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写苏州（转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20 09:28:36 / 个人分类：杂谈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一书是来自四个国家的六位学者努力耕耘的结果，他们搜集了"江南"这一核心区域中某些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资料。"江南"，照字面意思，指的是"长江以南"，而近代更多地被认为是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主要组成部分。"江南"一词起源于唐代，不过当时它所涵盖的地域很大，主要包括今天江苏、江西、安徽和浙江省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五篇论文涉及四座城市，通过独特的个案研究，分析了中国城市历史的不同方面。其中的三篇论文，即关于苏州的第一篇论文和另两篇关于扬州和上海的论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人手。剩下的两篇，即关于苏州的第二篇论文和关于杭州的论文，注意力则集中在社会历史方面，关注城市冲突和阶级差别。由于苏州的凸显地位，本书中有两篇关于它的论文。苏州是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范围内，人口最多，最雅致，也是最繁荣的城市。在南宋时期，杭州作为帝国实际上的首都，规模更大，但在蒙古占领以后，它在城市面积和影响力方面都迅速地下降。对比之下，苏州，不仅在宋代因为临近杭州而不断发展，而且在明清时期规模更加膨胀，重要性更加增强。按照马默教授(MichaelMarm6)所引用的一种通俗看法，这两个江南城市非常类似，都可以称为天堂。即使其临近的另一个江南城市--南京，在明朝早期成为了帝国的首都，苏州依然保持了它的城市规模和突出地位。随着明朝国都的北迁，南京由此衰落，苏州从中受益，再次上升为地区中心城市。因而，就像马默和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教授的论文所表达的，苏州在这一时期保持了其突出的地位，但这常常是建立于个体的贫穷和痛苦之上的。马默教授的论文追溯了三百年间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它所付出的代价。圣安杰洛教授的论文考察了明清之际及其之后几个世纪内城市精英和劳工阶层的发展以及他们之问的差别。

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

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6)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公元前500年左右，苏州作为吴国的都城，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因此，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脍炙人H的谚语开始流传的时候，苏州已经经历了1500年的漫长岁月。这句谚语反映了一个我们长久以来极为熟悉的主题，即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重心向南方地区的转移。但是，这种趋势不应该让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句谚语标志着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发展的顶点。

宋代的苏州：从"鱼米之乡"到"人间天堂"在唐朝统治崩溃之后至宋代重新统一之前的半个世纪，苏州属于定都于杭州的吴越王国，是这个王国最北部的一个州的州治在。虽然在吴越王国存在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其领地仅仅占有今天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和江苏省的东南角，但在那个分裂时期，这里却是当时经济最为繁荣和社会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它的统治者在978年主动向宋朝投降。与那些中古时期的政权一样，宋朝的统治基础依然在北方。新王朝将长江南部和今天福建省的北部划分为两浙路。"路"是中央政府建立在相邻州县上的管理层级，它的官员拥有相应的军事、财政、司法和供应的权力，但是"这些在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权力和职责，很多时候是相互分离而且在管辖范围上又是相互重叠的"。这种地方分权的统治策略，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地方权力的集中和集聚，因为恰恰是地方权力的集中和集聚导致了唐朝的崩溃。路与路之间的边界，不仅随着功能而且随着时间在不断发生变化。两浙路曾经被分为两路--需要指出的是其影响非常大，在官方已经将两路合一的时候，民间依然在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苏州属于浙西。

在两浙路所辖的13个府州中，临安(杭州)一直是最重要的地区。l010年，它所辖八县的户数总和达到了163700户。苏州所辖的五个县，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和常熟的户数总和仅仅才66139户。l077年，两地的商业税收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杭州和苏州同样被认为是帝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但杭州的税收达到了l70813贯，同时苏州仅仅才77076贯。12世纪20年代，一个发源于满洲的通古斯民族--女真族，攻破了宋朝的北方防线。1126年，又攻占了开封，俘虏了宋朝的皇帝以及三千余名朝臣和宫人。混乱中，宋朝的残余势力在金军的追赶下逃到南方。1129年，新即位的高宗在苏州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1130年二月二十五号，金军就出现在平江府的南门，并攻入城市，入侵者"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廪库积聚。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

