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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能嗅到心灵的芳香
(2011-05-27 1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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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书似青山：阅读散记 今天最大的收获是在谢景林先生的博客里读到刘再复答王铮的《我嗅到心灵的芳香》。读后想到与沈从文有关的十六个字，“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高尚的心灵往往让人亲切，给人温暖和力量。我转载来，也想嗅嗅这颗高尚（因为国人喜欢用“大”字，我避开“伟大”二字）心灵散发出的静默而幽远的芬芳。
原文地址：我能嗅到心灵的芳香
作者：刘再复
我能嗅到心灵的芳香——答《华商报》王铮先生问 （一）您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身兼学者与作家，平时角色如何转换？您认为对自己人生状态起过巨大调整作用的，“首先是中外经典文学家，然后才是哲人学者”，为何“厚此薄彼”？最喜欢哪些经典文学家及其作品？ 一般地说，学者是用头脑工作，作家则用心灵乃至全生命写作。二十年前出国之后，我追求的人生状态之一是让学问与生命紧密衔接，也可以说是让学问与心灵紧密连接。一旦连接了，转换角色就不太困难。例如，上午我可以写《红楼梦悟》、《双典批判》，晚上我又可以写散文或散文诗，都是生命与心灵的需求。出国之前，我不是这种状态，那时，我有许多外部压力，必须以“学者”为主要角色，主要的生命力必须投放到构筑学术专著上。写作散文诗只是精神生活的“边角料”，常常只能偷闲而作，周末自己躲到居所附近的龙潭湖公园写一写。尽管是“边角料”，但还是使自己放松一些。每写一首散文诗，便是一次自己对自己的呼唤。呼唤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本真角色，不要忘记自己是来自穷乡僻壤的赤条条的农家子，不要被愈来愈沉重的世俗角色（如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等）所压垮、所变质。 我所以首先阅读中外文学家然后再阅读中外哲学家，除了文学职业的要求之外，也是因为在文学中，我更能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角色，更能生活在心灵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头脑之中，或者说，更能生活在情感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逻辑之中。 我对哲学和文学经典都喜欢，而最喜欢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经典，例如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所著的《俄狄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审判》、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二）您去国廿年，于北美科罗拉多高原，海外漂流期间之诸般心境，此刻回望，其感慨为何如？最深之苦乐何在？您称是歌德和陶渊明这两位诗人给了您力量，原因何在？据称您正尝试做“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难吗？ 二十年在海外漂流，写了整整十部《漂流手记》（均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全部感慨都已记录在其中了。这二十年，可以说是心事浩茫，思绪无数，而最大的快乐是我赢得了表述的自由，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从而保持了天真天籁。我常对朋友说，出国后我有三个收获，一是赢得自由时间（时间不被世俗工作所割切）；二是赢得自由表述；三是赢得完整人格；而自由表述是最高价值。 二十年中最为痛苦的是出国之初（我称作第二人生之初）的极端孤独感，丢失祖国、丢失故乡、丢失故人的极端孤独感。不过我后来战胜了孤独感，现在倒有一种“享受孤独”的自在感。另一种痛苦是我毕竟生活在英语世界中，无论我怎么用功学习英语，总是不能直接进入西方当下的精神世界，不能直接与西方学者作深层的精神交汇，所以，我只能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之塔中，还得靠中文（翻译著作）与西方的伟大灵魂对话。在此状态中，歌德给了我不断进取的积极状态，陶渊明则给了我耐得住“寂寞”也耐得住“清贫”的平静状态。 我自称人生已进入“世界公民”的第三阶段（第一人生是中国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中国的漂泊者，第三人生是世界公民），实际上是很难的事，尤其是作为“世俗角色”更难，因此，我只能首先在“本真角色”即首先在精神角色上实现，也就是说，在精神角色上，我的一切文字工作均超越国界，努力体现终极关怀，为全人类服务。而在世俗角色上，我仍然守持我的中国护照。我称中国护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国土”，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让我放不下这片国土。 （三）在您的母校厦门大学校庆时，您称，无论走遍天涯海角，都守持一个信念：要从“根”上爱中国，而“根”就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之魂，不是文化之形。当下文化诸象纷繁，人们如何才能真正抓住“文化之魂”？ 文化在哪里？年轻时我有个误解，以为文化就在书本里，就在图书馆里，其实不对。现在才明白，文化在人身上，尤其在活人身上。孔子身上凝聚着一种大文化，老子、庄子身上，曹雪芹身上都凝聚着大文化，而活人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呈现出文化，包括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趣味、文化境界、文化质量等等。