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锅我不背番外阅读:中国正在进一步走向低智商社会

颜昌海的博客博文  中国正在进一步走向低智商社会 2011-05-15  中国人一向重视教育,又有很多人自视聪明。但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却是《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引起舆论的注意。日本的大前研一是全球著名管理大师之一。他2009年出版《低智商社会》,主要观点是现代日本人阅读量下降,不爱思考,不爱向政府提意见,集体智商下降,导致社会上出现种种“笨蛋现象”。美国《华尔街日报》这篇有关中国人集体智商的文章透露,大前研一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中国人爱去的地方似乎是按摩店,而不是书店。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天花在读书上的时间不到15分钟,还不到日本人的几十分之一。大前研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今后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淼茫。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原山东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孙文广教授认为,中国人现在不爱读书,一个关键原因可能跟中国的书不好看有关:“大家对书没有兴趣。中国的出版是在严格的掌控之下,出版要有一个审批的制度,出版的书稍微有一些新思想,不同见解的书籍就被禁止出版。”孙文广曾在香港出版《百年祸国》等四本书,但都因内容敏感遭到大陆的封禁。孙文广说,他以前每年去有言论出版自由的香港或台湾,一个主要活动是在那里看书、买书,现在中国大陆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而看书少智商就可能会下降,或者制造一个低智商的社会。孙文广先生注意到,中国虽然封禁一些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和书籍,但并不敢公布禁书的名单,“海关检查的时候,他认为是禁书就给你扣掉。他有没有胆量把外面的禁书你划一个名单出来,写在香港的书店里面说中国禁止进口这些书,它不敢。”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表示,高智商社会应该有思想独立、成熟的规模化个体群,有强烈的公共意识,有创新的想法,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大于对信息的需要。但是在中国民间,现在流行的是山寨和造假,没有名副其实的创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教育心理与管理系主任蓝云教授表示,谈一个社会的集体智商是个很大的课题:“这个话题很大,牵涉到很多概念,很多命题。所以如果不先把这些概念和命题搞清楚的话,我觉得无法讨论。比方讲对智商本身就有好多定义。”但蓝云教授同时提到,具体到中国人的读书习惯来讲,确实是实用主义大于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中国人读书很可能不是出于一个求知的目的,而是非常实用主义的目的。所以,中国人可以很用心的读对他很有用的书。但一般来说不是真出于一个求知、求真、求善的目的来读书。所以在读书的动机上中国人是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把读书作为一个敲门砖。那样我们的读书确实是没有很高层次的追求。” 中国正在走向低智商社会,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中就得到很好的反映。最近,每年都对世界各国大学进行排名的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副主编菲尔•贝蒂,以及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都对中国的大学教育质量、学术气氛、论文造假及官本位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菲尔•贝蒂说,该杂志每年都对世界各国大学进行排名,2010年中国顶尖的大学北京大学名列第37,其次是中国科技大学,名列第49。此外只有4所中国高校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跻身前200名之列。相比之下,位居前20的大学中有15所是美国高校。哈佛、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这3所美国大学则占据了前三名。而且这种落后不仅仅表现在课程的受欢迎程度,还反映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学术自由的气氛等各个方面。有评论称,在1998年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以及今年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上,都有将中国优秀高校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这种时常响起的口号和宏愿在目前的中国却无进展,中国大陆的顶级大学,与世界顶级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根据2010年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进行的排名显示,尽管很多中国一流大学不惜代价地聘请受过海外教育的学者,但是从研究论文的质量来衡量北大得分为72.2,清华仅为52.7,而哈佛和麻省理工分别为98.8和91.4。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学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和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方面的弱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很多大学老师并不鼓励讨论,而是给出标准答案。这种现象甚至在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也存在。悉尼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专家安东尼·韦尔彻说,接受调查的清华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自己从来没做过课堂演示,五分之一的学生甚至从没有在课上提过问题。中国大学里,缺乏学术自由的氛围,并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这是阻碍中国大学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韦尔彻说:“可能对绝大多数世界级大学的定义中,都会包括进行独立研究和不断调整研究方向的能力。”然而他说,在中国,研究不是这样进行的。例如清华大学,具体的研究任务都是被设定好的,会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得出研究成果。他说,缺少独立研究的自由可能令中国更难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更难赢得诺贝尔奖。此外,要出成果的压力也令有些人设法去抄近路。剽窃、证书造假和雇人撰文等学术欺诈在中国屡禁不止。近期,做为中国大陆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为配合百年校庆,提出了“精忠报党”的讲座主题。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2009年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的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施密德特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则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教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指出,最近十多年来,虽然国家名义上在实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其实愈演愈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越来越难以发挥聪明才智,而一些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大腕”则把持了大学讲座的讲坛。