江府更重要，更因为杭州可能是半壁江山的中心。另外从安全角度考虑，杭州似乎也比接近于北方边境的平江府更安全。

这种政治选择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影响。随着临安作为南宋(1127--1276)的临时国都，其所在的两浙路迅速发展起来。在蒙古征服者统一全国并将国都重新迁往北方之后，马可波罗游历到这一地区，发现苏州"是一个巨大而且宏伟的城市......居民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城市以贸易和手工业发达著称，同时也是学术中心。然而，当马可波罗四天后到达南面的杭州的时候，他这样形容："这是一个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又谓之'天上城'。行在城之高贵、美丽，以及给当地居民的快乐，世界诸城无有所及，人在其中，自信身在天堂。"我们可以看到在12世纪和13世纪，苏州和杭州的差距明显扩大。在随后的岁月中，洪水的侵略、较高的税额，以及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精英的流放和迫害在苏州不断地重演。这种极不理想的环境，削弱了它的繁荣、人口和作为南部发展中心的地位。虽然如此，东西方学者都一致同意，至少在16世纪之前，苏州已经成为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它一直作为中心大城市整合并支配这一地区直至19世纪。军事上的失败、掠夺性的税收和地方精英的剪除，通常并不被认为是地方繁荣和影响力增强的关键所在。分析这种不可思议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帝国晚期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使得我们可以解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如果当时的人们认为苏州是"人间天堂的天堂"，那么这说明的是苏州已经融人帝国的秩序中，还是苏州已经超越了帝国的秩序?明代的苏州以城市暴动和隐士主义而闻名；它是巨大的农业帝国中属于城市的一个角落。它是否就是伯杰尔(Marie-Claire Ber9宅re)在试图寻找20世纪上海的本土根源时所提及的"另一个中国"的"家乡"?即：是商业和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的"，是世界的而不是封闭的，是自由的而不是传统的，是一个中国的城市而不是农村，是一个世俗的社会而不是官僚控制下的地方机构。

最近的研究显示，我们无疑可以将"另一个中国"回溯至19世纪早期。至少长江上巨大的港口--汉口，它很多以往归结于西方冲击影响下形成的特l生，现在可以认为是根植于一些出现时间远早于贸易港口的本土传统。汉口不仅与它周围的乡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它还为它的商人团体服务(这并没有法律根据，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这种商人团体有着自己的商业资本利益和价值标准。如果"真正的城市化的"城市能发现于l842年前的中古时期，这就需要回答在没有宪章和自治军队的情况下，这些坚强地存活下来，甚至达到繁荣的中国本土城市的传统需要回溯到多久以前。这种传统在空间上传播的范围有多广?特别是，就像许多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著所暗示的，我们是否可以从根本上将与保守的、农业的、官僚政治的国家不同的自治的、商业资本的传统追溯到明代的苏州?

或者是否这种"另一个中国"是孤立的和近代才发展起来的?

分析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宋代。苏州(平江府)选址于江南地势最低的地方：大部分地区直至今日也还是位于太湖和长江的水平面之下。因此，这一地区的开发晚于江南的其他地区是不足为奇的。没有对于水利设施的大量投资，这个地区无疑将一直保持穷乡僻壤的面貌。不过一旦修筑堤坝并将积水抽干，那么潮湿的沼泽将变成高产的农田。但是圩田和沟渠构成的系统是非常脆弱的。数英里外一段堵塞的沟渠，在洪水泛滥时，可能会使平时维护不良的堤坝崩溃，稻田变成泽国。圩田中的水无处宣泄，也增加了整个系统中堤坝的压力。疏浚整个三角洲主要河流的河床，对于个人和地方而言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地方政府时常通过强制劳役来完成这一任务。当然把沼泽开垦为农田通常都是个人行为。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个人的努力都属于劳力密集型的工作。从1184年至1275年之间，平江府在册的户数几乎翻了一倍(从173042增长到329603)。可以想象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圩田的大量修筑改变了整个长江三角洲的面貌。建造如此众多的圩田，需要有协调和供养大量劳力的能力，尤其是在建造堤坝、抽干积水和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由于地主承担了这一任务，因此随着耕种土地的扩张，较高的地租就是必然的结果。

