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远程诊疗政策:三地体验：内地生读在香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2:36:08
三地体验：内地生读在香港
2007年06月30日1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他们来自内地，他们将去向何方？
这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有着内地人和香港高校毕业生的双重身份，他们是香港回归的受益者之一，却也面临着巨大的困惑。
四年前，他们有幸从内地来到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读大学，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四年后，当他们想在自己努力融入了4年的香港寻找一席之地时，是否还会同样幸运？
不是每个学生来香港都能读香港大学(下称“港大”)和香港中文大学(下称“中大”)，正如不是每个内地学生都能考上清华和北大。
同样，也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选择商学院这种热门专业。
四年前，分别来自南京
2003年，从内地考到浸大的学生，不足50个。
2007年7月，香港回归10周年，王雪和滕迪们也面临着毕业和就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身上浓缩着内地生的对香港的诸多感慨。
回首自己的四年香港求学路，王雪说，她从不后悔这个选择。王是浸大的公费生，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用她的话说，她是在进入南京大学法律系后的第一个学期，偶然看到校园内香港高校的招生海报，才萌生试一下的念头。只是因为当时申请浸大的人比较少，她才站到了浸大的队伍里，理由是，“不用排队”。
滕迪的朋友形容她是“上海美女”，伶牙俐齿。作为浸大的第一批自费本科生，她的父母为她的大学四年，花费了40多万港元。
尽管耗资不菲，她仍然认为“值得”。不过，如果让她重新选择的话，滕迪说，她宁愿当时来的不是香港。
三地教育体验
正如大部分内地学生意料中的那样，王雪说，自己在香港的四年大学生活，收获还是很大。
“这里开拓了我的视野，机会比较多，比如参加活动、交换(学生计划)出国，都有各种各样与国际接轨的机会。比如说，我大三的时候就去美国交换了，也参加过一些国际上的活动，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就很难有这个机会。”王雪说。
大一的半年，王雪是在南大度过的，比较而言，她认为香港的资源优势还是相当明显。
她说，在香港就算不是特别好的大学，资源也很丰富，比如英文书籍、图书馆、硬件设施，全都是内地很多大学无法相比的。
香港8间大学的图书馆都可以互通有无，比如王雪想找一本书，如果浸大没有，还可以到港大去找，对方会自动帮你送来——换句话说，在香港，你没有找不到的书。
“在香港不同于内地，有家长和老师约束着，香港完全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对自我管理的要求比较高。”滕迪说。
香港的大学是三年制，因此，内地来的学生基本都需要读一年预科。
王雪和滕迪来香港前都在南大读完了大一上学期的课程，下半年到浸大做一些语言和社会学方面的准备，比如，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广东话班。
四年下来，包括王雪和滕迪在内的大部分内地学生都能用广东话交流了，但他们是否已经很好地融入香港生活？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活泼可爱的王雪和聪慧漂亮的滕迪，都说自己的大学四年，没有与香港男生谈过恋爱。
“当然，我们跟香港学生也有很好的交流，交朋友也不困难。”滕迪说，但交男女朋友的就比较少，“因为文化的关系，我还是喜欢跟大陆的同学交朋友，我觉得香港可能跟我的文化不一样，所以交朋友还是有一些隔膜”。
王雪也坦陈，现在的好朋友中，也大都是内地的同学。
实际上，当地普遍的观点是，相比内地，香港的大学生比较活跃，但学术研究的基础和氛围相比则较为逊色，这一点上，王雪和滕迪都没有否认。
但与国外的大学相比，香港的高等教育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滕迪是同级学生里第一个到海外交流的学生——那是在大二上学期，她选择了加拿大多伦
王雪则在大三上学期交流到了美国俄亥俄大学。
王雪说，俄亥俄大学的新闻系在美国很出名，相比香港的大学，该校课程设置更合理，更能体现现代新闻发展的趋势。
滕迪说，香港老师的学生太多，教学之外还有其它任务，难免会显得来去匆匆，不像在加拿大交流时，老师会经常坐下来与同学交流。
签证之惑
“我的第一选择当然是留在香港工作。”王雪、滕迪以及她们的同学们，几乎都有类似的想法。时至7月，找工作这个现实的问题，离她们越来越近。