大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将大学当成了行政机构来管理,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官文化”充斥整个大学校园,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朱清时教授所说的“官文化”,其实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党文化”,而进一步明确表述,则应该是“马列主义的党文化”。中国大陆的悲哀就在于,自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逐步走向低智商社会,尤其是1949年以后。“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令人感到瞠目结舌:科学竟然与马克思主义；民主竟然与马克思创生的共产极权主义专制相联系。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中国精英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甚至就是在今天,即便人们已经对其中所含有的那种乌托邦成分完全失去兴趣,但是它的思想基础、方法却仍然统治着中国现今社会。被认为是专家治国论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之一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报刊专栏作家雷蒙•阿隆,针对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说过的一段话:“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阿隆这段话,不仅对于西方,而且对于中国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样适用。 20世纪著名的科学思想家,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继承人、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在自传中写道,“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到,这种信条不仅具有教条独断的特性,而且伴随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性的傲慢。为了一种没有经过批评考察就接受的信条,或者一种现实无法实现的梦想,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并且不仅以此为己任,而且还自以为有见识,这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这种作法对于一个知识份子来说尤其恶劣,因为他自以为知书识礼。我居然曾经陷入这样一个陷阱,这真的让我非常沮丧!” 后来成为20世纪著名的保守的政治学者,政治神学史家弗格林,他和波普在思想倾向上、性格上是截然对立的人物,对波普的哲学极为不屑一顾。然而弗格林在他的自传中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中学毕业和进入大学学习之间的那个秋季,由于我刚刚被俄国革命燃烧激发起兴趣,仔细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此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读到的东西。这样的事情上在我也就这一次了。我必须承认,在1919年8月到12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到圣诞节,我所有的兴奋之情就都烟消雾散了,因为在这中间我参加了一个包括经济学理论史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于是我立刻就看到马克思错在了什么地方。从此,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就再也没有成为问题。” 阿隆、波普、弗格林都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波普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魔术师帽子中变兔子,完全是一种骗人术。弗格林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了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是知识份子中的骗子”。阿隆、波普与弗格林尽管这三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性格非常不同,甚至截然对立,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却竟然殊途同归。那就是,一个人如果在智力上具有正常的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一个人如果恪守道德基本规范；那么就一定不会持久地追寻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没有一个“学者”会“严肃地”追寻马克思主义。在阿隆所提到的有关学术研究的能力问题、智力问题上,最具标志性的看法是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式的谈论问题与学术研究,知识追求有着根本的区别。任何一位阿隆所说的有研究能力的人,严肃的学者都必然会对意识形态倾向,意识形态式的谈论问题方式产生由衷的反感和厌恶。弗格林在后来的《自传反省》中谈到他对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态度,尤其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永远是毫不含煳,明确地给予拒绝。他说:“一个人在社会或者在一般生活中如果有意不诚实地研究社会现实的结构,他就会在人文科学中迷失。我无法谅解这种迷失。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一样。因为它所涉及的知识结构,从智力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弗格林在这里谈到的意识形态,并不难以理解,说白了它就是以一个观念为主导,其它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观念,围绕这个观念为它服务。而这个观念由于它和价值问题、政治问题紧密相连,也就是它自认为自己是“真理”,要统治支配一切,因此就武断地由此派生出来貌似知识和学术的一系列整套内容。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就是过去乃至现今仍然统治中国学界的那种思想方法。这就是哲学、历史学中的那种“以论带史”,文学艺术中的“主题先行”,人们一般所说的“假大空”,以及带有讽刺意味所说的“吹喇叭”。党文化,是弗格林所厌恶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一种最为极端的形式。陈寅恪和吴宓二十年代的看法对此的看法及厌恶态度竟然和弗格林完全一样。一个学者,如果居然能够进入党文化,甚至曾经一度如鱼得水,更甚至终生不能够对党文化有所抛弃和厌恶,这个现象本身就是对于这位学者的智力和道德的一个决定性的判决。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正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尤其是经过了人生最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高中毕业生的弗格林、波普就极为厌恶,甚至不齿的这种方法,居然在中国学界依然堂而皇之地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反省地使用。阿隆的话是准确的,深刻的。一个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抵抗力的人,弱智的人,在道德上也不会有坚强的防线,明确的原则。也就是在伦理上他一定会出离人类基本的一些底线。这一点在追随希特勒的纳粹分子们那里,在追随斯大林主义的党徒那里,都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证实。智力疲软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不仅带来知识上、学术上的问题,还必然带来道德上蜕化、扭曲。一个根本不知道如何反省自己,从年轻时就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位学者,如何步入人生,坚持基本道德的人,如何能反省自己而能够在智力和道德上走入另外一个层面?!而令人遗憾甚至非常揪心的是,中国目前,无论是在政坛、学界还是民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抵抗力的人、弱智的人不仅大行其道,而且成为一种时尚。唱红的复旧风潮,更是将中国大陆进一步推向低智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