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电子商务的行业:[历史随笔]“地狱”中国—四次历史大倒退对今世的灾难性影响

回复：79 作者：亚历山大军刀  发表日期：2006-8-20 21:27:00         回顾中国近代史，总是联想到贫穷、愚昧、落后、保守、软弱无能等词眼。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一个“地狱”般的中国，归结原因，历史书上给出的答案大多是晚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与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我们如果深层次地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那一切并非都是晚清王朝的过错，祸根早已埋下，中国是被一步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只是因为年代久远，似乎对现今社会没有多大启示意义了。可是并非如此，晚清之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如果我们不给予必要重视，定将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障碍。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有感性的，人性是难测的，因此历史是有弹性、偶然性的，并非总是进步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在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形前进的总过程中，下降和后退绝对存在，而且在某些地点和时间段上还相当突出。公元5世纪，文明的西罗马帝国被排山倒海而来的蛮族灭亡，欧洲步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才光明重现。中国呢？中国比欧洲更不幸，自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基本上停滞不前，其中四次历史大倒退将中国一步步推向保守、贫穷、愚昧、落后、软弱的深渊。
　　 一、辉煌秦王朝的突然崩溃与法治思想的没落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与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是空前绝后的。在完成统一大业后，秦始皇继续施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统一文字和标准制度；确立中央集权；建立由运河、官道组成的全国性交通网（秦王朝时的中原交通格局一直到清王朝都没有太大变化）；北逐匈奴、南平百越、开疆辟土……那时的中国如旭日东升，不满的车轮滚滚向前。
　　 可是，这个积极进取的强盛王朝仅维持了短短15年便轰然倒下，成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遗憾。世变来得十分突然，公元前210年，一代霸主秦始皇去世，穷奢极欲、治国无方的赢胡亥杀掉法定继承人（秦始皇长子）篡位登基，这是秦王朝的不幸，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秦始皇开创的伟大事业戛然而止。第二年即公元前209年，一支不足千人的预备军害怕严厉军法的制裁，铤而走险，在陈胜、吴广率领下起兵叛乱。以秦王朝雄厚的实力，平叛本是不费吹灰之力，但秦始皇生前的激进改革已经令各种强大的反对势力极为不满，秦始皇去世使他们的积怨如同火山爆发。于是这一偶然事件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汹涌的历史逆流迅速淹没了奋进的秦王朝。
　　 最强大的保守势力来自农民，小农思想使他们无法理解秦始皇利在千秋的宏图远略，只知道频繁的战争与浩大的工程加重了他们现在的负担，他们原以为中原统一后就能过上太平逍遥日子的美好愿望落空了。反动势力是原六国贵族，统一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官爵，使他们沦为丧家之犬，所以他们做梦都想秦政权早日垮台，让他们重温旧梦。最顽固、坚决的保守反动势力是儒家学派，一切向前看的秦始皇与崇古守旧的儒学水火不容，“焚书坑儒”令儒家学者对秦始皇和秦王朝恨之入骨。只有秦朝灭亡，儒学才能有翻身的机会。
　　 秦王朝是以法家思想作为立国精神的，秦朝灭亡标志着法治实践在中国的失败。法家学派没有明确的创始人，没有流传下来的典籍，李悝只是朦胧的提出了君主极权的法制思想，实质上仍为人治，这此使法家学派先天不足。更严重的是法家学派没有像孔夫子那样广收门徒的教育家，缺乏宣传和继承人，理论无法得到发展和完善，法治观念在国人心中无法扎根。