那些组织和指导这一过程的地主，在扩张他们少有余粮的农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遇到麻烦。早熟稻和一年多熟技术普及的同时，平江府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不过这些技术在平江府地区却没有得到使用。没有自然条件阻碍这些技术的使用，但是苏州的农民种植的是那些更具有商业价值的水稻品种，因此毫不在意较低的产量。这种选择清晰地反映了市场化的地主们的兴趣，他们看重的是"行在"无限广阔的市场，而不是这些自给自足的农民。正如苏州诗人范成大(1126-1193)所写，"吴中号多嘉谷，而公私之输顾重，田家得粒食者无几"倒2。水利设施毕竟不止是将沼泽变为农田，这些精心疏浚的河道和精密的运河系统形成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商品运输系统。这个精细的水网系统便利了高利润的稻谷的出口，同时换回一些供消费的较为粗糙的粮食。如果没有这些进口，这些农民不可能为了质量而牺牲数量。

变化和腹地一样也是这个城市的特色。然而，苏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外部形态，除了最有力的强权之外，其他的都只能去适应它。苏州的护城河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连接着江南和华北平原的大运河，其流经苏州的部分，构成城市外围水网的一部分。这些河道所环绕的区域围筑有城墙，城墙以内的部分被运河交叉分割。当地的传说将城墙和网格状的运河格局归功于黄歇。黄歇是楚国的贵族，公元前263年被封于此地。从唐代开始，当地风俗认为，因为黄歇曾修筑了苏州的城墙和运河系统，所以玉皇大帝任命他为苏州的城隍(中国城市的守护神)。城市的城墙不仅保护了城市居民和他们的财产免受敌人的侵掠，而且也重新划分了城市空间，同时赋予世俗的规划以宇宙的象征意义，即"四方之极"。然而，苏州的运河系统同样重要：不仅便利了城市内部的运输和交通，而且保护城墙以内的地区不受洪水的侵害。...几个世纪以来，城市的居民和官员都在为黄歇原有的规划添砖加瓦：在运河上修建了大量的桥梁；并且992年重修城墙时，全部以砖包砌。

表1苏州城市中的庙宇建筑

时 期 延续时间 庙宇数量 平均每年修建数量唐以前

唐(618-906)8980．028

五代520．036

北宋(960一1127) 168130．077

南宋(1127-1276) 150390．260

元(1276-1368) 93400．430

明(1368--1506) 13940．029资料来源：《姑苏志》(1506年)，卷29。

有一个粗略的指标可以表示城墙以内的区域发展节奏：城市内寺庙建筑的数量(表1)。当然这些数据肯定很不完整。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南宋和元代寺庙数量的急剧增加，这似乎与中国人热衷于古迹而不是当代建筑的传统大相径庭，因此这应该归结于文献记载上的缺漏。尽管至少在元末之前，城市西北郊的风景区依然受到重视，但佛寺和道观已经分布于城内所有的角落。

更剧烈的变化发生在商业领域。l008至1016年间，尽管少量的专业化的市场已经在城市的其他角落建立起来，但主要的商业街区依然是月桥东西两侧的市场。这些主要的市场是唐代坊市制的延续。唐代的坊市制是按区块而不是按街道规划城市，这种规划有利于政府的控制，而且市场有着官方制定的准则。在宋末，商业区已经向各个方向伸展，占据了城市景观中很大的一部分(参见图表l)。在同一时期，次级商业区得到了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商业区位于长洲县衙的北面和西河附近。