对很多内地学生来说，选择到香港读书，除了在学习期间开阔眼界之外，非常现实的考虑显然是，把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在这里完成增值和提升后，带着一份漂亮的简历离开。
但是，临近毕业，一个现实突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来自内地。
这意味着，想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寻到一片自己天地，他们需要付出比香港本地学生、海外学生更多的辛苦，因为“内地生”的身份，牵涉到一个致命的核心：签证。
香港政府规定，在港就读的内地学生，其学生签证可以申请延期最多3个月，届时，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或者说没有找到能够为他们解决签证问题的工作，就必须离开。
记者了解到，跟很多海外留学生一样，留港内地生为了一张工作签证，大都不惜降低身份，只要对方同意并且能够解决自己的合法居留权，无论是什么工种，基本都能接受。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激励自己。
但即便如此，对雇主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无论从成本还是效率的角度考虑，雇用一个内地生，都很可能是不那么“划算”的生意。
根据规定，雇主决定聘用内地生之后，需要出面向香港特区政府为该学生申请工作签证，当中涉及到很多繁琐的程序，比如要向政府证明为何需要雇用一名内地学生，他(她)有什么不可替代之处，甚至需要提交公司完整的财务和经营资料以供审核等等。
如此一来，对很多公司来说，花费时间和精力为内地生解决身份问题，实在需要很大的决心，尤其是对那些不怎么愿意公开自己经营和财务资料的公司，显然就更不愿费此周折。
结果就变成，小公司办不下来，大公司不愿意办。
“简单而言，你要给他们一个雇用你的理由。”滕迪说。
因为忙于课程和论文，王雪和滕迪一直到5月份才开始进入找工作的状态，大致估算，她们只有最多5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留在香港。
滕迪说，她之前有一份工作已经谈得差不多，到了签证的环节，但最后对方不愿意等待办理手续，结果就选用了当地学生。
王雪则打算往香港所有的媒体都投一份简历，此前她只投了一家，对方没有通知她面试，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可能人实在太多了吧”。她说。
滕迪觉得，香港其实就是一个中等之选，往上的话，有机会到国外，实在不行就回内地。
“我现在心里非常的平静，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就回南京。”王雪说，她很想家，接下来打算先旅游两个月，休息一下再接着找，国内的机会也会留意，也不排除继续考研。
“应该从世界走回来”
经过了四年，滕迪觉得自己对人生规划有了更深的认识，而这认识，多少有些沉重：“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走的方向是反了。”
滕迪说，如果可以重来，她会选择先到国外读书，再回到香港找工作，而不是像现在，在香港读完书，要出去或者留在香港，都不那么容易。
滕有自己的理由。
“在招聘的时候，香港的公司会把内地生归在本地学生一类，而把海外学生归在另一类，录用的时候，也明显是海外学生具有更多的优势。”滕感叹，香港比较喜欢国际性的人才，特别喜欢从外国回来的，这几年国外读完书回来找工作的都比较有优势。
不仅如此。滕迪说，自己当初要到香港，简单的说，无非是希望英语、广东话、国际化方面得到更好的锻炼。
“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去国外，那样我的英文肯定会比现在更好。”滕迪说，当时自己对香港的了解不太多，只是觉得相比内地来讲，香港是一个更为发达的城市，在这里能够走向世界，但现在看来是反了，应该是从世界走回来。
但王雪则不一样。王说自己跟滕迪不同，当年没有出国的机会，如果没有看到那张海报，她现在就是从南大毕业，所以也无所谓遗憾。
滕迪还是一个乐观的女孩子。她说，自己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去适应香港，也学到了一些东西，现在香港经济这么好，她不是很担心找不到工作。
“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在香港工作两三年，最多四年，把自己的资源再夯实一下，然后再决定是出国还是到国内。”滕说，她相信内地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几年，北京
但香港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地方，滕迪说，留下来的勇气和动力，主要是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征服困难的成就感。