文化之魂，在西方可解释为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之魂，则是人的心灵、人的生命，也就是对于人的关怀和对于人的提升。李泽厚先生和我格外敬爱鲁迅，便是觉得鲁迅抓住了中国文化之魂，即抓住了那些有益于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精华，而排斥、批判那些阻碍中国人进步和提升的伪形文化。当下中国，人们的神经正在被金钱、权力、功名所抓住，亿万活人身上所呈现的文化往往不是本真文化，不是原形文化，而是鲁迅所批判的变形文化，即呈现民族劣根性的文化。鲁迅说，中国人好虚荣，听到某绅士有田三百亩，佩服得不得了。现在许多中国人，听说某人拥有财富三十亿，更是佩服得不得了。价值观很有问题，这就是呈现在当下活人身上的文化。“魂”的深处“出问题”了！有些学人作家艺术家，作品连篇，名声很大，骨子里却全是功利心、功名心、市侩心，“形”很耀眼，“魂”却有病症，甚至可以说是有绝症。这说明他们只抓住文化之形，观众及市场的盲目叫好，也只是抓住文化之“形”。 无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当下”（21世纪初期）是有史以来人类精神境界最低的时代。 （四）旷世奇书《红楼梦》，历代读之者不绝，您称此书是“全体学人共享之精神空间”，对它，您用了“悟”的方法，关于今人与经典相晤对，就如何共享此类经典之精神空间，您有何建议？ 我用“悟证”的方法取代“考证”与“论证”的方法，用佛教语言表述，乃是打破“法执”，这首先是一种“自我解放”。我不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生命体认”对象，也是打破“法执”，也是一种“自我解放”。文章是人作的。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文章也在写我们，即也在规定我们、制约我们、主宰我们，此时，我们不能把自由交给文章。我阅读《红楼梦》，崇仰《红楼梦》，但不能把自由交给《红楼梦》。去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讲解高行健的《灵山》，说对于《灵山》至少有四十种读法，可以从隐逸文化角度读，可以从民间文化角度读，可以从自然文化（道家文化）角度读，可以从感悟文化（禅宗文化）角度读，可以从历史学角度读，可以从人类学角度读，可以从神话角度读，可以从寓言角度读，可以从男性对话角度读，可以从女性对话角度读，可以从宗教起源角度读，可以从文化起源角度读，可以从外在旅游角度读，可以从内心旅游角度读，可以从天人关系角度读，可以从内部主体间性角度读，可以从中原文化角度读，可以从边陲文化角度读，可以用民俗的角度读，可以从心理的角度读，可以用审美的角度读，可以用审丑的角度读，可以从语言流的角度读，可以从音乐感的角度读，可以从怀疑主义的角度读，可以从神秘主义的角度读……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读《红楼梦》，享受这一公共空间，首先也得自我解放一下，然后再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切入，不妨设想几种、几十种乃至几百种方法切入。有“选择”才有“自己”。存在，乃是选择自己的可能性。我写《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只是因为选择了“共名”这个角度，一个新角度，便可对小说人物作出一番新的解说。 （五）鲁迅之为巨人，确实无可比拟，您认为“其生命整体是个巨大的矛盾体，其生命场是个巨大的张力场”，对此位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于人间的文化英雄，今人应如何去读解？ 有矛盾，有彷徨，才有生命深度与思想深度。有张力场，才有哲学场。问题是人总不能老是生活在彷徨中，彷徨之后还得有所选择，还得有清醒意识和心灵方向。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彷徨之后选择了仍然站立于人间，仍然积极地生活，积极地奋斗。最近我和李泽厚先生又作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对话（已选入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鲁迅论》中）。李先生曾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括鲁迅的一生。超越启蒙意味着超越现实问题而进入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思索，包括“看破”的意思。但鲁迅的可贵之处是看破了之后仍然回到大地，仍然拥抱人间，也就是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之后又回到救亡与启蒙。这是由俗返真、又由真返俗的过程，很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带有英雄性。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抵达他的境界。我到海外后可说是由俗返真，但让我再由真返俗，就难以做到了。除了鲁迅，我国近代的章太炎、梁漱溟也经历过俗而真、真而俗的人生。 （六）您认为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您认为文学、文化可以如何介入？您力倡“要读社会大书”，在西方这20余年，相信进行了很多思考与比较，“读书”感想如何？ 对于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出国之前，我求诸外，即向社会向政府要自由要尊严；出国之后，我则求诸内，即向自己要自由要尊严。在此回答你时，我要很明确地说，自由与尊严不是他人给的，而是自己给的。自由不是一种概念，自由是一种觉悟。自由如同“佛”，如同上帝，它就在自己身上，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悟到，能不能意识到，能不能把握到。你没有“觉”到，“悟”到，你就没有自由。“悟即佛，迷即众”，这是禅宗的真理，也是自由的真理。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没有自觉，就没有真理。例如，我作演讲时，我如果想表演一番，想迎合听众口味，甚至想哗众取宠，那我就把自由交给了他人，交给了听众，只有当我意识到演讲时我自己还是自己，该说的话就说，不愿意说的话就不说，仍然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才有自己的自由与尊严。