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小家具哪里有卖:出生在什么时代是无奈的运气，但如何活着却是自主的选择

文/亦忱

    1．

在我深藏于内心的意念中，一直有一个理念在困扰着我这个智商很低的大脑：所有人都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时代。

每每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陷入一种既孤独又寂寞的失眠困境时，我总有一种非常病态的强烈冀望：老想和陶渊明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会经常做着这样的迷梦，幻想着能住在庐山脚下陶大爷隐居的隔壁村子里，过一种赏菊西园痴望北山的惬意生活。但常识告诉我这个浅显的道理：所有人都不能选择自己想生存的时代，你来到这个有缺陷的世界，其实是一种必然性中的偶然。所以，我距离北大教授孙东东所说的“偏执型妄想”症患者，大概还有五步的距离。

虽然我在当今中国的仕途上，确实永远不可能获得陶前辈那样的出息，今生恐怕也不可能真正弄到个县令当当了，而只能混到一顶成色最差的从七品乌纱带进焚尸炉，但我还是会经常扪心自忖，估摸着自己勉强算个准芝麻小官应该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

话说至此，我敢说句大言不惭的浑话：那些晓得我家老底的熟人们，大多非常非常地羡慕我。这是因为，我在50岁尚不到的小小年纪，就早早地提前退休回家有五斗老米吃了。在那些不明就里且拿着很低工钱的打工一族的俗人们看来，我的生活的确过得实在不赖：从此衣食无忧，像鸟一样自由。事实上，我真的在那些处于温饱线上挣扎的穷兄弟姐妹和远亲近邻们眼里，一直被认为命好的出奇：我父母是文盲和半文盲，劳作一生而没享过几天清福，而我作为寒门子弟，如今却可以天天坐着吃肉，站着骂娘，躺着享福。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作为一个不打自认的“50年不变的呆子”，我现在说的话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自从活过了50岁之后，我的的确确感觉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我其实一直在偷偷地设想，自己的末日到来之时，究竟会是个什么死法。

今夜，当我吃饱了饭无事可干，我又开始深感无聊、落寞、孤独、惆怅、忧郁乃至深深的绝望了。如果不是有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供我遁入其间打发垃圾时间，让我去宣泄这些极度负面的情绪，我估计，自己若不是早早就疯了，大概会走余虹或杨佳的道路，即便不是跳楼自杀，没准也会胡乱杀人后被杀。

为此，我经常深深地感念，确实是伟大的美国佬打造了这个无聊透顶的虚拟世界而适时地挽救了我，使我在面对无望的人生失败境遇时，可以一逞口舌之快意，而不必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或是可流芳百世，或是能遗臭万年。

2.

一个人能活在哪个时代，毫无疑问是这个人的一种造化。

1956年10月3日清晨，当我以一声嘹亮的啼声，宣告自己已经来到了这个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彻底荡涤了污泥浊水的新世界时，虽然那阵阵啼声并不具有赞美诗的意味，但对我那一世吃了两世苦却一直冀望多子多福的文盲和半文盲父母而言，绝对也算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在我出生之前，我已经上有一哥三姐，其中，排行打头的大哥年长我11周岁，仅仅领先我一步来到世界的三姐，只大我2岁。其时，我爸已经44岁，我妈也39岁了。后来，当我的小妹于1960年出生之后，因为饥饿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对父母的生育能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才被迫终止了造人的伟大计划。据我妈生前曾经告诉过我，原本，她想生个5男2女或5女2男，为我们实现七兄弟姐妹团聚的圆满梦想。

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至少在我的成长记忆中，我一直深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和大哥大姐的呵护中，是过着既幸福又充实的小日子。如果用一言以蔽之：我家在毛泽东时代，绝对属于所谓如今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既得利益阶层”。我的父母作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辗转流浪到景德镇的一对难民夫妇，从一担空谷箩、一只破木箱、几件换洗衣服和5块银元，外带着坐在谷箩一头中嗷嗷待哺的大哥起步，只经历了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努力，就开始人丁兴旺，组建起了一个有吃有喝也有点模样的大家庭。后来，我们6个兄弟姐妹全都读书读到了中学以上毕业，且个个都获得了比较体面的正当职业，就是如今年老退休回家，也能享受毛泽东时代的余荫而有退休金可以惬意地度日。

