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世界经济:公众群体性怨恨调查：不满情绪主要指向腐败官员

2011年05月23日 09:00:08 　来源： 法制日报


●　一些民众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表现出共同的反应
●　民众不满情绪主要指向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商人及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2011年5月17日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内外异常“热闹”。法院内受理刑事案件的可容纳百人的第二法庭被几十架“长枪短炮”和近百名媒体人士挤得略显狭小，就连法院门口也被因事先没有向法院登记而未能进入法庭现场的媒体记者以及围观民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而这一切，只因为音乐人高晓松醉驾案当天在此审理。
审理当天，法院判决结果一经媒体报道，便有超过两百家的媒体网站进行转载。次日，北京市的大多数报纸也均将高晓松醉驾案放在了醒目位置。
高晓松醉驾案为何引起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起事件体现出了目前中国民众的很多典型社会心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群体性怨恨”。
自5月1日醉驾入刑之后，多名醉驾者被判处几个月不等的拘役刑罚。而就在高晓松醉驾被公安机关查处后，社会上关于“醉驾者并非一律入刑”的讨论日益热烈。更多民众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高晓松醉驾案的审判结果。
王俊秀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高晓松的名人身份加上此前关于‘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讨论，让民众担心这里面会不会出现名人特权等问题。”
“我相信事实不是这样，而民众偏要不自觉地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就体现出了民众的一种思维定势，产生这种定势的情绪基础就是我称之为‘群体性怨恨’的社会心态。”王俊秀说，也就是说，目前，一些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的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
“高晓松醉驾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王俊秀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高晓松醉驾案被报道后，很多民众的第一反应是‘名人犯案’没准就会轻判，因为有一些‘名人’出现过‘胡作非为’的情况，如吸毒、偷税等。这样的事情一出来，就会招致民众极大的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对民众来说是共通的，就很容易从一个方向进行爆发。”
王俊秀告诉记者，在撰写中国首部社会心态的研究报告过程中发现，“我爸是李刚”一事突出反映了“群体性怨恨”的社会心态。这种“群体性怨恨”是民众不满情绪的反映。
“我们从近年来民众不满情绪的指向进行分析，发现主要存在几个指向，一个是针对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个是针对‘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王俊秀说。
王俊秀告诉记者，近年来社会对一些热点事件的角度显示了社会民众的一些心态。
“例如2010年年底，山西省发生一起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案件。案件发生后，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王俊秀说，此外，还有2009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等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网友用个人的不满解读以上发生的事件，表达出一种不满情绪，继而形成群体性怨恨。”王俊秀说，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朱婷
畅通化解渠道遏制“群体性怨恨”
对话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俊秀
《法制日报》记者赵丽
对话动机
不久前，《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出炉，其中提出的“群体性怨恨”心态被认为是当前诸多热点事件背后的民众情绪基础。“群体性怨恨”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消弭这种负面情绪？《法制日报》记者与《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进行了对话。
□对话
记者：您在分析高晓松醉驾案受关注背后的“群体性怨恨”时提到，一些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的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是否可以理解为，“群体性怨恨”产生的原因在于民众的不满情绪。
王俊秀：群体心理中不可避免地包含非理性的因素，但是这种心态也是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积淀而成的。比如腐败问题，尽管这些年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官员腐败依然是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少数腐败官员造成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降低，也波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有学者指出，“社会不公平的普遍蔓延和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是造成目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根本原因”。在公共权力运作缺乏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官员——贪腐”的思维定式，产生不满情绪。
此外，“群体性怨恨”也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因素有关。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比如，“二代”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不公平心态，民众对“富二代”的不满，其实表达的是对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但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如一些被冠以“宝马”、“奔驰”的交通肇事案件表达出的民众的不满，这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贴上了豪车标签。但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记者：也就是说，民众的情绪和不公平心态没有得到及时排解，日积月累形成“群体性怨恨”。
王俊秀：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不是很畅通，也使得民众的社会心态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等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记者：根据您的调查，民众在面对矛盾冲突时，一般会选择哪些渠道解决？
王俊秀：根据一系列调查，我们发现，对于各类矛盾，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目前，沟通和信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而诉讼策略使用率很低。
2006年和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全国进行了两次调查，结果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人们首先采取的解决策略基本接近。2008年的调查显示，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采取这种消极忍耐方式最多的情况，是在“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使生产、生活受到损失”，其次是“学校乱收费”，接下来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和“工人下岗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然后是“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采用此种方式最少的是“员工与老板(或单位)发生劳动纠纷”。
除了上面提到的不采用任何办法的放弃解决策略外，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信访策略，也就是选择“与对方当事人或单位协商”和“信访或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或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接下来是遇到社会保障纠纷，比例最低的是遇到消费欺诈。采用信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其次是社会保障纠纷和环境污染问题，接下来是下岗安置问题和劳资纠纷，比例最低的是消费纠纷。
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比例很低，使用该手段比例最高的是遇到司法不公，仅为8.1%，其余依次是劳资纠纷6%，医患纠纷4.8%，社会保障纠纷3.4%，消费纠纷、征地拆迁纠纷3.1%。
找关系疏通的策略很少采用，比例最高的是遇到政府部门乱收费，比例仅为3.5%，总体上仅有不到2%的人会采用这种方法。
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等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通过互联网发帖曝光的比例极小，只有在遇到政府部门、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医患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才有不到1%的人采取这种方法，消费纠纷中也仅有1.2%的人采取这种方法。
记者：如何缓解民众的“群体性怨恨”等问题情绪，防止其扩大为社会情绪？
王俊秀：首先要从制度层面科学制定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规则，落实责任部门彻底解决累积的问题。同时，要建立了解和研究社会心态的系统，时时关注社会心态的变化，及时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使人们习惯于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冲突，降低人们使用法律策略的成本，培养全社会利用宪法、法律框架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习惯，使行政、司法等可以高效互补和衔接，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