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除了纺织业之外，苏州是稻米和植物油加工、酒类和酷类产品、日用品(绳子、罐子、炉子和鞋子)制造、船只和武器制造的中心。苏州同时是建筑业、造币业和金融交换中心。这些活动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扩展的)市场内进行的。然而，在宋末以前，对这些活动的范围有着严格的限制。城市东北门内的区域为了过客的需要而兴建了马厩和草场；造船厂占据了吴县县衙北面的位置以及城市南半部的好几条街道；城市的东南角变成谷物加工的中心；纺织业则在长洲县衙的北面和府衙以南的区域发展起来。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行会组织至少在某些行业中已经出现：早在北宋时期，月桥东北就出现了机圣庙(供奉织机之圣的庙宇)。虽然在元代已经荡然无存，但当时吴郡机业公所就位于月桥东北的元妙观中。这些组织所在的位置表明，庙宇建筑和经济活动的联系紧密而且复杂：不仅经济增长带来的资金会用于宗教活动，而且庙宇一旦建成，也可能被用来组织经济活动。

即使我们不再认为中国古代王朝的城市是"以政治功能为主"，但与政治有关的建筑仍然在城市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苏州作为府治和其下辖的两个附郭县的所在地，也不能例外。实际上，苏州城有两重城墙，在城市的东半部，有一个城中之城。由城墙包围着的子城占有整个苏州城面积的百分之五。吴县(管理城市的西半部和城墙以西及以南的地区)和长洲县(管理城市的东半部，加上苏州腹地的东部和北部)的地方官员分驻在该城的不同地方。此外，学校、贡院、税务机构、仓库、军械库以及庙宇散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城中甚至有二十八座驻扎军队的兵营。难怪在1229年的平江府城图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公务机构的复杂性(参见图表2)。

政府机构对于城市空间组织的影响要比如上所述大得多，它们除了可以优先占有城内较宽广的空地外，政府的行为同时也影响着居民利用土地的方式。最为明显的情况是，如果一个已经占据很大面积的政府机构要进行有效的统治的话，它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下级机构作为补充，以及更多的雇员和胥吏。城市居民中的富户将被直接或间接雇用。较为隐蔽的影响是，政府权力将会影响地方精英的居住行为。宋代，在苏州所辖的属县中，吴县无疑最为成功地吸引了士绅中大量的精英。然而，这些取得成功的士绅家庭在选择城市中的居住地时，却都选择了城市东侧的长洲县--虽然可能远离老家，但距府衙更近。

图表3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人口统计(按户数统计)，1290-1393

南宋苏州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清晰；13世纪，世界上很少有城市能在规模、秀丽和财富上与苏州相提并论。然而，只要杭州作为国家的首都，苏州将只能一直是杭州体系中的一座繁荣的卫星城。元代和明代早期的苏州："巨大、宏伟的城市"蒙古的占领使得杭州从光芒万丈的太阳沦落为平淡的行星。虽然对于它的邻居而言，杭州依然有足够强大的引力，但它已经不再是其他城市围绕的核心。

1234年，宋与刚刚崛起于西伯利亚的蒙古联合，消灭了女真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金朝。这次军事上的胜利不但没有使宋朝收复北方地区，而且面临了一个比金朝更为可怕、更为野蛮和凶悍的对手。要进行有效的抵抗，需要南宋能调集所有可以动员的资源。南宋政府也确实试图这样去做，从贾似道颁布的"公田法"到对商业船只的征发都是出于这种目的，然而这些却减弱了社会精英对说明了特权"荫"的重要性：允许高级官员的儿子免于科举而任官。宋代的科举名录使我们对它的组成情况产生了错误的印象。感谢R．M Hartw的慷慨，他将他努力重建的宋代苏州精英的资料提供给我，使得我可以直接陈述他们的组成情况。