众所周知，到我出生那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铺开的暴风骤雨般的激烈革命行动，早已经连尾声的稀疏枪声都听不到了。在建立共和国七年后的1956年10月国庆时，中国共产党用“土改”和“镇反”两个革命运动，早已经杀光了所有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随后，又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城市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给一锅烩了，同时，还把所有吸毒者、好逸恶劳者和那些长的虽然很美但却靠出卖生殖器官的活塞功能谋生的年轻漂亮女人们，全部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据我那从不撒谎的父母不止一次告诉过我，在我长到三岁之前，我一大家人晚上呼呼大睡时，经常被我某位哥姐最后回家而忘记栓门，但却从来就没有被窃贼光顾过。在那个令80岁老人们经常念叨的新时代，确实是距离传说中的大同社会，也就是老马和大毛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确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作为大同社会的主要象征，那么，至少我出生的那个时候，其实按照如今坚定的毛派信徒的观点，那就勉强可以算作是他们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了。

而我虽然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但我的运气似乎不错：在1956年那个阳光灿烂的金秋十月，我被我那伟大的父母带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这个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时代在中外历史学家嘴里，被众口一词地叫做“毛泽东时代”。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造化，我想说，我不仅生在了红旗下成长在了毛泽东时代，而且后来又见证了整整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

老实说，人活百年，亦不过是36500天而已，而我只不过是年过半百，就历经了一个伟大民族上演的精彩戏剧的关键几幕，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人生造化。

3.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假如我最初的人生轨迹不被一个偶然因素强行加以改变，我如今大概不可能用“亦忱”这个网名在虚拟世界涂鸦。每当想到这一点，我都会对自己伟大的文盲老娘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是她将我最初的人生轨道幸运地加以改変。

1964年9月1日，是所有中国的小学新生入学的日子。此时，我差一个月加两天就要满8周岁了，已经非常接近了当时法定8周岁可以去学校读书的年龄。据我大哥告诉我，虽然那时的中国初等教育规定了8岁就可入学的标准，但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至少在上世纪1960年代，只要年满7周岁，且智力基本正常的城市儿童，都可以在年满7周岁之后不到8周岁之前，提前一些日子跨进学校的大门。只不过与现今的小学招生时几乎无差别地对所有适龄儿童一视同仁地加以录取不同之处在于，那时候小学招生，都要对儿童进行最基本的智力测试，诸如分辨红绿颜色和数数从1数到10之类。

之前，我妈为了管住我这双喜欢乱跑的野脚，防止我被哥姐不注意时在河里戏水贪玩像那些无人看管的小孩一样，溺死在家门前那条清澈的昌江里，而以每月花五块钱的代价，送我去了隔壁弄堂一位姓秦的私塾先生家里读了三个月的书。所以，我到适龄读书的时候，就像现在普遍通行的学龄前儿童上过学前班一样，一跨进校门，犹如参加马拉松长跑的运动员投入比赛时，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了。

然而，我在最初上学时，却出师不利，开步就小跌一跤，竟无端地被家门口附近的景德镇市第六小学拒之于门外。我永远会记得，我妈那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很愤懑、很伤心、很屈辱地给我讲了其中的缘由：学校给出的明面上理由是，我尚不到上学的年龄，距有法定资格上学的8周岁尚差一个月零三天，而实际上的猫腻却是，我家所在的居委会主任的孙子因为弱智，上学之前面对招生老师的智力测试，不仅显得既木呐又愚蠢，而且在辨认红绿颜色和数1到10的数字时，吃了鸭蛋，得了个零分，而被招生的老师们以智力低下拒绝招收入学。

尽管那时的干部们以权谋私的真的不多，但话又要说回来，无论是谁，那种人皆有之的护犊之情都是难免的。随后，这个居委会主任便通过经常接触的街道领导和派出所领导双双出面，四处游说，玩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游戏：用一个弱智儿居然很轻易地把智力正常的儿童给替换掉了。

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变故，我那一生都很要强的母亲自然不甘于认命。因为，在我妈心目中，我失去适龄读书的机会，这不仅是一个涉及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而且，它对我妈的自尊心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按我妈当时的说法，如果我人长树大不去读书而继续在家里混日子，那左邻右舍们会怎么对我和我妈在背后指指点点并嚼舌头根子呢？再说，那个时候小孩进小学读书，每学期所交的学杂费只要区区2.5元人民币，加上书本费和其它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学年下来，估计只要20元，就足以把我惯成纨绔子弟。要是不能去正规的小学读书，而是继续送我上私塾，显然是万万不可能的。且不说继续上私塾，一年得要开销60元束脩给先生，对我这个贫穷之家绝对是个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最关键是，我混在私塾里，即使能学到真知识，也永远会是个老童生而不能获得由政府承认的学历，最终，我还得从一年级读起，去追赶那些同龄的儿童们。