下周，滕迪会跟另外一家公司谈工作的意向和细节。“应该有机会。” 滕迪笑着说。
南方日报记者陈 枫 张蜀梅
特约记者 罗绮萍
叶兴国热心公职，所以他出任区议员和业主委员会联会的主席，平日帮助居民处理爆水管、通污渠等琐事。但他没有想过，这些公职要令他与死神打交道，令他活在镁光灯下，成为抗击非典的英雄。
2003年3月底，香港非典疫情告急，重灾区是九龙观塘区牛头角的大型住宅区淘大花园，先后共有329人染病，42人死亡，其中E座最为严重，超过200人染病，22人死亡。2003年3月31日，香港卫生署宣布封锁E座，4月1日，E座260多名住客搬至两个隔离营。
“我那时天天去E座，已经记不清去了多少次了，E座居民被困在隔离营时，我也是天天穿上保护衣去探望他们。” 叶兴国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及当时进出“鬼域”的情景，仍难掩恐惧。
“每天有病患被抬离E座，有些就此永别，余下的人在哀悼死去的亲友，担心住院的至爱，忧心自己的安危。”叶兴国本身住在I座，他是观塘区议员，选区正是淘大花园，他又是淘大花园业主委员会联会的主席，所以这里出现疫情时，他责无旁贷地奔走。
E座“隔离营”
叶兴国的正职是机场货运站经理，工作之余很多时间，他在做着公职。他在淘大商场设立区议员办事处，门外贴上他的手机号码，平日居民什么爆水管、通污渠的问题，都会向他求助。
而在非典期间，叶要处理的问题已升级至关乎全港的安危。
一开始，他在各家医院间奔走，探望病患以至帮助居民处理身后事。“我印象最深刻是一位男士来找我，他说妻子感染了非典，已经快不行了，他想见她最后一面，但医院不准，怕他也受到感染，我帮他求情，令医院答允，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没有见妻子最后一面，因为他仍要照顾一家，不能染病。”
“我非常理解他的决定，我也怕染病，也怕把病毒带回家。”叶说，“我每天回家，12岁的儿子便递上两支探热针，确保没有发热，没有病征，但实际上，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病毒的传播途径，只能一博。”
“人人都会怕死，但我们更怕疫情不受控制，会更多人死。我在医院看到很多医护人员，他们都很沉重，但仍紧守岗位，我想他们所想的和我一样：这些工作，我们不做，谁做？”叶感慨。
但安抚终究无法从根本上减缓疫情。最初，外界只知道淘大花园不断有人发病，却不知道原因，叶兴国以区议员身份，得到政府的内部资料，知道E座最多人发病，便动员到E座消毒，后来人们逐渐知道淘大花园是”疫城”，E座是“疫楼”，清洁工人都不敢来开工，最后只有一些吸毒者，才敢赚这些“要命钱”。
愈来愈多人选择逃离“疫城”，最经典的场景是一位女士以白色塑料袋套头，拖着行李箱急步离开。
叶兴国担心居民逃离淘大花园，会把疫情扩散至全港，赶紧到香港卫生署，和当时的署长陈冯富珍会面，请求署长运用法定权力，对E座实行封锁，阻止居民离开。
当天下午，他组织记者会公布淘大花园的疫情。“当时我很激动，透不过气来，便摘下口罩讲话！第二天被全香港报纸骂死了，说我没公德，不戴口罩传病毒。”
香港卫生署在2003年3月31日决定封楼。此后，叶兴国的电话不断，都是E座居民的来电。“到现在仍有一些E座居民在恨我，他们当中有些是在这一天后发病的，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封锁E座，可能就不会被感染。”
封了一天楼，卫生署又怀疑是污水渠泄漏传播病毒，所以把E楼的260多人搬出来，送到两个隔离营。
这是香港历来首次出现的传染病隔离营，叶想起当日情景，仍然心有余悸：“困在隔离营的居民担心自己的安危，又担心躺在医院里的亲友。我只能壮着胆子，穿上保护衣入营安慰。第二天知道那边有天有10多人陆续发病，令我确信封楼及隔离的措施是对的，否则被传染的人更多。”
温暖的橙色窗台
叶在几个月后才看到调查报告，“我们后来知道是粪渠出了毛病，病毒在天井随水蒸气扩散，但在当时却无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封楼和隔离对政府来说都是困难和重大的决定。”
香港人的团结和温情，也在危难之时显现。E座的居民10天后解除隔离，凌晨时分，他们陆续回家，叶兴国带着业主会给每户买了水果和爱心卡，迎接他们的归来。“有些人还不敢立刻进入家门，还要我先进去开灯开窗，通风后再进去。”
业主会其后在每座大堂安装了感应消毒器和紫外线消毒灯，还筹资改造污水渠道。5月份疫情平静后，叶还发动了一次业主爱心捐款，给每户遭遇不幸的家庭平均捐款7000港元。“这虽然是一点小钱，但显示大家同渡难关的决心和信念。”
拿着香港媒体颁发的抗炎勇士奖状，叶兴国追忆当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来淘大探望、抚慰港人心灵创伤，令港人倍感温暖的一幕。
