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格格武功排名: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王沪宁：“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5月发表于《世界经济导报》)
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檫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细而研究的。其他原因暂切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机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期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劝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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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邓”论
作者：何路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5-23 20:41:55
阅读量：1012次

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谨以本文回应“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们至今仍在上演的“毛泽东迷信”闹剧。
——题记
1
不用转弯抹角我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对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政党、阶级、国家、人民及主义过大于功。这是由一个任何拥毛派都无法否定的铁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即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逐渐变成一个集权专制者(其萌芽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延安时期)，他统治的时代是一个专制、集权、人治的时代;而邓小平开创的今天的改革开放时代，则是一个相对自由、民主、法治的时代，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否定毛泽东的专制、集权、人治，与否定毛泽东的“文革”有异曲同工之美。毛泽东没有专制、集权、人治，他的“文革”就一天也发动不起来。人治者“人亡政息”也，所以他逝后不到一个月，“文革”便“寿终正寝”了。而邓小平为中国播下的自由、民主、法治种子，尽管至今尚未完全长成，仍还是“幼苗”，却“改革”就没有“人亡政息”。
我的上述观点并非“首创”，早就有王沪宁先生在“‘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5月发表于《世界经济导报》)一文中“委婉”地道出过“相类似”的道理，只不过用的是“春秋”笔法，以致“行百里者半九十”而已。这正是体制内及想挤进体制内者“说话累”之苦衷，我这位体制外者则无官一身轻，是“巷子里扛木头，直来直去”。
从体制层次上讲，自由、民主、法治比专制、集权、人治进步，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已为实践证明的政治学真理，如果拥毛派连这点都不承认，那就根本不值得也不可能与他们进行正常之讨论。而拥毛派只须看到认清这一点，就会发现他们之许多为毛泽东1957年“反右”以后晚年错误的辩护，实际上是经不起客观事实检验的。
即使在由于权力腐败、社会不公……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人们对现实强烈不满的今天——而这一切正是毛泽东遗留下来的专制、集权、人治政治体制所造成，人们是仇腐，而非仇富，如果来一次全民公决，我也敢肯定50%以上的中国人不愿再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去过以前那种生活!对此，你不妨试去问问中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几亿中国农民，试去问问中国素质最高的群体——几千万中国知识分子。这是由利益机制决定而非情绪支配的真正民心，这两个群体中绝大多数者因改革带来的肉体与精神上之自由而受益最大。真金不怕火炼，这民心比金还真。如果有人想逆这一民心和历史潮流而动，美化毛泽东，只能是螳臂挡道，可笑可悲!
不过即便是如此，我仍认为应不以功过论英雄。撇开功过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一位旷世奇才，无论政治韬略、军事艺术、诗词书法……还是个性品格、精神魅力……上，都是一代令世人高山仰止的伟人。如果有人想在这上面推倒毛泽东，那也是自不量力，蚍蜉撼树谈何易?
2
江山在专制者眼里好比房子，谁修了或占了房子，便是房主，由他说了算。政治家个体的人性中，多少都有专制的基因，其只有通过制度来克服。上个世纪“北伐战争”后，蒋介石把房子原来的几个军阀房主赶走，重新装修了一番，但许多中国人住在里面，觉得还不舒服，很不满意。
于是，毛泽东将这所房子干脆破坏掉，重新又修了一座新房子，大多数中国人刚住进去，觉得新奇、还可以。可住久了却发现太沉闷透不过气来，也不舒服，甚至许多人变得昏昏迷迷，剩下少数清醒的人，屈于房主的威严，也敢怒不敢言，因为先有几个清醒者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已被房主扔出去!