　　 秦王朝时法家思想已经僵化，法家学者闭门造车，制订出一些脱离客观实际的严苛刑法，在颟顸腐败的官员手中蜕变成残酷迫害人民的工具，成为人民反对秦王朝的最主要原因。陈胜、吴广因雨期耽搁行程，这是不可抗力，是可以申辩的，但他们知道没有这个机会。从此人们谈法色变，后世的王朝都希望与“暴秦”划清界线，一直当权的儒学出于本能的将秦始皇与秦王朝的一切当作反面教材，教导帝王们只要“仁义”就能治理好天下，法律是残暴的；制度是多余的；规定是没人性的，儒家道德伦理和礼义廉耻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主体工具，道大于法，情大于规，从而中国成为彻头彻尾的人治社会。
　　 法治就这样在萌芽中湮没了，人治社会的烙印深深镌刻在每个阶层的中国人身上。时至今日，人情社会、先做人后做事、“规定是死的”、裙带关系、江湖习气、山头主义、官本位主义等丑陋、落后的社会现像仍严重阻碍着社会公平与效率。
　　 二、儒学戏剧化地登上历史政治舞台
　　 强硬、奋进的秦王朝被相对较软弱、保守的西汉王朝取代。西汉初期，诸候势力重新坐大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豪强、贵戚、游侠等黑恶势力横行各地，肆意破坏社会秩序，尤其是北方强大匈奴更不把西汉王朝放在眼里，频频南侵。刚刚统一的汉王朝与形成不久的汉民族面临土崩瓦解的严重威胁。万幸的是，当时儒道等软弱、保守思想尚未深入人心，战国遗风仍在，中国人雄武豪放、勇敢奋发的精神气质并未被道家统治思想侵，中国仍具备重新振作的潜力。中国封建史上第二位强有力的“暴君”汉武大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横空出世，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汉王朝与汉民族。汉武帝国国力强盛，四出征伐，国土扩张了一倍多。四邻敬畏，当时的各族人民以“汉人”这个称呼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汉民族的凝聚力与同化力空前强大，从此“汉”就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汉武大帝是一位刚毅果断、铁腕无情、野心勃勃、敢为天下先的雄武君主，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涌现了一大批胆大妄为的冒险家与铮铮铁骨的硬汉。张骞面对一无所知的，传说中鬼域般的西域，毫不退缩，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开辟伟大的丝绸之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霍去病运用无人敢试的长途奔袭战术，一路穷追猛打，孤军深入匈奴腹地二千多里，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豪言；出使朝鲜的使臣涉何因朝鲜王对汉朝不敬，悍然杀掉护送他回国的朝鲜官员，挑起中朝战争，使朝鲜收归中国版图；与苏武一同出使匈奴的副使张胜不满匈奴的傲慢，立功心切，竟企图绑架匈奴单于的母亲回汉朝，结果事泄，苏武被囚。面对匈奴威逼利诱的劝降，苏武坚贞不屈，苦守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贝加尔湖二十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司马迁直言进谏惨遭宫刑后仍不知死活，在《史记》中毫不避讳地述写汉武大帝和他祖宗的不光彩历史；六亲不认、不畏强权的“酷吏”们如狼似虎，对无法无天的皇亲国戚也敢痛下杀手。
　　 这批人身上有股虎狼之气，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儒生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历史就是如此出乎意料，正是汉武帝时期奠定了儒学二千多年的独霸地位。因此，汉武帝之后，强硬作风逐渐从后世的君主们身上消失。
　　 儒学从创始至汉武帝登基时，经过孔夫子信徒代代相传的不懈努力，在民间已有相当基础，但一直未能对政治产生有效的影响。战国及秦一直奉行法家思想，西汉初期是道家思想统治。汉武帝登基后，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二是应对匈奴的严重威胁。而这些是“无为而治”、坐以待毙的道家思想无法完成的。客观的说，当时的儒学还不像后期的程朱理学那样不可救药，还汉武帝看中了儒学中“有为而治”、“尊王攘夷”的部分，支持儒学。但汉武帝不是儒生，他对儒学是有保留的，可是一切还是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40年，以公开考试的形式举行全国人才大选拔（可以算是最早的科举考试）。汉武帝是名义上的主考官，可那年他才17岁，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老师宰相卫绾（汉时宰相权力很大，有的甚至架空皇帝）。卫绾这位儒学的狂热崇拜者与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勾结，丧心病狂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口号，凡不是儒生的（尤其针对法家学者），一律不录取。由于儒学在当时还没体现出太大危害，卫绾又纠集一帮信奉儒学的权臣对年轻的汉武帝进行思想轮奸，这一主张得到了施行。儒学就这样戏剧化的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卫绾和董仲舒这两个不起眼的历史人物的自私行为决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的命运。
