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然下水道稀有商人:耿爱德对银纸关系与币制改革的看法

        在中国传统的货币体系中，银两一直是作为称量货币来使用的，并无统一的标准。在贸易及通商口岸，虽有较为固定的虚银两货币单位作为商品交易的货币支付标准，但成色不一的银两在使用中的不便之处日益显现出来，也不适合国内外贸易日见繁盛对于货币支付工具的要求。明清之际，各国银元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流通日广。各种银元虽然在重量和含银量上略有差异，但所差有限，重量都在库平七钱二分左右，作为支付手段时不必称量熔铸，计数即可。晚清时，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建造币厂，大量铸造机制银元的热潮。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生产并销售的造币用印花机中的四分之三都卖给了中国的造币厂。近代的银元在铸造方法上均属机制币，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次工业革命带给币制演进上的飞跃。纸币的发行必须以充足的现银或银元为兑换准备，才能保证纸币按面值流通和无限制兑换。否则，纸币就有跌价之虞。对于银纸关系，耿爱德在时论中经常提及，他认为中国的纸币发行权分散及滥发，是造成纸币价格不断跌落的原因；要维持流通中的纸币的信誉，必须充实发行准备金，方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北洋政府末期，军阀混战，各地滥钞充斥，百姓深受其苦。耿爱德在时评中经常述及各地纸币被滥发的情形，在《去年之滥钞祸国观》中，耿爱德叙述了各地纸币因滥发而跌价的情况：1927年中，贵州当地纸币“按票面约跌去八成”；山东大洋券因发行过巨，6月后“复积极增加”，“今已无兑现之望矣”；在汉口发行的无担保之债券库券，当年终库券因不能兑现而“不能用此券购致货物”；湖北官钱局发行巨额可兑铜元的纸币，因发行额历年增进，“价愈低，数量之增高愈速，今恐已无价值可言矣”。(21)与其它各国的纸币发行情况相比较，中国的纸币发行状况有几点比较特殊：一是发行机构及纸币发行的额度无确切数据可考，不知滥发至何种程度；二是欧西各国纸币跌价后首先影响到的是富有阶层，而在中国则相反，首先影响到的是贫苦小民，奸商政客于其中上下其手以获利；三是外国纸币跌价后，直接影响到外汇，而在中国其影响仅限于一域，或省与省间的汇兑而已。(22)耿爱德称，年来竭力收罗各省当局无限制地发行纸币的资料，“间有所得”，“果得宣之于世，恐将使闻者咋舌，惊中国人民负担之重大也。”(23)当时，各地的纸币发行情况，除少数大银行有统计数据外，均无资料及统计可考，且纸币的发行额愈益增高，“吾敢谓(改革之道)唯一方法，即在乞助于现银”(24)，即以充足的现银作为发钞准备，方可补救一二，这也是当时的银行家们所呼吁的解决办法。
        耿爱德在前文中已明确地指出，纸币的发行应有充足的准备，方可保证其信誉度，但政府历年每当资金枯竭时，却每每以增发纸币为救济之法，造成纸币的价格不断跌落，人民亦深受其苦。北伐军北上进军之际，在各地发行过不同种类的纸币，可分为四类，一为广州中央银行发行的小洋券，二为新成立的上海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三为汉口中央银行地名券，四为国民军由津汉诸路北上时发行的小洋券。耿爱德认为国民政府若能尽力维持上述纸币的兑现和债信，“则纸币不啻现金，持票者必仍愿继续使用，或且进而要求扩充发行额，总之至少要求赎回已发行纸币之声浪必减低也。”1928年末，上海中央银行宣布对国民军北上时发行的约合大洋750万元的小洋券负兑现之责，虽曾引起1929年3月间的一次兑现风潮，但很快得以平息(25)，可见维持纸币信用的举措可迅收实效。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就加强金融管理工作，设立金融监理局，拟定各种金融法规，欲逐步取消地方银行的发行权，“以为革除多数(发行)制渐进于单一制之先声。”(26)耿爱德对国民政府的纸币政策给予了肯定；且认为国内辅币市价日益跌落，国家银行应趁机筹备发行新辅币(27)，这也是完善货币制度的一个既较为重要又切实可行的方面。