毛泽东去世后，新房主邓小平把房子拆去一半，重新又修整了一次，透了些许新鲜空气进来，人们感觉清醒多了;但这重新修整的一半，总是与房子旧的一半不协调，不时弄出许多问题来，多数中国人住起仍不舒服。房主邓小平年事已高，却没有精力资本拆去另一半重新再修。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是一位开明的集权专制者，他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依靠经济改革开放的力量，打开了毛泽东时代专制、集权、人治的历史闸门，开辟了一个相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崭新时代。尽管这道历史闸门才仅打开半扇，但闸门内蓄积已久的能量已经夺门而出，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任何人、任何力量，即使毛泽东再世，也无法将她重新关上。
今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自由不忘邓小平。但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和贫富悬殊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仍是政治改革滞后。只有一个人的时代过去了，人民的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3
毛泽东是先生，邓小平是学生，且某些方面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
毛泽东是一位浪漫的诗人。讲精神，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讲政治，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涌现一批政治暴发户);讲民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共产党宣言》，从政治家的视角真正将其读懂了，只有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是中国少数几个真正读懂了《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则仅仅是一知半解。毛泽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治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官僚。讲物质，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涌现一批经济暴发户);讲精英，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生产力，黑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部三大册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从政治家的视角真正将其读懂了，只有三个字：生产力!邓小平是中国少数几个真正读懂了《资本论》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则仅仅是一知半解。邓小平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治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时代。
阶级斗争学说、生产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马克思并没有穷尽科学社会主义真理。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需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且也不要像毛泽东那样嘴上“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讲得比唱还好听，实际上叶公好龙。现在我们讲和谐,讲科学发展观, 但愿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注：据说毛泽东在1940年代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曾说：“记得我在一九二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4
陈独秀、胡耀邦是君子，邓小平为官僚，华国锋诚小人;毛泽东、周恩来则君子、官僚二者兼俱，且毛泽东偏于君子，周恩来偏于官僚;林彪却是官僚、小人兼俱，而偏于官僚。官僚中有君子，小人中有官僚，君子中无小人，反之亦然。
君子是理想主义，官僚是实用主义，小人是世俗主义。什么是理想主义?热爱真理、崇拜真理、追求真理……什么是世俗主义?利益左右、利益崇拜、利益至上……什么是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世俗主义皆用之，君子、小人皆使之……
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有句话非常经典：“原理是直觉到的，命题是推导出的”。思想家或思想者与历史学者不同。思想是自由的，其创新、发现之灵魂是“灵感”(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历史研究则是一门学术，其目的是破解历史人事真相，进而研究、发现历史规律真理。
历史研究有两大分支，一为考古，考证历史实物文物(含文字、音像文物);一为考据，考究历史文字资料(含音像资料)。且这两大分支相辅相成，互为佐证。
能够最大限度地占有、接触历史研究材料，为历史研究之关键。对于一些历史探索业余爱好者来说，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近乎骑自行车亦或驾飞机登月球一般。
5
毛泽东当年选择华国锋，非一大失策，即出于无奈甚或有意为之之嫌。华国锋无德无才，既欠政治主见，更缺政治韬略。先是对“文革”激进派狠下辣手，一网打尽，破坏了政治生态平衡，乃不知政治“食物链”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后又是更不审势，称英明领袖、挂标准像、假“两个凡是”扯虎皮作大旗……可赐一联：神化自我，树一己权威搞个人崇拜;不识时务，为千夫所指成众矢之的;十足小人也。于此，国人却是不幸中万幸;否则，便不会有今日给中国带来希望之“改革”。
一个民族惟有超越实用主义，方能站得高望得远。纵观华国锋从1976年至1981年，其可谓“小人得志，左右逢源”，只可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可以再复盘历史，当时华国锋联手元老派粉碎“四人帮”，其实是很平稳平凡的一着棋，完全可以说是有惊无险，胜券在握;而联手“四人帮”对付元老派，则明显毫无胜算，风险极大，不为成人所为。之后，若华国锋有“自知之明”，主动让贤，请邓小平出山，否定“文革”，开启“改革”，方才真君子千古流芳。
他为何不这般?原因在于其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歧。所以，尽管其于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大作用，并由此而功大于过，但窃以为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应：一是不以功过论英雄，如毛泽东，尽管其过大于功。二是毋以成败论英雄，如胡耀邦，尽管其功亏一篑。三是勿以得失论英雄，如朱熔基，尽管其有得有失。
上述三条盖因为，或有人好心办错事，或有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也有人却歪打正着。因此，依吾之见，如何评价华国锋上有三个政治智慧层次：一为小政治小智慧，如部分国人片面歌功颂德。二为中政治中智慧，如当局者予以适度之肯定。三为大政治大智慧，如前述之不以功过论英雄。
6
人民应当怎样制服权力?