　　 尊重儒学并不大碍，初期的儒学还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准做出过贡献，但独尊儒术却遗害无穷。儒学最大的危害是它强烈的垄断性与排它性，这种思想独裁比君主极权更可怕，它将诸子百家赶尽杀绝，阻止一切新的学术思想荫发，使中化文化逐步单调和僵化。儒学的核心思想是崇古守旧，认为尧舜禹汤的原始社会才是天堂,一切改革和进步都是可耻的.在这种谬论统治下,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与想像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冒险开拓精神也逐渐褪色。儒学轻商崇官司,士农工商,经商、做工甚至务农都是卑贱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种官本位主义思想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儒学对今世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它统治中国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二千多年，几乎整个中国封建史都是在它的思想指导下实践的。至今我们仍然无法摆脱它，只能批判的继承，因为完全否定它就是否定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就是掘掉中华民族的根，所以与儒学残留负面影响的斗争仍是当今中华文化的重任。
　　 三、暴虐蒙元奇迹般地崛起与宋王朝自取灭亡
　　 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是古代世界游牧民族的圣地，一个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在此忽兴忽灭，入主中原，冲向世界，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地位最显赫的是匈奴与蒙古。匈奴民族的战斗力与生命力不逊于蒙古，它流落至欧洲的残兵败将仍所向无敌，揿起的野蛮民族大迁徒风暴埋葬了文明的罗马帝国，使欧洲文明倒退了好几个世纪。但它在老家却很不走运，遇上了强硬的秦、汉王朝和秦皇、汉武这样的“恶棍”，一直未能入主中原，还被武力赶至欧洲。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被拥立为成吉思汗，世界从此天翻地覆。蒙元是幸运的，它出现了铁木真这样一位组织天才与军事天才，更幸运的是，它遇上了宋王朝这只老母鸡和金王朝这只被儒学阉掉的雄狮。没有什么力量再能阻挡它前进的步伐，一场奇迹般的征服开始了，一场中华文明与整个东方文明的浩劫也开始了。
　　 宋王朝是中国封建文明发展的顶峰，经济发达，科技先进，文化教育繁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罗盘、火药、印刷术都诞生或改进于这个时期。宋王朝没有出过暴君，历代皇帝大多很儒雅，亡国之君宋徽宗堪称一位书法家，他们对待人民是比较宽容的，对士大夫更是特别优待。宋代士大夫大多寒门出身，清正廉洁，爱国志士层出不穷（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应该说这样一个富裕文明又得到人民支持的宋王朝缺乏土崩（内部崩溃）的动力，但宋王朝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瓦解（外力摧毁）。
　　 儒生误国在宋王朝发挥得淋漓尽致。儒学发展到宋朝，已完全僵化。儒学成为政治舞台唯一的统治思想后，所斗争的对象只剩下流传民间的佛、道（由道家思想中分离发展而来）两种宗教。这三者原本有很大差异，但其共同拥有的消极、保守本质使用使之渐行渐近，以致这三种最糟糕的思想开始同流合污，后期儒学的主流——最冥顽不灵的程朱理学诞生。
　　 程朱理学是完全悖离客观的唯心主义谬论，它灭绝人性地提出人的一切正常欲望都有是罪恶的；建立无耻而自私的“圣贤”系统和极端的人类两分法，鼓吹世上只有两种人：“不是圣贤，就是禽兽”，而圣贤只包括儒家巨子与神话帝王（皇帝都不是）。一时间，中国成了各类飞禽走兽横行的动物园，“禽兽”们只有放弃各种兽行（习武、经商、文学创作、科技发明），专心研读儒学，才能重新做人；宋代以前，中国男女关系的尽度一向很宽，盛唐时期的性开放程度不亚于今日美国。到了宋代，影响至今、愚昧而藐视人性的封建礼教变得非常严厉，许多无依无靠的寡妇因为不准改嫁而活活饿死；坚持“正统”说，只有打上儒家印记的一切事物（王朝、文化、人群）才是正统，其它统统是歪邪，正邪绝不两立。