于是，我妈在第六小学顽强交涉碰壁之后，便四处拜托友人，于当年的十月国庆节之前，请一位当时在何家洼幼儿园当洗衣工的阿姨出面，通过她在景德镇市第二小学当领导的亲戚，把我弄到了与我家隔了几十条弄堂和两个街区的二小插班读书去了。

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结果，我最初踏上人生轨道的这个完全谈不上祸的小小波折，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后来，我因为要去远在几个街区外的学校上学，清晨得早早地起床出门，傍晚放学后回家又要在路上耗去不少的时间，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我和那些住在一块的儿时小伙伴们日渐疏远。到了上中学时，又和这些儿时玩伴被分在不同的中学里，进而在容易闯祸多事的青春期，几乎完全与他们断绝了往来，就是能与他们偶尔见一面也几乎形同陌路相逢。与此同时，我也相应地変成了团近几条弄堂里，与这些儿时扎堆游玩的伙伴们完全不同的一个鹤立鸡群似的另类少年。按一个儿时的玩伴当年批判我的话来说，我虽然经常“以一副狗不吃屎的样子在左邻右舍们面前招摇过市”，但却每每能获得邻居中的叔伯阿姨们用赞许的眼神高看一格。

再后来，我们都长成了可以成家立业的小大人了。可是，说来令人万分悲伤的是，在1983年展开的“严打”那会儿，我妈在吃过晚饭之后，经常对我念叨：隔壁弄里的谁谁谁又被警察给半夜逮走了；早年那个经常欺负我的谁谁谁也不知犯了啥大罪，居然给判了个死缓，他的老娘那个哭呀，真叫人看了肠子都会断，那两个眼睛，哭得就像两个熟透了的桃子一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岁月的流失，在时间过去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我常常会无端地陷入难以自拔的迷思，经常会吊诡地难以相信，命运女神居然会对我这个从小以笨拙著称的平凡俗人如此厚爱：我儿时的几个经常在一起游泳、砍柴和捉蟋蟀的玩伴，几乎都在关押重刑犯的江西省第三监狱（也叫景德镇浮南瓷土矿）里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而我却因为长大后不同他们在一个学校念书和玩耍，得以从他们所干的劣迹中超脱出来。我和儿时玩伴迥然不同的命运，若是追根溯源，所有这一切的因果，应该说全得益于1964年秋天那位居委会主任比我更弱智的孙子，把我从景德镇市第六小学撵到了第二小学去读书。

今夜，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夜晚，安祥而又宁静。我家的窗外，正淅淅沥沥地下着霏霏春雨。当我在一盏孤灯之下，一如既往埋头在电脑的键盘前肆无忌惮地涂鸦之时，想到我那些儿时的玩伴们后来和我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想起自己虽然了无情趣但却安然无恙的人生戏剧刚刚拉开帷幕时的阴差阳错，想起我那直到告别这个世界时都不识自己名字的文盲老娘那永存于我心底的音容笑貌，我确实感到，在冥冥之中，那个名叫“报应”的神灵，正在四处游荡，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她想找到的人，给他一颗该吃的果子。

4.

我虽然不算正宗的佛教徒，但却是一个诚心礼佛之人。我对那些真正的得道高僧们，可以说发自内心地充满敬意。自然，这些个受到我礼敬的僧人们必须是真正的佛们子弟，而不是那些装神弄鬼或俗不可耐的假和尚们。具体而言，那些能令我满怀敬重的和尚，必须是诸如辽宁海城大悲寺住持释妙祥那样的没有丁点铜臭味的真僧人。至于对嵩山少林寺的时髦和尚释永信之类的俗物，我却不仅发自内心感到厌恶和鄙视，而且一直认为，像他这种俗不可耐的东东，完全可以说玷污了佛门的清净和纯洁。

迄今，在我53年的人生旅程中，我在几个非常奇妙的时刻，倒真是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有过几次发自内心的思想交流，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人生之旅中的佛缘纪事确实很有意思。