        20世纪20年代，国际银价跌幅过大，中国成为白银输入国。上海是当时的远东金融中心和国内金融中心，存银量丰富，因而有的金融界人士即认为上海的现银“过丰”，导致银价跌落。对此，耿爱德亦有不同的看法。          1922年至1927年间，上海以条银运赴各造币厂共铸出银元约28900万元，同期沪上洋底仅由约3000万元增至1928年初时的8000万元，而新增洋数则约为25000万元，大部分现币进入流通领域中使用，并未存于沪上。1930年初上海各华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约为25000万元，各外商银行在上海发行的纸币总额则不多，估计不会超过500万元。上海各银行的银底之和仅为14000万元左右，不但充作发行准备金，还充当着各行的存款准备金。因而，上海的银底“未尝逾所需”，也不是银价跌落的主要原因。(28)银行券发行准备金中的六成应为现金，以银元、银两、大条、庄票、国外同业票据等充之。如以沪上纸币发行额的六成计，再加上存款准备金所需，沪上的银底就显不足了，仅够敷用而已。因而，耿爱德的看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反驳了所谓银底“过丰”的不实观点。        1927年至1936年是我国近代经济发展较快的十年。银行券的发行与使用日益普及，奏响了币制得以彻底改革的前奏。
        国内银元的流通与铸造，“完全出于外币诱致”。耿爱德曾应《银行周报》记者之邀，叙述并介绍了曾流通于国内的本洋、鹰洋、美国银元、西贡银元、港洋等的简史。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外国银元在市面上已极少见，流通于市者多为国内铸造的袁像及孙像银币。国内进口的银元为改铸纹银之用，不会流通于市面，故其影响不在于中国币制，而在于国内的存银量。(29)此间，输入中国的条银，十九供铸币之用，所铸者也大多为一元币，宝银几已不在市面上流通。1928年前的十年中，我国铸币所耗条银约30万条，宝银约值9000万两(30)，国内实存宝银数较十年前已大减，有了施行“废两”的良好条件。
        国民政府成立后，废除银本位制之议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曾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于1928年来华，帮助制定币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发行金本位币“孙”，每一孙含金0.601866克，合美元0.4元。但此计划制定后不久，世界金银比价发行剧烈波动，被暂时搁置了。(31)这个方案的制定，表明国民政府有采行金本位制的意向，并大体形成了推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决议。1930年初，世界金价开始暴涨，银价低落，国民政府就依此方案在征收进口关税时采行海关金单位，以避免关税征银所带来的损失。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实行也被看作推行某种金本位制的前期步骤，为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的推行作了重要准备。(32)就推行金本位制而言(33)，有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两种，前者的方式为另创一种新银元为本位币，次用十进的辅币，然后确立金本位制度；后者的方式为暂允许各种杂币流通，待币值提高50％后设法使其自行消灭，改建金本位制。甘末尔计划即倾向于前者。两者手段不同，目的则一。另有提议可取两者而合用者，先以银本位币为基础统一全国货币，再依直接计划改行金本位制。(34)耿爱德也支持此论，“先求统一银币，然后由银而金，其事最自然最稳便。正不必坐待时机，以待将来直接行金本位制也。”(35)事实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曾使用的百余种市平因在使用和汇兑中的不便，多已被废弃不用，宝银也因成色参差不齐渐渐退出流通领域，在银本位体制下的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当时币制改革的大势所趋，耿爱德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废两改元声中，关于各方面的态度，耿爱德在接受《银行周报》记者的采访时谈了自己的看法：社会民众多望求有统一的货币制度，以商人尤切，华商银行也是此计划的坚实支持者。而纯抱反对态度者，仅为钱庄，“因其平时营业收入，一大部分持银两与银元之兑换而于中取利。”至于外商银行的态度，不外“迟疑”二字，原则上并不反对。(36)废两改元之议虽已讨论多年，但一经令行，外商中持反对态度者仍不在少数。