　　 正邪不两立在民族政策上体现为反动的“汉贼不两立”，即坚决的与其它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划清界线。历史无数次证明，一道长城是无法阻绝两大文明之间碰撞与交融的，中原王朝如果不能像汉唐那样积极主动的走出去，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就只能打进来，所以辽、西夏、金、蒙古像不可阻遏的洪水向宋王朝冲来。练兵习武既是最大的“兽行”，自然被儒生们唾弃和鄙夷。宋王朝为防止兵变实行文官治军和宦官监军，将熊熊一窝，宋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宋朝不灭亡天理难容，南宋苟延残喘到1279年，终于被元朝了结。
　　 古代世界史上有条定律：野蛮的征服民族总是被文明的被征服民族所征服。中国也不例外，蒙元之前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等全部从历史上消失，融入了汉民族，但蒙元是个例外。初期的成吉思汗曾认为中原的金王朝是“极其强大和尊严的”，便深入接触后发现，已完全汉化（儒化）的金王朝已不可救药。从此蒙元统治者对汉文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后世的统治者对女真民族全盘汉化以致迅速亡国的历史教训十分警惕，对毁人灭国的儒学更为厌恶。元朝将人民按职业划分为十等，娼为第八等，儒为九等，丐十等，儒生与乞丐同被视为对社会毫无用处的寄生虫。
　　对儒学的厌恶扩大化，蒙元统治者开始全面抵触、限制甚至摧毁先进的汉文明，顽固保守自己野蛮落后的游牧习俗。奴隶制重现中原，元朝皇帝和官员不会汉语，民族岐视与隔离制度建立，农田变为牧场，文化设施被毁，中华文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中国历史开始全面倒退，步入元、明、清三朝漫长的大黑暗时期。
　　 由于吸引的先进文明太少，蒙古军队的战争手段始终十分残暴和愚昧，每遇强烈抵抗便毁城灭族，鸡犬不留，然后弃之不管，许多地区要过一二百年后才能复元。蒙古铁骑踏遍了所有亚洲文明古国，东方文明遭受灭顶之灾后全面衰落。
　　 匈奴入侵几乎毁了欧洲文明，而蒙古入侵却成全了欧洲。1241年，所向披靡的拔都大军一路烧杀抢掠攻至亚德里亚海岸，停留休整，当时欧洲最文明富裕的意大利近在咫尺，拔都大军只要再向一步，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会胎死腹中。当时欧洲毫无还手之力，人们惊恐万状，以为匈奴大帝阿提拉的“上帝之鞭”又要抽来了，只能乞求上帝保佑。上帝真的保佑了欧洲，第二年即1242年，窝阔台大汗的死讯传至拔都大军，拔都急于赶回中国争夺汗位，放弃了嘴边的肥肉。蒙古军队从此再也没有洗劫过西欧，世界历史从此转折。蒙古大军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并把先进的中国文明带到了欧洲，成为文艺复兴的助产婆。欧洲开始冲破漫长中世纪的黑暗，一步步走向辉煌，而中国却一步步滑向了保守、愚昧、落后的深渊。
　　 元王朝更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催生了阿Q精神。汉民族第一次全体置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而且元王朝还施行了一系列反动的民族岐视与隔离政策压迫汉民族，汉人心中的不满情绪是广泛存在的。儒生更是倍受屈辱，文弱的他们面对强暴的蒙元统治者毫无反抗能力，但他们又自视比蒙元统治者高出几等，根本不愿承认自己比妓女还下贱的现状，也不敢去查找国亡家破的根源，因为那会令他们只有集体自杀才能谢天下，这怎么办？能逃避现实、寻求快感的唯一武器就是他们手中的笔，只有它才能战胜蒙元统治者手中屠刀，精神胜利法应运而生。
　　 到了民族苦难更深的近代，鲁迅笔下的阿Q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缩影，今日广泛流传的金庸小说中的郭靖、韦小宝等人物身上也无不闪烁着阿Q精神的影子。
　　 四、功不抵过的康乾盛世
　　 古代没有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极高，但自然增长率却很低。主要的原因是疾病、战争、灾荒夺去了大多数人的生命。从世界范围来看，疾病（瘟疫）是第一大杀手，1347——1350年遍及全欧洲的黑死病消灭了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在中国，疾病同样是最大杀手，但中医的发展水平长期居世界前列，中国的自然环境也不适合瘟疫的大范围扩散，所以疾病对人口的抑制作用是比较稳定而有限的，在没有战争与饥荒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很高的，战争及其引发的社会动乱及饥荒是中国人口最大的抑制与削减因素。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人口就在达到了5900多万，一直到明朝时人口最高峰的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时，人口不过才达到6100万，1500多年间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这期间中国的人口波动幅度很大，一般规律是每个王朝初的短暂繁荣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人口大量增长，然后维持稳定，到了王朝末期人口又急剧下降。秦末、西汉末期、隋末、唐末、宋末、元末的战争都将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大混战更使中国人口达到最低谷—不足九百万。