1990年11月，我在景德镇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期间，曾受命去浙江省衢州市参加过一个由国家体改研究会组织的流通理论研讨会。在会议的间隙，由东道主衢州市体改委组织，和与会人员一道，都去了一趟地处江山县的江郎山风景区旅游。那座山，在中国的文化传说中，不仅是江郎才尽典故的出处，而且，还是“山中方七日，世间已千年”传说发生的地方，是所谓烂柯典故的源头。这座山中，有一所寺庙名叫开明寺，当时的庙中住持是我的江西老乡进贤县人氏，法号释常庆。

那日进山时，我记得是一个初冬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一干借着会议的机会以公费旅游的官员们，来到江郎山下，无不对这座突兀地耸立在一片平原地带的高山发出阵阵的惊叹。下得车来，我突然发现，从山脚下非常飘逸地走来一位穿着袈裟，似有仙风道骨的年轻和尚。临近一看，我居然丝毫对他不感到陌生，仿佛他就是我要专程到此寻访的老友一样。在擦肩而过时，我们彼此对视之后，几乎同时开口向对方打招呼。在异地听到乡音，且是发自一位佛门中人，顿然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致。于是，我便离队和释常庆来到庙里。坐下寒暄的内容，几乎都是由我不断地向他提出诸多的问题请求解答。在将近半小时的对话中，我从他口中得知，释常庆是高中毕业后即去庐山脚下的东林寺出家为僧，受戒云游不少寺院后，于年前才来到开明寺出任住持。那日，我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胡话，释常庆一点也没有露出嫌恶之意，使我顿然产生宾至如归之感。临别时，我们互留通信地址后再依依不舍而互道珍重，并期望能后会有期。

会议结束之后，我从衢州返回江西。未料想，释常庆写给我的信几乎和我同时到家。展读之后，自然回信不迭。这样一来二往，大概和常庆书信往返有5、6次的样子，我记得释常庆最后一信，是第二年春天热情邀请我去开明寺小住一段时日，并顺便出席庙堂中的观音菩萨塑像开光仪式。

那段时间，我几乎深陷佛教的经典中不可自拔，日日在家阅读金刚经和坛经之类的佛教经卷，俨然半个出家人的做派。甚至真有一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加之那段时日自己仕途不顺，甚至时时会有一种遁入空门的念头萦绕在心头而挥之不去。若不是自己天天牵着天真烂漫的女儿小手接送她上学带来的心情愉悦，而冲淡了自己晦暗的仕途生活枯燥，没准那时到真的一脚就趸进了佛门做了和尚也未可知。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收到释常庆的邀请信后，几天辗转反侧，心境顿时失宁，在去还是不去之间反复权衡。夜里想好，明日还是出发去吧，可是，早上牵着女儿的小手送她上学之时，立马就打消了走的念头。如此折腾多日之后，才终于下定决心，不再给释常庆回信。从此，我的一段佛缘就此写下句号。

后来，我虽然在浪迹天涯的时候，去过普陀山、九峰山、庐山、黄山等知名或不知名的大小山川中的寺庙中游玩，但对所有的寺庙都记不住名字，对佛教尽管一如既往地礼敬，却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认真记叙的内容。

源远流长的中国佛教再次引发我对它的教义进行探究，是我在2004年冬天，从地摊上花五块钱买得一本香港湛山寺住持释倓虚口叙，而由其弟子记录的名叫《影尘回忆录》的著作后开始的。

释倓虚在这本回忆录中说道：“世间上的苦恼，都是因人看不破；看不破就放不下；放不下就不自在。能看得破！就能放得下；能放得下；就得自在。无论任何人，也无论任何事，都是这样。看破了就放下了，放下了就自在了。看破就是般若德；放下就是解脱德；自在就是法身德。众生之所以为众生，是因为众生有执迷；有执迷就是看不破；看不破就放不下；放不下就整天烦烦恼恼，是是非非，不得自在。佛之所以为佛，也并不是他另外有一个佛性，就因为他对任何事理没有执迷；没有执迷就是看得破；看得破就放得下，因此种种都能放下，所以佛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自在。”

在高僧释倓虚大师看来，当一个佛教徒，“用功的方法不在多少，如果你拿一句话——看破、放下、自在——来作一个尺度，在做一件事，或想一件事时，用它来测量一下，那些无明烦恼，自然就少了。如果你能把所有一切执迷看破，成佛都有余。”

由此看来，我今生当不成和尚，恐怕其真正的缘由是在于：我迄今依然是一个既看不破，又放不下，还天天都不自在，喜欢瞎折腾的俗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