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景论坛注册邀请码:农产品买难卖难的历史逻辑 - 胡佳恒 - 名家博客 - 博客 - 《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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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买难卖难的历史逻辑
2011年05月25日 20:51:00分类:未分类 谁能解释时下的这一悖论——因收购价奇低,农民宁愿将菜烂在地里;但农贸市场某些蔬菜的价格却比去年还高,高到政府要直接参与“平抑”菜价的程度。
既然同时出现“买难卖难”的局面,是不是成本都消失在流通领域之中?多家大陆媒体,包括传统党媒的报道却令人更加疑惑。用放大镜来回检视后,他们看到的是赔钱的菜农,不赚钱的白菜货运司机,以及利润空间被挤压的农贸市场终端。简言之,在这一链条上,没有人能从价格上涨中赚大钱。
大陆主要的经济主管部门,至今未就这一悖论作出总结性释疑。不过,在夏季蔬菜大量上市之前,地方政府已在5月份前陆续表态,将管控农产品流通领域“最后一公里”以削平日用消费指数。
在这其中,最具指标性的举动,是北京市计划在各区使用政府力量,收购和参股15家农贸市场。而在南方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该省日前第一次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农贸市场工作会议。会议宣布经过十年的运作,省会杭州市的农贸市场国有化率已从60%上升至85%,为稳定“菜篮子”起到了正面效果。
1988年以来,为了避免蔬菜与粮食价格大起大落,大陆政府抛出了两项超级工程——“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并在1994年明确实行省长与市长负责制。农产品交易日益频繁,但市场交易场所寥若晨星,政府又提出“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原则,允许民营资本介入,以疏通这一堵塞经济发展的关节,最终形成40000家农贸批发市场的规模。
目前地方政府加紧控制农产品流通最末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再次满足了民众对于“国进民退”的想象。不过从历史记录来看,这一举动显示出的是政府的行政“惯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农业多次出现大规模的卖难问题,几乎每次卖难问题的出现,都会让政府在第一时间将目光转移到流通领域。
1983年,粮食卖难开始零星出现,由于当时在某些地区同时也存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主流决策观点认为,是因为政策限制造成粮食流通领域运行不畅,中央随后允许私人进行跨地域的农产品买卖。
但这一放松流通领域的政策收效甚微,1984年粮食卖难开始全面蔓延。这一背景催化了1985年第一波粮食改革的启动,接下来三年(1985至1988年)粮食领域的生产力跌入低谷,粮食播种面积萎缩,粮价推高。为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应,“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
第二次粮食卖难集中出现在1991年。经过1989年的政治周期,经济急刹车使农村人口回流,1989和1990年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上升1.89和1.12%,成为大陆1960年代初粮食危机之后的第一速度。随后1991年大规模的粮食“卖难”再度爆发,仅安徽一地,1991年5月露天堆放粮点就有18万,存粮42亿斤。
潮起潮又落,两年后粮食再度短缺,粮价上涨。
与以往相同的是,决策层最初认为该轮粮价上涨是短期波动,在1993年底全国平抑粮油价格工作会议上,中央指“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就局部来看,可能存在粮源不足,库存下降,调运不及时等因素。但从全国来看,主要是由心理,投机因素等暂时因素推动的”。
不过随着1994年2月一位国务委员致信广东、福建等南方七省区政府负责人,要求扩大早稻种植面积,预示中央对于“卖难”问题的看法再次发生微妙转变。与此同时,部分省份自下而上提出流通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在这一局面下,中央在当年3月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一方面要求增加早稻播种面积,另一方面,由国有粮食部门完全控制粮食批发环节,并在零售环节发挥主渠道作用的要求,也被列为优先选项。
4年之后,超库存2000亿斤的局面,与粮价跌破历史最低水平并存。这一迅速到来的黑色幽默,使得中央开始转而从价格杠杆角度来思考解决粮价大起大落的问题。高保护价敞开收购成为权衡之后的选择,尽管这一举措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有效稳定了粮价,但其付出的代价极为昂贵,粮食系统每年为此背上成百亿的财政包袱。
涨价时官方收紧,跌价时民间收缩,这一互为进退的“米袋子”故事,也不同程度的投射到“菜篮子”以及其他经济领域。
大陆媒体报道称,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一些地方在实施“菜篮子”工程时,开始对蔬菜种植进行补贴,北方某县甚至提出“一亩菜等于十亩麦”的口号。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生长周期,目前补贴蔬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的形势,使原有的季度性价格回落变得更为明显。
但民众对于菜价回落的体会是迟钝的。虽然蔬菜收购价格奇低,但流通环节的物流、租金等费用一直走高,也就形成了蔬菜价格走向,与从业人员的收入不成正比的情况——经济层面的通胀,与蔬菜供大于求的周期发生了碰撞,而这种局面在以往很少出现,以至于从舆论界到研究专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判。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如果抗击通胀的战斗仅由央行说了算,在打响的时间上会有所提前。但大陆抗通胀的过程十分复杂,这跟大陆政府的复杂程度很是相像,即使央行有机会游说政府最高决策者为抗击通胀采取措施,但它也不过是游说队伍中的一员,有十几个部委同样可以展开他们的论述。
于是在地方政府可以自控的范围内,目前能够选择的稳定物价工具并不多见。事实已经佐证补贴“菜篮子”同样存在风险,而相对风险较小的干预手段,就是控制流通领域的终端,并以政策性亏损作为交换条件,将这一领域的产权蒙上国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