就成为没有多大科学性、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了。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笔必要的充足的科学研究经费，我们就要很快地把研究力量组织起来。研究行动方案时要很好计算财力物力，计算时间和工作进度。要充分估计完成这个课题的困难，要有很强的组织工作，要有严格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这样的事，不投入很大的力量是不能奏效的，尤其考虑到这是一件与时间竞赛的工作，宁肯动手早些，工作紧张些，也要抢在下一次洪水到来之前多取得一些科学成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因素。世界各国在水利科学方面各有建树各有很好的办法，如荷兰围湖造地，我在荷兰访问就看到有许多方法，可以在我国救灾工作中利用。我国的水利科学研究与外国相比在许多方面是领先的。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在对自然条件研究方面的力量是比较强的，有不少造诣较深的专家。只是不少人年龄都已偏高了，要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好在我们有不少与此相关的学术团体，可以给他们以必要的条件，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
如果说，在二十年前我还可以自告奋勇多参与些工作，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力不从心了。但上面这番话还是要讲。不讲，我就不得安宁，感到自己的灵魂不得救。我大声疾呼，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在专家、学者的参与下，认真去做，是有可能做好这个工作的。也许现在有些事已经在做了，一切做得恰当的事，我都支持，我只是希望做得更好。
我知识很有限。今天才从广东中山到广州。在珠江畔停留，想到了长江水，正好《广州文艺》的任丽璋同志来，手边正好带着何乃维最近写的那篇《长江洪水肆虐，生态破坏帮凶》和我投寄给《改革》杂志的那篇《呼吁》，我就同任丽璋聊了一大通。回到北京我觉得写这些是自己的责任，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我也不可能写什么科学论文，尽管我的这个东西写得不短，但是按照田蒙的观念，再长也只是随笔。或者按照我自己对随笔的说法——随笔也者，自由之笔也。在这个随笔中，我只是讲讲自己的一些知识、一些感触、一些主张，不敢自命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如果能促进真正的科学研究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何乃维同志的文章，征得他的同意，引用得比较多。此外，胡冀燕的笔记我也用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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