1933年4月6日，国民政府令废两改元自上海始，各方有始料不及之感。反对者多执两种理由，一种观点认为规元仅是一种货币单位，以之订立的商业契约不应为非法，因而反对废两；另一种观点认为废两之后，将引起银元的价格跌落或滥发纸币。就上述观点，耿爱德表示“银两之成色，并非绝对可恃”，华商银行既已均改用“元”为单位，外商银行最终也不得不废两。外商银行为维持自身利益计，若对银元的成色存有疑虑，可在各种合约内附加关于银元含银量的条文，否则即可要求用世界银市通用的大条银偿还本息。(37)此种办法是站在外商银行的角度上，根据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而提出的变通之策，但其最终目的则是有利于废两改元政策推行的。
        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自1929年开始，英国等数十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世界银价探底后回升，主要原因为“欧西各国铸币方面用银之需要”。(38)此后，随着世界银价的回升，国内的白银开始辗转运沪，再由上海装运出口。1933年至1935年是世界银市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段。受世界银价高涨的影响，我国内地的银货势将大量流向国外，“以赢得银贵的利益”。(39)此间，耿爱德的论述集中于白银问题，讨论世界银市及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耿爱德认为，在1920年起的银价不断下跌的过程中，中国曾受益。如1932年时，各国的物价都趋下降，而独中国的物价指数保持稳定，竟超过1926年的水平，“这种惊人的事实，并没有受政府的扶助，当然完全由于白银价格的下跌了。”(40)世界银价的下跌使中国的通货有缓和的膨胀，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未被经济危机的恐慌所波及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金属币的膨胀，而不是用“人工方法”得来的。我国的趸售物价批数也自1926年的100涨至1931年的126.7。(41)而1933年和1934年世界银价飞涨时，中国的批发物价指数跌至1926年的水平之下，中国也被卷入世界经济恐慌的漩涡之中。
        世界银价的高涨，一大部分原因是美元价值的下跌。1933年内，美元的汇率变动超过45％，各国的汇兑率也“至少都打破了五十年内的记录”。(42)1934年6月，美国开始施行白银政策(使白银在本国的货币储备中的比重达到25％)，世界白银价格由前期对放弃金本位制各国货币的相应升值变为真正的上涨，我国国内白银流出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内地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上海，再流向国外，当年即有价值2亿多元的白银流出，还不包括私运出口的白银。沪上各银行现款充斥，最多时达6亿元，而当时中国的银币流通额仅约为20亿元上下。(43)1935年，世界银价动荡不已，先扬后抑。伦敦银市每盎司白银最高价为36.25便士，最低为20.87便士；美国财政部每日公布的白银市价每盎司最高为81美分，最低为49.75美分。(44)耿爱德连续撰文叙述1935年伦敦及美国银市的变动情况，认为美国近期不会放弃购银法案，但将视其国内情况而对这一政策的施行有所变通。美国国内的白银矿主可以较为固定的高价向政府出售白银，但国际银价在短时期内难以提高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程度，世人“极应早为觉悟”。(45)中国所受银价变动之影响最大。其一，先因世界银价高涨，白银外流，国内物价指数日渐下落；其二，世界银价突落，中国的巨量存银无法抛售，换取外汇。是时，中国的存银除卖与美国政府外，已无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的可能。于中国而言，欲安定市面，则需设法使上海的存银不再外流，现银由上海复流归内地，并举借外债而使币值稳定下来。(46)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布告实行法币政策，并在此后分批大量向美国出售白银，以充实法币的外汇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