人类自有官以来就有权术，至今已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是一门十分成熟的“科学”，内容博大精深，各类权术五花八门。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是这方面之集大成者，他和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深谙人的性与思想，对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威胁最大，因此对老百姓的性和精英的思想控制极严，视为洪水猛兽。但过犹不及，惟邓小平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反过来，人民应当怎样制服权力?不知何故，则少有人问津。今日我且抛砖引玉，来敲一下冷门。吾曰：“不用象权术那么五花八门，用机制制度即可一劳永逸地搞定。”这个机制制度之核心为：
一是让权力者相互竞争。反之，权力者之间一团和气，官官相护，则对公众绝对不是好事。儒家的仁义道德曾试图将权力套上权力道德化笼子，事实证明是基本无用的，枉费其一片良苦用心。在利益机制面前——注意，这里是机制而不是诱惑，权力者对仁义、道德之说教是刀枪不入。
二是不让权力者结党。权力者结党竞争对公众也不是件好事。因为，权力的秘密只有两个字，就是“组织”，即通过组织化的国家机器来使分散的各个社会个体必须服从。个人权力背后的支撑是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处于非组织状态的社会分散个体公民只能被动地屈从和服从，其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唯有党政分开，不让权力者相互结党，实行非政党式竞争的可控自由民主政治才能制服权力。
7
冷观南街村之争。网上有关南街村之争，左派、右派及毛系、邓系之间，可谓热闹异常，但于百姓而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吾既非支持右派却反对左派，也不属邓系更非毛系。自道是一介“胡系”书生，，心中惟有人民。
为此特撰联曰：大庆大寨南街村小靳庄是乌托邦;宝钢小岗华西村大邱庄非理想国;左右摇摆自相矛盾。且哪怕他天高地厚：明知有虎也好，与虎谋皮也罢;不管官场好恶，只问民心向背。
今年是我国“改革”三十周年，谨撰下联以怀恋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胡耀邦先生(平反冤假错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宽容“学潮”……)：利归天下，未曾计多得少得;亏了自己，何尝言大悔小悔;公道自在人心。
毋以成败论英雄，我始终敬仰心中只有人民、充满理想主义的胡耀邦先生：好大一棵树，忠心地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写到此处，我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难道我们真的像鲁迅先生所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或诚如严复先生之言!“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但不管怎样，中国共产党出了个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他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永远温暖着渴望自由、民主、法治的人们……
8
我有三个最有名的当代老乡，即毛泽东、胡耀邦、朱熔基。刘少奇不算，因为其何止是悲剧，悲剧尚无关乎影响历史，悲惨则不。刘少奇不同于林彪，“文革”中他全然没有还手之力，林彪却至少宁死不屈，拼个鱼死网破，打碎了毛泽东的自信，促使其开始反思，对“文革”进行了调整。“9.13”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如同“6.4”事件影响了邓小平，使其对“改革”进行了调整，延缓政治改革，是“改革”的转折点一样。
毛泽东、胡耀邦我已论，现在论朱熔基。朱熔基主政期间的主要政绩，是全力推进了国企、住房、教育、医疗……几项大的改革，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这几项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至今还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近几年社会上流行这样一首民谣顺口溜：“房改是把你的两个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的二老逼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企改是把你推下水无动于衷。”便是对这几项改革十分形象具体地讽刺。
我的家门何新先生正是就以上几点对朱熔基抨击的最为激烈，简直到了千古罪人之地步。我却不这么看，因为朱熔基是在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冒险推进这些改革的;而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其政治效率完全无法保证各项配套行政、福利问责及时跟进，所以注定是个悲剧。勿以得失论英雄，我们对此只能仰天长叹，错不在人，错在政治体制!望诸葛亮的同行们记住这幅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人性总有自私——自我本能也好，趋利避害也罢，因为人的生命既以群体的形式存在，也更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中共高层领导者间的矛盾或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有人性利害算计的成分，不过之多之少因人因时而异而已。恰似刘少奇之子刘源所言：“祖先的遗留，良心陋习，好赖香臭，像一锅乱炖。”统治者不说穿这些，同样出于利害之算计。不说穿这点非真正的、彻底的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对此唯有承认这进而以制度引导、制约其，而非将统治者美化、道德化，去“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刘少奇书生政治家一个，高调权力道德修养，作茧自缚，最终害了自己。毛泽东则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哲学外，还与曾国藩一样，的确得孔子之儒家“仁义道德”真传，其肩不挑担、手不摸枪的去号召中国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将权力优越淡化为:“你们为我服务，我为人民服务”，如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正是应了“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二者一枚权力道德化硬币之两面，其皆令人深思——“文革”中毛泽东之个人崇拜走向极端为权力道德化之必然。
9
超越“毛邓”：毛泽东敢的草根“大民主”，邓小平不敢“引蛇出洞”，恐其出洞则成龙;邓小平敢的精英“小民主”，毛泽东不敢“放虎归山”，惧之归山便称王;问天下谁是英雄?
戏说“毛邓”：毛泽东提倡社会实践应第一，却突出政治，将干部变成官场政治运动员;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生产力，反迷信智力，把学校当成考场智力运动会;社会不是运动会，学员岂是运动员。
道不完的“毛邓”：东方毛泽东，天姿英发，学富五车，政治军事智慧富于出神入化似的天赋性、艺术性，而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凭借超人盖世之文韬武略，“梁山寨”红色割据，黄土窑“三国演义”，“楚汉争”得道多助，大气磅礴，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就竟然在东方导演成功!平凡邓小平，浑然天成，识具千秋，治国政务睿智具有鬼斧神工般的自然性、经验性，其外圆内方，灵活机动，顺应实事求是的民心党意，先排干扰“不争论”，后“摸着石头过河”，再“抓住老鼠”才说，举重若轻，一场变中国换时代之改革，便如此不平凡走将过来。小平不平凡、泽东在东方，一代伟人、屹立成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