　　 清兵入关后，长城内外合为一体，佛教也早已传入蒙古草原，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减退，中国历史上最大战争策源地消失了。康熙执政后，接连收拾了三藩和噶尔丹等叛乱，当时沙俄羽翼未丰，侵略重心又在欧洲，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康、雍、乾三位都是兢兢业业的守成君主，在维持国家稳定、安抚人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时间，中国内忧外患全解除，加之天公做美，风调雨顺，中国人过上了声色犬马的太平逍遥日子。而且“康乾盛世”长达134年，超过“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之和，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口开始无节制的灾难性增长。
　　 康熙即位的1662年，中国人口不到五千万，而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中国人口就达到了3.91亿，短短124年间，人口增长了7倍，为今日13亿多人口的沉重负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3.9亿已经超过中国1300万平方公里并不富饶土地的承载极限，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人民营养不良、贫穷加剧、官员腐败盛行、无业流民增多、垦荒运动扩大、生态环境恶化）。中国人的好日到头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
　　 长人不长智，这是清王朝的最大特点。鸦片战争中，一支四千人的英军便打得拥有四亿人口，八十万军队的庞大清帝国屈膝投降，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令人震惊。这种灾难也是“康乾盛世”埋下的祸根，正是“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将元、明时期形成的思想禁锢与文化奴役推向了颠峰。
　　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如履薄冰，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纠正“错”字上。科举考试中，四书五经成为唯一内容，这使中国的教育变得“冰清玉洁”，纯净得如同一张白纸，唯一的污点就是儒学。八股文的机械训练使人们头脑中的想像国力荡然无存，完全沦为砌字的工匠。
　　 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满清保留了其奴隶制残余，君臣、君民的称呼消失了，中国只剩下皇帝（男人）一个主子，连皇帝的叔伯兄弟都是奴才。一声声“奴才”、“狗奴才”推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与自信，泯灭了灵性与创造力。既是奴才，就不用思考，既不用思考，那脑子就没用了，所以到了鸦片战争时，中国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原始部落。
　　 时至今日， 缺乏独立思考仍是不少中国人的性格弱点，跟风从众、迷信权威、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爱凑热闹等现象都反映出这一点。
　　 四次历史大倒退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早已洗心革面。但历史不会死去，中国还未脱胎换骨，人治社会、儒学保守思想、软弱避让的阿Q精神、缺乏独立思考这四个问题仍是建立富裕、开放、先进中国的绊脚石。
　　 《读者》上曾有一个讲欧洲各国文化差异的故事。故事大意是：如果让德国人当工程师，英国人当警察，法国人当情人，意大利人当厨师，西班牙人当舞女，那么欧洲将是一个天堂般的欧洲。同样，如果中国人有像德国人那样严谨刻板的工作作风和遵纪守法的“死脑筋；像美国人那样不受拘束，冒险创新；像俄国人那样蛮勇强硬；像法国人那样浪漫幻想，那么中国将是一个天堂般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