当天上午10时半，温总理专程走访了E座30楼的郭善雄家。郭善雄的妻子在非典期间受到感染，产下儿子郭翔星后不幸逝世。像慈爱的祖父，温家宝抱着只有3个月大的星仔，对郭善雄说：“我特意来看望你，表示我深切的哀悼。”在楼外，老叶和守候已久的市民们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区旗，感谢总理。
如今的淘大已经恢复繁华，夜幕下的商店、饭店非常热闹，电影院里正放着目前最火热的《加勒比海盗3》。
淘大花园妇女会主席蔡碧治感慨地说，经历了非典以后，大家都觉得能活着是美好的，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他人是一种幸福。所以现在，她和四五十位淘大的姐妹经常收集旧报纸和旧衣服，到广东清远等地的小学参加扶贫工作，觉得很有意义。
“不开心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要用开心的胸怀来迎接我们的明天。”离开淘大时，叶兴国像小孩子推荐心爱的玩具一样，一定要记者转身，看看他最近的杰作：淘大楼盘的窗台不再是米灰色，而是统一粉刷成温暖的橙色。在万家灯火映照下，就像一个个绽开的笑唇。
本报记者 于晓娜
有这样一组数字。
2006年，“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获批的申请共有5031宗，较2005年上升7.5%，较2004年的4029宗，大幅上升25%，按照每引入一名内地人才，可为香港新增1.2个职位计算，这批内地人才可为香港创造高达6000个职位；
2006年6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下称“优才计划”)推出，截至去年年底，香港入境处接获587宗申请，其中472宗由内地居民提交，占比高达80.4%；
2006年，获再次来港的内地毕业生批准人数达到405人，较2005年的236人，大幅增加71.6%，相比之下，2003年和2004年的获批人数，分别为113人和157人。
这是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在今年年初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
数据显示，香港回归以来，尤其是在2004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实施后，内地人才越来越成为香港人才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尽管香港政府在人才引进方面做了诸多尝试，但是业界对于人才引进力度加强的呼声仍然不减，甚至“十一五”与香港发展金融服务专题小组召集人、东亚银行(0023.HK)主席兼行政总裁李国宝年初也直呼，香港政府最新推行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无法惠及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力度不够。
那么，内地人才入港的通道究竟有哪些？香港需要的人才到底是什么标准？
香港入境处有关人士介绍，目前，香港政府主要的人才引进通道有三，即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才计划和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排他”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可以说是为内地人才入港而量身定做的入境计划，该计划从2003年7月15日开始正式实施，取代了之前的“输入优秀人才计划”和“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
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引进一些具有认可资历的内地优秀人才和专业人士来港工作，以提升香港竞争力。
但这一计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根据该计划引进的内地人才，“必须拥有香港缺乏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必须能够为本地企业的日常运作及有关行业作出贡献，以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
这意味着，这些人才必须具有“不可替代性”，或者“不能轻易觅得本地人担任”，换句话说，可能与香港居民“抢饭碗”的内地人，将被排除在此计划之外。
根据入境处规定，内地人才若要通过该计划入港，必须要首先在香港找到落地平台，即雇主，并且获得与当地相关专业人士大致相同的薪酬福利，包括薪金、住宿、医疗及其它附带福利，然后才由雇主向入境处提出申请，而雇主身份则仅限于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统计数据，2003年7月至今，该处根据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批准的入港申请数量已达到16600宗，获批申请人的平均月薪为2.5万港元。其中，学术研究和教育行业占58%，商贸领域占10%，金融服务行业占7%。
