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上门服务娱乐会所:語音演變 - 蘭 水 畔 - 歪酷博客 Ycool Blog

       漢語是歷史悠久的語言，其方言眾多，內部差異較大，這樣就造成語言溝通上有困難，不同方言區之間的聯繫是通過漢字及其反切注音。與世界上主要的語言特點相比較，漢字表面上看並非表音文字，似乎無法從字面上直接知道其實際發音，然而從歷史語音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卻很讓人驚訝看到漢字借著表音的字元起著與表音文字同樣的效果。從目前看，文字系統較為成熟的甲骨文已經有了表示語音的字元。隨著漢語的發展，形聲字漸漸地成為漢字的最主要形式。語言並非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各種因素的促使下，某些文字的語音有規律的、呈整體性的演變，但其字型仍保持不變或在漢語某些方言裏仍然有原有發音的殘留，這就為我們研究語音演變提供了極好的條件。

一、從古今語音現象比較觀察語音演變的規律性。

語音變化可能涉及到一種語言在交際過程中，某些音位在詞或句子連續環境中發音的改變，也可能涉及到一種語言從一個歷史階段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時，音位系統所發生的某些規律性的發音變化。前者是反映語言發展在某一階段上的各種語音連續變化環境中的語音變化，它不涉及時間因素；後者反映一種語言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中的有規律的音變現象，它涉及時間因素。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就是屬於後者。語言是具有系統性的，語音的演變就是就是以新的系統代替原有的系統。漢語部分見母和精母在現代普通話中合為一種、閩南方言內部不同步語音改變並存、某些方言存在兩個不同來源的並行的聲韻系統、漢語的"濁音清化"、漢語普通話的某些聲調的消失等語言現象就是屬於這種情況。這種演變不受人們的主觀意識的所支配，它是在語言交際中悄悄進行自然演變。

漢語語音的歷史演變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方面，紛繁複雜，人們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一種語言歷史音變的詳細過程，新舊音位之間的交替更迭、音位的分化、歸併產生新的音位成分等，這些變化將影響一種語言音位系統的結構關係。我國古代著作《詩經》中《氓》篇中“蚩、絲、謀、淇、丘、媒、期”七字韻母，到了中古漢語已經不是屬於同一個韻部，到了現代的普通話更是相去甚遠。通過古今語音對比，我們認為語音有以下四種不同有規律的演變方式：

1、轉化。從音位I變為音位II。中古漢語的知組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有規律的分別發為舌尖後塞擦音（拼音zh、ch、sh）。中古漢語的濁音聲母b轉化成現代普通話的p‘，其他的漢方言演化方式也不盡相同，它們依各自的轉化規律演變。

2、分化。從音位I變為音位II、III。中古漢語的幫組（幫滂並明）分化成重唇（幫滂並明）和輕唇（非敷奉微）；中古漢語的見組在現代普通話中分化為j（拼音）、g（拼音），如“關”、“剛”發為g（拼音），“江”、“間”發為j（拼音）；“江”是從“工”得聲，上古應是同音，而現代普通話卻分化成兩種音；在漢方言中，入聲韻大多數的情況下都被分化成二類，即陰入和陽入，粵語廣州話多了一個中入，粵語中山話、博白話則分為上陰入、下陰入、上陽入、下陽入四類。；

3、合併。從音位I、II變為音位III。中古漢語的章組和莊組大多在現代普通話中合併為舌尖後塞擦音（拼音zh、ch、sh）；中古漢語的部分見母和精母合為一種，如見組字“見”、“劍”（拼音jian），精組字“尖”“箭”（拼音jian）在現代漢語中同音，聲母均為j（拼音）。全部的塞尾韻在晉語大同話、贛語南昌話中合併為一個入聲調。

4、消失。中古漢語的入聲韻王力先生擬為：“職、錫、鐸、屋、月、緝、葉”，這些入聲韻的韻尾都是塞擦音-p、-t、-k。如k尾的“色、錫”，t尾的“實、割”，p尾的“濕、入”在現代普通話中已經消失;中古漢語的“疑母”在現代普通話中已經轉化為零聲母；部分漢字聲母脫落，如“嶼” xu（拼音）脫落後成為yu（拼音）。從閩南方言上古音殘留也可見一斑，小部分“以母”字在閩南方言中發為s、ts‘、ts、t等音，如“蠅”讀為sing、“翼”讀為sit、“液”讀為sio?、“淫”讀為tam，可以認為這應該是上古聲母的殘留，而現代的普通話沒有保留成為零聲母的字。