也许明白了求诸自己是根本，所以，你说的 “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一堵供给“面壁”悟道用的墙壁。我只是对它思索，并不介入。我认为文学家应当关心社会，但不必介入社会、干预社会，更不必介入政治与干预政治。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文学所能解决的。诗人作家不要充当解决社会问题的虚妄角色，诸如“救世主”、“时代鼓手”、“大众代言人”等角色。 出国之后，我周游了三十个国家，初步读了“世界”这部大书，以后还要继续读。读了这部书，眼界开阔了。眼界打开了，一方面觉得这世界真大真美，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原来知道得很少，无知渺小得多，自己对于世界并不那么重要。我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艺术巅峰面前，在罗浮宫的数万件珍品面前，在莎士比亚故居面前，都有“自己并不重要”的感觉。 观看、阅读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观看和阅读了美国与欧洲，才明白文艺复兴之后，为什么欧洲五六百年来能够给世界提供那么多先进的制度、思想、哲学、艺术、科学、技术，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同时也明白，世上并无理想国，各国有各国的问题。从自然角度上说，世界由欧亚洲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澳洲板块等组成；从文化上说，地球由资本主义文化板块、社会主义文化板块、封建主义（贵族、地主）文化板块等组成。读了世界这部大书，才觉得各种板块都有长处短处，可以并置并存，不必一个吃掉一个，不必你死我活，不必诉诸暴力革命。重要的是以谦虚、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取各板块的长处，扬弃其短处，各自自我完善，共同护爱世界和平和睦。 （七）您曾说李泽厚先生是读多写少，您自己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时间分配是个什么比例？看过您的求学经历，基本是靠自学，您对当代学人、读书人有何建议？ 我的写作时间比李泽厚先生多，阅读与写作的时间比例，大约是六比四。今年农历九月，我将满七十岁。此后的十年，比例将调整为八比二，甚至九比一。我的确主要是靠自学。学了禅宗之后，更觉悟到自学乃是自明、自度、自立的唯一途径，别无他径。自己乃是自己的救星，别无其他救星。我没有什么建议，只想说，读书最重要的态度，是对自己要真诚，是为自己读，不是为他人读，即不是为了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所以读书不在于读多，关键是在于读通。拥抱书本后要穿透书本，掌握书本中的“书眼”、“文眼”，明心见性，击中要害。这是我的“中医点穴法”，读书要点出书本的“穴位”。这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拥抱书本→穿透书本→提升书本”的过程。 （八）您跟聂绀弩先生关系甚笃，去年曾有一段关于有人告密的旧闻重新浮出，坊间更是频频有“文化老人”被爆出些许难堪隐情，您如何看待此类互相“揭发”之文坛事件？ 聂老是我的心灵导师、人格导师，他没有什么“隐情”。关于他夫人周颖老大姐的所谓隐情，也纯属捏造，切不可信。去年的一段“老朋友告密聂绀弩”的旧闻，使我大吃一惊。如果聂老在世，凭他宽阔无比的胸怀，一定会原谅告密的老朋友，一定会明白是错误的时代逼迫好人也犯错误。但是，我是一个人文科学思想者，我知道，道德具有绝对性，我不能为“告密”之事作辩护，正如我完全不能赞成某些学界友人盲目地为周作人的“汉奸”行为开脱。 （九）您曾从夏志清先生充分开掘张爱玲等作家之举而兴慨，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不能赶潮流，不能只是给人们已熟知的作家立传作注，而应当用自己独具的文学史识与鉴别之眼，去开掘真正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在这点上，您自认为做到了多少？ 我自认为做得太少，远不如夏志清先生。但我还是用自己的眼睛和精英主义的审美趣味充分认识和开掘了高行健的价值，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为他作了许多评论，包括为他的作品作序作跋，所以他在获奖之后写了“得一知己足矣”的条幅赠我，并把诺贝尔奖章之副奖章送给我。高行健的作品现已被译为37种文字，通过他，我们的方块字写成的作品，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我相信，我们的同胞最终会面对他和理解他。 （十）您设想过，五四运动若不是以孔子为打击对象，而是以《三国》、《水浒》为打击对象就好了，您鲜明批判“双典”，但面对其相关图书及影视作品之热卖热映，您想说些什么？ 我只想说，我没有力量“改造世界”，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妄念，但我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精神，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十一）您之《人论》诸章，几乎写尽人之荒谬与病态，在“双典”批判中绘出“女性物化图表”，而在《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将诸般人物归类论来，能否透露一下您的识人诀窍？您于《人论》最末一章自称“隙缝人”，并自解是“在社会的隙缝中生存和思索的人”，时下距此书首次面世已近20年，您现在如何定位自己，还是“隙缝人”吗？ 现在我仍然是“缝隙人”，而且可能是永远的缝隙人。我将继续生活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缝隙中，也将继续生活在文学与哲学、神性与理性的缝隙中，不过，我将逐步超越二者的冲突，用中道智慧来驾驭冲突的双方。 我对人对人性确实有一种敏感，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我能嗅到人的“心灵”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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