其中，今年第一季度，该处批准的内地人才共有1409宗。
“高端”优才计划
相比而言，“优才计划”则是针对更加“高端”的人才，目前配额仅1000名。
入境处介绍，该计划旨在“吸引新入境而不具有进入香港和在香港逗留权利的高技术人才或优才来港定居，以提升香港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因而，该计划的引入对象无需提前获得香港雇主的聘用。
这也意味着，优才计划的甄选标准将更加严格。
入境处规定，在满足年龄(18-50岁)、财政要求、良好品格、语文能力、基本学历的前提下，还要通过“综合计分制”和“成就计分制”两套计分体系进行打分。
举例而言，综合计分制会根据申请人的年龄(30-34岁得分最高，30分)、学历或专业资格(2个或以上博士学位得分最高，45分)、工作经验(不少于10年相当于学位或专家水平的工作经验，其中最少5年为高级职位得分最高，50分)、语文能力(最高20分)和家庭背景(最高10分)等五项进行打分，满分165分，最低及格分80分。
而成就计分制则专门针对具有“超凡才能或技术，并拥有杰出成就的个别人士”，如获杰出成就奖，包括奥运奖牌、诺贝尔奖、国家(国际)奖项，或其工作获得同业肯定、对界别有重大贡献，如获业内终身成就奖等。
若满足两项中的任何一项，则可立获165分，若不符合，则一分不得。
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共有587宗优才计划申请，其中472宗由内地居民提交，第一批配额250个，合资格的共83人，其中73人来自综合计分制，其余则来自成就计分制。
著名钢琴演奏家朗朗是优才计划引入的第一人，其后还有李云迪等人。其中，通过综合计分制来港的申请人，主要来自金融和会计服务、资讯科技及电讯、商业及贸易等领域，而成就计分制来港的则主要来自体育运动、艺术及文化领域。
其它通道
第三个内地人才入港渠道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该计划实际上并不直接针对内地人才，而是针对那些中国籍同时又获得外国永久性居民的人，个中缘由主要是内地仍有资本管制，内地人士要通过投资入港，还有很多障碍。
截至2007年3月31日，在成功获批的2141名投资计划申请者中，中国籍的占到1219人，超过一半。
除上述之外，内地人才入港通道还包括因公来港工作、输入劳工、在港院校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内地毕业生等。
其中，因公来港工作主要针对国营或合资企业的驻港人员，须向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或授权的省市人民政府申请；内地工人的输入劳工计划也必须由雇主向入境处提出申请；内地毕业生则需获得相关学位，并由雇主提出申请，与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相类。
紧还是松？
事实上，尽管香港政府在引进人才，尤其是内地人才方面政策不断，相关标准也一再放宽，但业界仍认为相关政策仍有宽松余地。
去年10月份，立法会议员杨孝华就提出，政府应当考虑弹性处理1000名上限的优才计划配额，而田北俊议员更直呼，“1000名配额会令人懒得申请”。
再比如，根据在港内地毕业生联谊会主席耿春亚此前的说法，2005年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已达到4112人，2006年更超过5000人。但去年持有香港学位的内地学生才仅有405人，前年更是只有236人。
当然，香港政府也有自己的难处，在引入外脑的同时，还要保护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足以考验政府智慧的难题。
立法会表示，将不时检讨相关入境计划。
特约记者 罗绮萍
星期天，38岁的Leine从沙田到中环遮打花园，这里已经坐满了一群又一群的菲律宾家庭佣工(下称“菲佣”)，她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在人群中找到她表姐和朋友的那群人。她们已经开始了每周的聚会，各人拿出在雇主家中准备好的食物，在这个香港商业心脏地带，过一个免费的假日。
菲佣假日聚集在中环已成了香港一景，她们分布在遮打花园、汇丰银行大厦地下、皇后码头，甚至是国际金融中心那些星期天不开业的露天餐厅，用最少的资源，聊天、聚餐、听歌、跳舞，享受一个与同乡共聚的假日。
Leine用的一分一毫都要算计清楚，她用8元多从沙田坐火车到尖沙咀，再由天星码头用2元多坐小轮到中环。她不会坐地铁或隧道巴士，因为这两种交通工具分别要近10元。她一个月的薪水约3400元，申请来香港，要向外佣代理分期支付2万港元，她还要汇款到家乡，只能省吃俭用。所以她不是每个假日都会到中环，大部分时间她会留在沙田，省下一点交通费。