從中國古代漢語到現代普通話的演變過程，我們不難看出古代漢語的發音一直延續著從簡到繁，然後再從繁到簡這麼一個過程，語音演變基本上保持著上述四種變化方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交融而產生的具有規律性的現象。

二、         探討產生語音規律性變化的原因

一直以來，語言學家嘗試著用各種各樣的觀點和理論來解釋語音變化的原因，包括種族、氣候、地理條件、語言的速度、語言的底層說、兒童學習語言的缺陷、音位的相對頻率說、職業、飲食等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語言學家對語音演變的解釋分歧非常嚴重。因而，要尋找一種能解釋不同語言的所有演變規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各種語言千差萬別，語音變化更是紛繁複雜。但是，我們要尋找某些語音演變的產生條件，並非完全不可能。

語音的變化，從音系學的角度看，它實際上是音位及其各種變體在音位連續群中的變化，語音變化主要是屬於一種語言現象，而不是純生理或物理的現象，僅僅把語音演變看成是發音上的改變是不夠的，它和人類發音的生理特點的外在條件，語音體系內部結構，語音和語言各要素（辭彙、語法）之間的密切聯繫的內在條件，存在極為深刻的聯繫。只有將二者聯繫起來加以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解釋。語言的發展是要經歷漫長歲月的演變，並非一朝一夕就突然實現的。從中古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語音演變也是經歷一千多年才完成的。如中古漢語有一部分見組（拼音g、k、h）聲母轉化為現代漢語的（拼音j、q、x）聲母，是經過幾百年的演變逐漸完成的。我們從《中原音韻》（AD1324）上並沒有看到這個變化，在明代蘭茂《音鑒》（AD1805）才出現端倪。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演變始於明清之際，直至19世紀完成，其間至少有二百年以上的時間。再如，現代漢語普通話入聲消失，中古漢語的入聲有8部，到了宋代的《詞林正韻》已經減少到5部，這個表明入聲正在消失當中，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我們可以看到“入派三聲”這樣的記載，表明入聲已經消失。從10世紀的唐朝到AD1324年，經歷了大概400年的時間，入聲才完全消失。以上四種語音變化並非孤立性的產生，而是在某種方言、某個地域具有規律性的變化，那麼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變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該種語言語音的性質所決定的。一種語言的音位組織是有系統性的。各音位之間具有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作用。在母音和輔音相結合的音節中，常常有母音影響輔音、或者輔音影響母音的各種音變現象。眾所周知，聲調並不是一個自在的音素，它依賴音節而存在，因而它與音節中的聲母、韻母具有一種不可分離的依存和制約關係。在漢藏語系中，聲母的清濁的聲調的關係是有層次性的。在今天某些漢語方言中，聲調的分化與聲母的清濁有密切的制約性關係。在吳語蘇州話中，聲母分為音聲母和濁音聲母兩套。這些全濁聲母和清音聲母與聲調配合是，有一定的對應性：凡是陰調類的聲調只出現在清音聲母的音節中；凡是陽調類的聲調，只出現在濁音聲母的音節中，而次濁聲母音節在兩種調類中都可以出現。在整個吳語中，聲調因聲母清濁而分為陰調類和陽調類是普遍現象。清聲母歲匹配的陰調類的調值均比濁聲母匹配的陽調類的調值要高。蘇州話陰平調值為55，大大高於陽平調的31調，陰去調513高於陽去調31，陰入調55高於陽入調13。從聲調分化的歷史發展來看，今天有些語言的低調，往往來自古濁音聲母音節字。輔音發音是必然有聲門降低的動作，發濁輔音是聲門降低量很大，這就增加了聲腔長度和從舌根到咽喉之間的寬度，擴大了聲腔體積，從而保證了聲門打開後，通過聲門氣流源源不斷。發清輔音時，雖然也有聲門降低的動作，但聲門降低量小得多，所以聲腔體積較小。聲腔做共鳴腔，它的體積擴大，必然降低共鳴頻率。所以，同一個母音，如果和輔音相鄰時，它的音度要比和清輔音相鄰時低得多。因而，聲母的清濁對聲調調值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某些漢藏語系語言中，聲調還因聲母的送氣與不送氣產生分化，這出現在漢語、侗壯、苗瑤等語言中。在漢語中，吳語區蘇州吳縣東山島，那裏的人們讀陰入調是，不送氣全清聲母念5短調；送氣清音聲母念3短調。吳語的松陵、同裏、平望等地，因聲母送氣從平上去入四聲中分化出次陰平、次陰上、次陰去和次陰入4個調。此外，聲調與前置喉塞音聲母也有一定關係。聲調與韻母的制約關係，這種制約關係更具有直接的關聯性，因為聲調便是韻母音高頻率變化的體現。其主要關係主要表現在如下三方面：1、聲調與韻母中母音長短的關係。在漢藏語言中，有些語言的韻母有長母音和短母音之分。韻母母音長短，直接影響音節的長短，自然也影響聲調調程的長短，甚至影響調幅的變化。不過，有些語言的母音長短與聲調之間有對應關係，即長母音韻母屬於某調類，而短母音韻母則屬於另一調類。但也有少數一些語言的長短母音韻母與聲調不發生任何關係。包括有：聲調與長、短母音韻母的全對應關係；聲調與長短母音韻母的部分對應關係；聲調與長短母音韻母、聲母交叉對應關係；聲調與長短母音韻母無對應關係。2、聲調與鬆緊母音的關係。閩語的福州話韻母歲聲調的不同分為“緊韻”和“松韻”兩套，調類是平聲、上聲、陽入的讀“緊韻”；調類是去聲、陰入的讀“松韻”。在連續變調後，讀半陰去21調和半陽去24調的也讀“緊韻”。“緊韻”裏主要母音的舌位比“松韻”較高或較前。3、聲調與塞尾韻的關係。在漢藏語言中，聲調與塞尾韻有一定的對應關係。漢方言中，凡是有塞尾韻，必有“入聲調”與之對應，入聲調以其短促為特色，所以也稱為短促聲調或促聲調。此外，閩語永安話有一些鼻化元音韻和鼻音尾韻略帶喉塞音，其聲調發音同入聲調。綜上所述，聲調與聲母、韻母之間的制約、配合關係是很密切和複雜的。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語音中一種重要的現象：音節中的語音成分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聲調依存于音節，必然與音節的各個成分相互作用。從聲母到韻母，從韻母的主母音到韻尾的輔音都對聲調產生作用。這種作用，有直接性作用，也有間接性作用。母音對聲調有直接性作用，聲母送氣對聲調有間接性作用。