王朝的支持。蒙古人习惯于在进攻前要求他们的敌人主动投降，如果抵抗者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最终被击败，就会遭到他们毫不留情的屠杀。苏州以北常州府的汉族官员决意抵抗，但最终被击败并遭屠城。由此看来，出于忠诚进行抵抗的同时还要被征收高额的赋税，这使得维护宋朝的统治显得毫无价值。因此在1276年初，平江府不战而降。

在蒙古统治下，政治权力中心(同时还有国家税收的主要受益人员)迁回到中原地区，杭州地区的发展因此停滞。引平江路(1277-1356和1357-1368年苏州的官方名称)与此相反，发生了急速的增长；从1275至1290年，仅仅十五年的时间，苏州府的人口从329603户增长到466158户。政府将中国南方地区的谷物通过海运运往北方的决定，是城市人口扩张的主要原因。太仓，位于平江路的东北角，是谷物运输的重要环节。据估算，14世纪早期，它的港口城市刘家港拥有近50万人口。捌苏州，作为路的治所也同样兴盛起来：如果我们通过寺庙建筑的增长程度来判断，可以看到元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南宋。织染局位于官衙的东面；东南门以外的地区专门负责修理海船；西北门(闾门)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中心，到处都是商店、仓库和谷物加工工场。实际上，在元代后期城墙重建的时候，由于大部分商人聚集于城市的西北地区，因此修建了一道月城来保护他们。这道月城使得苏州城圈向外突出了一块。

苏州的繁荣并不必然代表其他地区发展的停滞。那么江南地区有没有其他中心城市的繁荣能和苏州相比，甚至超越苏州呢?特别是南京从1356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后来建立明朝的反叛者朱元璋的据点。一种对于江南城市历史极为有影响力的说法，将南京周期定位于宋代的杭州周期和晚明以及盛清的苏州周期之间。引如果这种说法准确的话，苏州在南宋和元代的发展必定会被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开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敌对的政治力量的胜利来扭转它的繁荣，这一发展也必定会被阻止。难道就像这种已经被接受的观点所暗示的，是胜利者的病态的敌对心态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置于停顿?还是仅仅因为南京上升的速度超过了苏州?首先，让我们来重新审视这种已经被接受的观点。在1351年的叛乱发生后不久，很明显蒙古人将不再会重新掌握权力。尽管一般认为蒙古人的统治持续到了1368年，但14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实际上已经成为军阀之间为了争夺皇位进行混战的时代。从1356年开始，苏州就已经成为自封吴王的张士诚的首都，张士诚以前只是个私盐贩子。到1367年为止，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竞争对手。但经过延续十个月的围攻，其中当然包括了很多残酷的战争，最终朱元璋的军队取得了胜利。

据苏州当地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祝允明(1461-1527)记载，在第二年就正式登基，成为明代开国皇帝的胜利者：(太祖)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苏州府的税收被提高了两倍。那些逃难者和 张士诚支持者的土地变成了"官地"。成千上万的家庭，特别是那些富有的和有技术的家庭，被强迫迁往帝国的边远地区。很多人因为犯罪或者被诬陷而受到惩罚。而且奇高无比的税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虽然明清时期对于苏州在科举、财富和文化方面没有过多的限制措施，需要说明的是类似的限制措施是中国史中专制政府的典型例证之一，但一些孤立的要素被很好地记载了下来，而且其中一些零散的证据已经被我们验证，如表1所示，明代早期苏州城内新建寺庙数量急剧减少，就证明这种冲击是真实的而且它的影响力持续存在。然而，仔细审查南京发展的证据，以及分析朱元璋对于苏州惩罚性措施的影响，使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由于南京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它在13、14世纪昌盛繁荣，并迅速赶上和超过了苏州。这是一个值得和可以进行检验的命题。在近代之前的环境中，人El是代表经济发展程度的合理的标志。因而，我们可以使用长江下游宏观区域内，分别以杭州、苏,ki·I和南京为中心的三个地区，从1290年至1393年的人口数字来比较这三个地区在14世纪的发展程度。(参见图表3)南京地区，在1290年人口最少，而且到1393年也是如此。尽管所有三个地区人口都在减少，但南京地区人口的递减率是其他两个地区的两倍。苏州是唯一一个人口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的府城。