她的雇主是香港典型的双职家庭，男主人和女主人都要上班，9岁的儿子由她照顾。Leine的儿子Mc Kleien也是9岁，但妈妈要带别人的孩子而不能带他，Leine只能通过书信和电话教导Mc Kleien好好做人。
“所以我对雇主的儿子像亲生子一样，希望教导他学好。”Leine说。
Leine的雇主张太庆幸终于找到一个好菲佣，由她儿子出生开始，Leine已是她9年来第四个菲佣。
“我也不想换人，第一个菲佣干得好好的，做了4年后要回乡结婚，介绍她的姐姐来；她的姐姐干得没她好，但也可以，后来被我发现她借了财务公司巨款，还偷了我钱，只能报警兼炒人；第三个菲佣英语特别标准，但干了不到一年突然说要回乡结婚，走了之后音讯全无，我估计她或是也借了高利贷，或是找到了薪水更高的工作，到迪拜这类待遇更好的地方。”张太说。
外佣在香港的出现，始于1973年。当时只有菲佣，是时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月450港元。政府设立最低工资的目的一方面是保障本地雇员，使他们毋须与廉价外地劳工竞争，同时保障外佣免受剥削。
外佣解决了香港一些家庭问题，也释放了女性的劳动力，推动香港经济迅速发展。聘请外佣料理家务，有助改善本港家庭的生活素质，可让儿童、长者和残疾人士与家人同住，女主人可以出外工作。
但外佣同样带来社会问题，最普遍的便是“盗窃"。2006年，外佣工因触法律而被警方或入境处提出检控的控罪，共有934项(同一人可能涉及多于一项控罪)，比2005年的862项增加8%。当中以“盗窃”控罪占最多(34%)，其次是“逾期逗留”(33%)，占第三位的是“店铺盗窃”(15%)。被定罪人士的刑罚由罚款100元至入狱3年6个月不等。
菲佣只是香港外籍家庭佣工(Domestic Helper)的其中一种，外籍家庭佣工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及泰国等东盟国家。近年菲律宾政府对于菲佣来港增加了一些限制，包括必须通过政府开办的训练学校考试，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政府放宽了印度尼西亚佣工来港规定，故近年印佣数目直逼菲佣。
1982年，外佣数目有21517人。1992年，外佣数目增加至101182人。在1997年年底，香港有外籍家庭佣工171000人。
截至2007年2月，香港共有外籍家庭佣工234170 人。在过去近10年，菲律宾佣工的数目持续减少，印度尼西亚佣工则大幅上升。菲佣数目由1997年的138100人，跌至今年2月的121410人。印度尼西亚佣工则由1997年的24700人，升至目前的105490人。香港印佣协会主席梁庆基预计，明年印佣数字将会超越菲佣。
张太经常到内地工作，很多内地人知道她有菲佣，以为她很富有，不少人也会抱怨她为何不用3400港元的月薪聘请同胞。
“我当然希望家佣是同文同种，烧的菜也会较合口味，但我熟读法例，知道外佣跟其它低技术外地劳工一样，不论留港多久都不会享有居留权。如果我代朋友聘请她的妹妹来港，虽然对他们来说家庭团聚了，但其赴港后，可能去从事其他职业，政府难以管理，这令680万人口的小岛承受了很大的人口压力。”
特约记者 罗绮萍
从“风之后”到行政学士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风之后”李丽珊拿下“香港第一金”，大会播放英国国歌，英国国旗徐徐升起，她坦言“感觉麻木”；1998年泰国曼谷亚运会，李再夺滑浪风帆金牌，大会奏起中国国歌，升起中国国旗时，她激动得泪流满面。
“1998年那次是我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比赛，夺得金牌是为国为港争光，加上那次是我第三次参加亚运滑浪风帆比赛，之前两次都屈居亚军，这次夺金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人生的重要目标，所以特别激动。”6月26日，李丽珊接受本报专访时，忆述两次夺金的不同感受。
“我们从小便天天听英国国歌，电视每天播映完毕都会播出，所以我会感到麻木。到了1998年的亚运，作为中国的一分子，在颁奖台上听到激昂的中国国歌，情绪自然受到牵引。” 李说。
李丽珊也牵引着香港人的心。回归前后，很多香港人曾感到迷茫，1997年及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又令很多人倾家荡产。在这期间，李丽珊两度夺金，她的刻苦努力、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香港人的强心针。
内地运动员的“推力”
“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这是李丽珊11年前夺金后的“金句”，如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她回忆，当年由于缺乏资源和激励，香港运动员的地位低微，质素也差强人意。1990年时，李丽珊代表香港参加欧洲滑浪风帆锦标赛，大会最初鼓励更多非欧洲选手参与，结果参赛者人数超出了60人限额，欧洲选手便对香港代表说：“你们香港运动员是垃圾，为何还要和我们争参赛席位？”这口气李丽珊忍了6年，李终于在获得奥运金牌后，向全世界证明了香港运动员的实力。