相同的發音部位或相同的發音方法的音位，就可能發生音變。在中古漢語中相同發音部位的舌根音見組（見、溪、群）和喉音（曉、匣），出現在前高母音i、y或半母音j之前時，由於受到齶化作用，同步變化成舌面前輔音j、q、x（拼音）。輔音影響母音的情形，如現代漢語的“絲”(si拼音)和“師”（shi），它們的韻母在中古分別念i、ie的音，由於它們受到輔音z、c、s、zh、ch、sh（拼音）的影響才發生變化的。在漢藏語系中，聲調的變化和韻母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聲母輔音分清音和濁音的對立，是聲調分高調和低調的重要原因。某些韻母韻尾清塞音-p、-t、-k的脫落，是導致入聲調消失的原因。可見，在一個音位系統中，各音位成分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制約，對音系變化也產生重要的作用。美國的語言學家霍凱特認為，語音的演變始終是在緩慢地進行的。它是在人們語言交際的過程中，由於人們的發音不可能完全瞄準“靶心”，而出現各種偏離的音位變體而產生。人們發音偏離“靶心”，這是社會交際中聽話人的寬容態度以及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包含各種“變數”的音的影響（預期分佈）所造成的。總之，社會語言交際的複雜變化過程對語音回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使語音發生各種變化。這種演變方式不是孤立的一個音發生變化，我們可以根據這樣的規律類推這種音變過程的完成。在許多情況下，語音演變多半是由於人們某種習慣的改變而產生的結果，如當人們改變在音節的起始部位發出濁輔音的習慣時，這樣一來產生的結果就是出現在詞首的各種濁塞音、濁塞擦音一起發生音變。漢語濁音聲母的消失就是屬於這種情況。但是，並非沒有例外的情況，格林姆定律就有三種例外的情況。比如說，中古漢語的見組中“見、溪、群”變為舌面前輔音，而“疑”卻沒有呢？原因是“疑”已經和“喻”相混了，沒有和見組其餘聲紐一起轉化。語音的演變在各種不同的語言中都是有自己獨特的語音演變規律，反映它的語音發展趨勢。任何語音演變規律、更迭變化都是相對的，都是有條件的，它只能是在某一地域、某一歷史時期裏，在某種語言或方言裏發生作用。如果離開了一種語言的時間、地域，那麼語音演變規律就不一定起作用了。如中古漢語的濁音聲母“滂、定、群、從”等紐在現代北方官話中都已經消失了，這是一條語音的演變規律。但是，這一條規律在吳語區就不起作用。時至今日，吳語仍然保留著中古漢語的濁音聲母。