图表3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人口统计(按户数统计)

我非常感谢施坚雅提供的以杭州、苏州和南京为中心的三个地区之间边界的资料。在很多情况下，地区的边界从相邻地区间的某府的中部穿过。因此在这里所有例子中，这一府总人口的一半被分配给其中一个区域，剩下的人口分配给另一半区域。出于平衡，我们对苏州的人口进行了保守的估计，对于其他地区则有所夸大。

因此，尽管苏州大量的人口被放逐，而南京则在共同努力下被建成天子之城，但是南京地区甚至比宋末和元初还要远远落后于江南其他地区。虽然经过二十五年的努力(1368--1393)，但南京城逐渐失去了第一个皇帝的重视。他没能重新掌控发展的趋势，正是这种发展趋势自13世纪以来对于苏州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臭名昭著的田赋是如何发展的呢?明洪武(1368--1398)将苏州的田赋数额提高到原来的三倍，从苏州府收取的谷物甚至超过了整个省，这使得苏州的税率是帝国其他地区平均税率的十倍。虽然这是事实，但这种沉重的赋税分配并没有文献所显示的那样反复无常。这种最高的赋税征收于官田，这些土地是帝国内耕种价值最高的土地。而民田的赋税则与其他地区基本相同。所有的政府都需要钱；那些用军事力量进行统治的政府需要的应该更多。1370年户部的奏疏中提及：

以田赋校之，惟浙西多富室。若苏州一郡，民岁输粮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五百至千石者，五十六户；千石者，六户；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户。计五百五十四户，而岁输十五万有奇。

分析户部报告的数据，按官方平均税率即每亩0．54石，这些民户平均占有500亩土地。即使假定最富有的民户按照官田的最高税率来交税，那么这两户民户占有的土地也只是别人的十倍。最富有的民户占总户数的0．1％这应该是较为公平或合理的，他们拥有3．5％的土地，承担7％的税额。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个制度的实际情况时，我们很难将其认为是专制暴君制定创令人憎恨的法令。灾害时期，按照常规，税收将会部分或者全部耶消；当军事统治彻底结束后，政府也会适当地降低税额。如上廖述，如果复杂的田赋和劳役能够按照制度原有的规定征发的话，知么中央对于地方资源的攫取显然是可以承受的。

然而如果我们按不同区域来验证税额、农业生产和人口的关系这一命题就需要加上限定条件。吴县和长洲县的县治都位于苏州莰内(参见附录二的表1)。长洲县在14世纪晚期，每户存留的大米(E经去皮的稻米)至少有20．47石(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可耕地在350年后的清代依然在耕作的话，这个数字将上升至每户27．46石)。然而，参县每户仅仅有11．77石(如果l725年土地面积没有发生变化的话，氍上升至14．98石)。这远远低于一般认为的维护一户家庭所需要的2(石。在这种隋况下，对这个税率产生不满就是当然的了。实际上，女I果苏州仅仅只是"鱼米之乡"，人口的减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烈而明代早期的贸易数字显示，在吴县和长洲县，非农业用品的贸易耋相当于这两县农业产品的30．78％。粮食虽然是免税的，但按照苈州从南宋到盛清时期在谷物批发贸易中的领导地位来看，农片产品的贸易必定也是非常活跃的。苏州在支付这些税收的同时还能够繁荣，从一开始就完全基于当地经济的商业化。同政治上的失败一样，苏州同样是它经济成熟的牺牲品。

14世纪晚期，苏州不再是12世纪初南宋时期那个时隐时现、人13稀少以及半开发的地区。但是，洪武皇帝的政策被其继承者所延续，继续牺牲苏州建设南京，似乎苏州不再能像南宋一样可以避免成为都城的附属。就在明代奠基人的计划完成之前，政治的动荡改变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