“这11年变化很大，香港运动员的地位已大大改善，当然相对外国甚至中国内地，我们的地位和待遇仍有差距，但已出现很大的变化。在我那个年代，你跟人家说你要当职业运动员，对方会以为你是疯子，父母也会极力反对，现在当然仍有父母反对子女投身体育界，但支持的也日渐增加。”
这种变化的动力，最重要的是政府、商界及公众对于体育事业增加了资金和精神上的支持。李丽珊说，比如，现在大学对于有志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年轻人，已经有较多支持，出色的运动员可以取得大学学位，不过在小学及中学层面，有潜质的运动员则要在学业及训练中作取舍。
在中国内地，当教练和运动员，都是很光荣的事，具有潜质的孩子很早便在学校中得到提拔，之后由国家重点栽培，所以父母会较为支持孩子从小便受训，但这方面香港仍要努力。
硬币却有另一面——内地重视运动员的培训，人才济济，但僧多粥少，有潜质的运动员未必能得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由此，一个新状况出现了，近年不少内地体育精英，通过特区政府的“优才计划”，或其它移居香港的方法，代表中国香港参加国际比赛。最新的一个例子，是雅典奥运女单铜牌得主的中国羽毛球队队员周蜜，已在香港参加训练，并希望代表中国香港参加北京奥运；在她之前，已有其旧队友王晨的成功案例，她代表中国香港在多哈亚运会中取得了一块金牌。
“这对香港本土运动员来说当然有压力，因为出赛的名额可能只有两个，其中一个被内地来的运动员占去，本土运动员便少了一个机会。但另一角度来说会是好事，因为内地运动员带来更高水平，本地运动员可以在训练时得到刺激而提升水准，内地运动员代表香港地区在国际比赛上取得好成绩，也会提高香港体坛地位，吸引更多资源。”李丽珊坦言。
此外，2003年的非典疫情，令很多香港人惊觉健康的宝贵，全城刮起运动风，这对提升运动员地位也有好处。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多人参与运动，港人的体质整体被提高，同时有潜力的运动员更容易被找到。运动员地位提升了，令他们可以得到更多商业赞助，有时拍拍广告增加收入，运动员不一定是穷鬼，这令更多家长支持子女成为运动员。”李说。
“400万”热议
叱诧香港体坛的李丽珊，去年又有另一金句：“养大一个小朋友要400万”。
这是她在一个银行广告中的经典对白，鼓励人们为未来计划，积极理财，储足本钱去培育下一代。
现年36岁的李丽珊1999年与同是滑浪风帆选手的黄德森结婚，2005年诞下女儿希皑，现在怀着第二胎，8月临盆，所以近日已专心待产。当时决定生第二胎时，她即同时决定告别2008年奥运会，不会再参加比赛。
“现在有电视台希望我主持奥运节目，但我说需要考虑，我的优先次序是照顾小朋友，是两个小朋友！”她已不恋栈“风之后”，只愿做“好妈妈”。
此前，奥运和亚运为李丽珊带来数百万元的奖金，她只是放在银行做定期收息。而今天的她，为了挣“奶粉钱”，已经学会了金融市场的种种技巧，投资组合中有高风险的新兴市场基金，亦有低风险的债券投资。为了增进投资知识，她闲时便到书局买下一堆理财书籍，更计划考CFP(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先做自己的财务顾问。
但“养儿需要400万”的金句一出，便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有人认同附和，亦有人指这个数目太夸张。
因应香港人生育愈来愈少的现象，特首曾荫权曾呼吁香港每对夫妇应该“生三个”。李丽珊金句一出，有人便以“我没有1200万”作为不生育的借口。一时间香港“生仔派”和“不生派”展开热烈讨论，连带特首的新闻统筹专员何安达，也要与妻子双双接受访问现身说法，阐述“生仔不用400万”。
“400万是我看过一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研究的数据，人生每个阶段要有不同考虑，以前我在没有资源下做职业运动员，本着乞米就乞米(乞食)的心态，我自己也在贫穷的环境下长大，但我要给我的小朋友最好的，必须为他们做好计划。”
李丽珊出生于贫穷家庭，8岁丧父，母亲独力养大10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八，儿时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注意，所以母亲任由她选择前路，倔强好胜的她选择了追风逐浪。
“运动员退休是一个大问题，我凭自己的努力已取得澳洲堪培拉大学的体育行政学位。”此外，李去年已成为香港专上教育学院的进修大使，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鼓励中五、中七毕业生以及在职人士积极进修。“但很多运动员未必像我那样幸运，香港政府应该帮一把，为他们安排后路。”(记者于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