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红葡萄酒团购:中国大学教师乱象分析

    中国大学教师乱象分析

    这里所说的中国大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大学。为了叙述简略起见，因此就笼统地简称“中国大学”。

    许多时候，业外的朋友喜欢问我们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每次我都面露难色，因为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逼问得急了，我会告诉他首先要看在什么地方的大学，然后还要看是什么样的教师。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大学就很难说，偏僻地方的大学会差一点。同在大城市，也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年收入从数千万到数百万再到数万元不等。朋友听了很疑惑，同样当大学的教师，怎么会差异这样大呢？我在高校已经有十四年的教育经验，也算是个中人，对此确实有一些体会。不过，还没有云南大学的尹晓冰副教授来得深刻而且直白。

    最近云南大学的年轻副教授尹晓冰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副教授尹晓冰昨日与同行交流时“善意提醒”：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他还说，在目前的中国大学，他把大学教师分在“金字塔”的各个部分，处于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

    我听到年纪轻轻的副教授尹晓冰如此一番宏论，除了惭愧之外，也很难再说出其他的道道了。因为，人家一个副教授就如此牛逼。让多少大学教授们汗颜。而最为汗颜的人中就有我一个。这个话虽然很刺耳，但是却道出了中国大学的乱象根源。因为，我就是他所说的只会死教学的那种。至今没有能够拿过任何一个课题，而且更没有任何一级的行政职务。自然就是只会在高校里穷受死的那种。之前北京师大已经有年轻教授严厉地对他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到四十岁的时候，还没有四千万家产，你不要来见我，也不要对外人说是我的学生。后来教授解释说，这是在励志，意思是鼓励学生要奋发图强。老师敢说这个话，说明他作为大学教授的身价早已经不是四千万，而很可能是四亿。要不然不可能底气如此十足的。后来教授又解释说，他是房地产教授，挣钱是第一要务。

    现在来看云南大学，也就是盛产马家爵悲剧人物的那间大学。旅游文化学的尹晓冰副教授的这个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当然是比较粗略的。而且划分有重叠的部分。更为精细的就是处于底端的自然是只有讲课份的。而中间会拿课题的与顶端的“学霸”其实是有重叠的，因为课题又分三六九等，拿什么课题，市厅一级的，还有省部级的，省部级的还有规划普通课题与规划重点课题。另外还有国家级的，国家又分普通与重点，重点又分一般重点与国家重点巨无霸型的。重不重点，主要是看这个课题经费有多少。能够拿这些课题，主要不是看你的学术水平与研究成果，而是看你的行政级别。所以，尹晓冰教授所说的中间拿课题的教师，其实主要是指拿那些费用低下，类似鸡肋的那种课题，二三年做下来，有个几万、十几万，最多几十万的课题。真正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个别的上亿的课题，基本上是居于学霸地位的人拿走了。而且他们基本上是不研究的。最好的就是找一些研究生、博士生与年轻教师做一做交差。这些年轻学者只拿一点劳务费。还要看听不听话，领导看着是不是顺眼。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谈钱，学霸让你做，本身就是看得起你，要是不让你做，你真是要三天三夜也睡不着。因为自己的职称、以后的课题评审，甚至学位论文能否通过，都拿捏在人家手里。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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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的，我也接触过香港的一些大学的专家教授，他们真是老实巴交的教学。而且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越是喜欢登讲坛授课。与学生热烈探讨学术问题。只有做好教学工作与研究工作，你才有升迁的机会。也才会获得他人的尊敬与爱戴。但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教授，如果全心投入教学就是种毁灭。因为，中国的大学首先不是大学，而是一个官僚衙门。所以，成功的奥秘，自然不是在教室里，不是在讲台上，甚至也不在实验室里，而是在组织部那里。中国人常常说欲做什么什么，功夫在什么什么之外。比如，欲做诗功夫在诗外。甚至做教授更是如此。要成就学霸型的教授，功夫在教学之外，也在科研之外。只要你能够弄个官，就什么都用了。在中国的大学里，从来没有人靠把教学工作做得非常好，非常优秀，非常敬业，把科研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就能够成功的，而是先要把行政职务弄得高高的，学问自然就有了。课题也自然是拿大的。所以，中国的大学的学生真是可怜。平时老师上课大多只是应付。不应付，而是认真对待的，确实也只有穷到死。像几年前，同样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师的晏宏才，讲课一流，把电学讲成“魔电”，听他课的学生，无不为之倾倒，多少人从此走上了研究电学之路。可是，晏宏才老师，得了癌症，58岁离退休还有两年，却还只是一个讲师。人家说，大学里的“讲师”就是“讲死”，就是说，压在大学里的最底层，一直“讲到死”。所以，尹晓冰副教授所说的完全是中国大学的事实。浸身于这样的大学，我也有十四年时间了，可以说每一点细微的体察都是心领神会了。不过，我还是比晏宏才讲师幸运一点点。我在四十岁不到时就摆脱了“讲死”的命运。不过，论教学能力却比晏宏才要逊色许多。可是，我自认为已经不错了。在中国的大学里，能够像我这样坚守讲台，一门课一门课地认真教，一届一届学生地苦心教，确实不是太多的。因为这只有一路——穷到死。都说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又说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得不到世界顶尖级研究成果。为什么中国顶尖级的大学，在世界上却连三流都很勉强？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中国的大学教授之多，真是多如牛毛，世界罕见，而中国大学里的教授水货之多，砖家之外，而身价之低贱，社会弃之如敝履草芥，也是世界罕见。十年前，香港大学里的一个普通助教工资是广州高校教授工资的十倍，人们感叹着差距之大。然而接触过香港来的学者，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大。而是价有所值。香港大学里随便一个年轻学者都比大陆的许多教授要强得多，我甚至认为，中国大学要在教授里重新倡导阅读、研究之风，因为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几乎从不读书，也极少上课的实在是太多了。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