2、              外來因素的參與。如受到親屬語言的同化、借詞的引進、發音習慣的改變等。如漳州話的改變。社會對語音演變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發揮作用。兩個國家由於經濟、文化往來密切，常常在語言中出現借詞現象。我國幅員遼闊，周遭的民族多不勝數，從文化、經濟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國語言必然地被其他的民族所掌握，進而引入他們的語言當中，由於語音體系的不同，很自然地就會帶如自己本民族所沒有的漢語音位。如我國的僮族原本沒有e（拼音）這個音位，由於借用漢語的“革命”、“特別”、“道德”等一系列帶有e （拼音）的辭彙，便順理成章的成為該民族的音位之一。同樣的原因，我過的蒙古語、景頗語、傈僳語、哈尼語、佧佤語、苗語等許多的民族語中都增加了有漢語引入的唇齒清擦音f，而在侗、水、苗、瑤、布依等語言中也增加了漢語引入的“字”zi（拼音）中的母音。在借語日益增加的情況下，甚至會引起音位系統結構關係的變化。如苗語養蒿話的清送氣音p‘、ts‘、t‘、k‘等輔音原來不能和高平調、中降調結合，由於借詞的引入，現在可以結合。由於借詞引入的新音位，起初都是帶有“借入”的特點，它只出現在借詞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借詞頻繁使用，逐漸轉化成本民族的音位系統中。侗族的老借詞和《切韻》時期的音系相當接近，但今天的侗族人已經無法分辨老借詞與侗語詞匯有什麼不同，事實上已經融為一體了。從語言史資料來看，越是語音變化最激烈的時候，越是社會最動亂不定的時候。漢語在12-13世紀蒙古人入侵宋朝的時期，社會激烈變化，語音變化也最為激烈，滿族人滅李自成統一中國之際，也是語音變化最為激烈的時期，社會也是語音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許多語言學家認為人類發音過程中某些不規則的發音習慣也是語音變化原因之一。此外，還有一種較流行的說法是發音的“加力作用”與“省力作用”。所謂發音的“省力作用”是指人們在發音的過程中，無意識地省略、減弱或改變某些不太重要的語音成分，這樣可以節省力氣和時間。所謂“加力作用”是人們在發音的過程中，無意識地加強或增添某些比較重要的語音成分，這樣就會過分用力、強調。這兩種主張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它們各有用處。用“省力說”可以解釋語音中的減音、弱化、同化等音變現象。如gi到ji（拼音）是省力作用，因為g的部位離i比較遠，發gi時舌位變化比較大，較費力氣。而發ji(拼音)就容易多了。但是，省力說不能解釋增音、異化、換位等音變現象，而加力說正好可以用來解釋語言中的這些現象。

3、   例外的音變產生。屬小範圍內的有規律變化。如漳州話變調時陰平、陽平在某些情況下發生的特殊變調。

 三、研究語音演變規律性的重要性。

1、   通過語音演變規律分析，有助於研究古代語言，進而帶動歷史、考古等學科發展。如漢語形聲字較多，可以由此來判斷遠古文字。我們在考察語音的演變是，必須搜集各種歷史資料，包括：古代各個時期的語言、文字的文獻資料，即歷史上的各種音韻學著作，各種字典、詞典、各種文字學書籍等；古代個時期的有押韻的文學作品，包括詩歌、韻文等；古代詞源學的資料；古代音譯外來詞和鄰國從本國語言中借用的各種辭彙。然後，我們運用歷史比較發來研究。法國的語言學家梅耶說：“比較研究是語言學家用來建立語言史的唯一有效的工具。”語言歷史比較法要把有關的語言或方言的材料加以比較，藉以確定這些語言或方言語言結構要素的共同來源，然後重建它們的原始形式。

2、通過語音演變規律分析，有助於掌握親屬語言，促進不同地區文化、經濟交流。如清楚英語、德語辭彙規律性對應，對掌握不同語言是很有幫助的。

語音的演變是一種難於追尋的歷史現象，我們無法重現當時人們的實際發音，古人的發音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我們只有通過科學的論證方法，依賴可靠的語言資料，進行充分而細緻的研究分析，最後才能得出語音演變的歷史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