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尼龙包装袋:出兵朝鲜后 蝗虫环绕的毛泽东登上时代封面

“蝗虫”环绕

　　1950年12月11日，毛泽东第二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此时距他1949年3月首次成为封面人物不到两年。岁月间隔虽不长，却是一段极为重要而复杂的历史行程——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过渡的时代替换，大致完成。

　　两年之间，新的时钟开始计时，新的政权令世界瞩目。陌生伴随新奇，惊诧伴随震惊，新的中国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让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始料不及。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乎通常的预料和设想。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大课题，赫然出现。整个西方，远没有足够的预热时间，做好面对红色新中国的准备，适应红色映照下的新东方。同样，红色新中国也在类似状态下面对西方。旧有的相互隔膜与仇视尚未消散，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又将双方本应冷静相对、学会相互适应的状态，一下子推到了战火中直接对立甚至交战的极端。

　　交战情形下，历史的梳理与总结，未来的筹谋与起步，顷刻间被塞进了难以周旋的狭小空间。谁还来得及去想走出对立的极端，各自将付出多少代价？走向缓和，又该需要多少年？

　　毛泽东再度成为封面人物，正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出兵朝鲜参战并首战告捷的背景之下。率军在朝鲜战场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坐镇白宫的杜鲁门总统，乃至整个世界，可以说都没有估计到，建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共新政权，真的会在尚未恢复元气，经济与社会亟待重建之际，答应苏联与北朝鲜的请求，派出一支大规模军队，跨过鸭绿江，投入到一场与美国直接对立的战争。

　　麦克阿瑟于9月15日开始仁川登陆，扭转了战争初期南朝鲜的被动局面。收复汉城、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随后，他踌躇满志，乐观地估计要在当年感恩节（11月的第4个星期四）之前结束战争，第八军也可以在圣诞节撤回日本。可是，11月中旬，二十万中国军队一夜之间突然出现，成功反击。这一巨大逆转，令麦克阿瑟将军瞠目结舌，乐观的预言顿成泡影。

　　于是，与第一次相比，该期《时代》对封面人物毛泽东肖像的描绘，多了更深的、更为强烈的敌意。第一次，毛的脸庞绘以深铜色，有着陕北黄土高原的浑厚；第二次仍为浑厚黄色，色调却偏清冷。第一次，毛泽东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侧望，镇静从容，与身后书写在红底上的四个黄色大字“民主统一”，互为呼应。第二次，毛泽东眼睛正视前方，多了强悍、果断，甚至含有凶猛。最显敌意之处，莫过于在毛泽东肖像周围，画上了一群汹涌而至的红色蝗虫。贬斥之意，显而易见——数十万中国军队，正是奉毛泽东之命入朝作战。

　　朝鲜战场硝烟正浓，中国不顾一切派兵参战，使《时代》关于封面人物毛泽东的报道，在叙述其经历时，不仅突出其军事才能与军事思想，还以明显的敌意将毛泽东与明朝张献忠进行比较，以此而强调其对战争、对暴力的欣赏态度。

　　军事力量——具体表现在中国红军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创造，是他的骄傲和快乐。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源自他的大量专业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总司令，他的杰出战场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一直接受着他的渊博思想的指挥。

　　关于游击战争，毛多年前从中国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兵法中获得教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为各地的同志写过一本军事论著《战略问题》（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泽东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译注）

　　毛的最生动的文学形象，是用来描述军事艺术。他曾写道“游击战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高度称颂武装斗争：“历时十年的共产党战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为之惊奇，但对于我们，这不过是一个序幕，历史经验写在血与铁之中。”没有别的军阀比毛有更多的血迹斑斑，即使疯狂的张献忠将军也难以超过，张在明朝时屠杀了四川三千万人（据史书应是三百万——译注），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即史称之“七杀碑”——译注）。(《时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从封面设计，到报道走笔，《时代》随处可见的强烈敌意，正是此时美国上上下下，面对中国出兵朝鲜战场而引发的震惊、气愤情绪的形象表达。杜鲁门、麦克阿瑟推诿误判责任

　　关于朝鲜战争，杜鲁门、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都写得颇为详细。《杜鲁门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麦克阿瑟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的回忆录参照阅读，即可发现，到底谁该为错误判断中国参战可能性一事承担责任，二位各持一词，相互推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面对毛泽东的挥兵参战，他们当年的确陷入了盲区。读两人回忆录的不同叙述，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高层的一幅混乱与矛盾的景象。两人之间早就存在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直至几个月后，杜鲁门愤然解除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

　　这里，不妨略微花费笔墨，沿着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回忆脉络，重回1950年，看看毛泽东再度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之前，那些日子里朝鲜战场的风云变幻。

　　10月15日，杜鲁门从珍珠港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见面，与之同行的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等。杜鲁门说，见面时，麦克阿瑟以确定无疑的口气说中共不可能参战。

　　麦克阿瑟也写到了他与杜鲁门在威克岛的会面。不过，他说，并非他一人，而是与会的所有人（当然包括杜鲁门本人）得出同一个结论——“赤色中国”没有干预朝鲜战争的意图。他甚至以颇为激动的口气，指责对他的看法的歪曲，将之称为“谎言”。

　　不限于此。麦克阿瑟除了坚称不是自己一人错误判断了中国出兵的可能，他更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认为朝鲜战争爆发伊始，华盛顿宣布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限定台湾中立的决定，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权，没有了蒋介石威胁的后顾之忧，这才埋下了中共最终可以抽身南方，派兵朝鲜的隐患。

　　相互推诿也罢，相互攻击也好，只能是后来个人的历史余墨。而当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得不以相同的震惊，面对在冰天雪地里腾身而起的二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李奇微是另一位与朝鲜战争关系密切的美国将军。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任陆军副参谋长，同年12月下旬，在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因车祸去世后，他前往朝鲜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随即，麦克阿瑟被免职，李奇微再改任远东美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写到，华盛顿在10月25日前后，第一次获知中共军队参战的消息，令人震惊和心寒，但华盛顿却仍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峻。

　　据杜鲁门回忆，美国是在10月31日才确认中国已出兵参战。但是：

　　11月4日收到麦克阿瑟以下的答复：

　　“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真实性作出有力的估计。……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能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四三七页）

　　杜鲁门认为，再次犯错误的还是麦克阿瑟，而中央情报局这一次则判断正确：

　　麦克阿瑟将军在11月24日以他的第八军发动了一次主力进攻。他声称这是一次“结束战争的……总攻势……”，他要他的一位指挥官告诉士兵们可以在圣诞节回家了。

　　但是就在同一天，中央情报局搞了一份给麦克阿瑟的全国情报简编，说中国共产党将“在最低限度以内”扩大朝鲜战斗，缠住我们的部队，使我们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以便维持北朝鲜政府的现有局面。简编还提到中国人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联合国军撤退到原来防御阵地。（同上，四四六——四四七页）

　　麦克阿瑟则称，当麾下第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于11月21日到达鸭绿江时，即便发现有中国军队参战，他依然不敢相信中国真的会全面介入，他陷入犹豫不决之中。

　　麦克阿瑟一直被认为极度自负，桀骜不驯，可是，在回忆录中他却坦承自己陷入了犹豫不决。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麦克阿瑟？“纸老虎”——一个历史的比喻

　　麦克阿瑟当年发起的鸭绿江攻势，被渡江而来的二十万中国军队击退，联合国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半岛格局几乎回到了战争爆发之前，他曾踌躇满志间拟定的战争结束时间表，变为了一张废纸。“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首题为《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曲（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一时间，唱遍中国和朝鲜的土地。枪声伴随歌声，此起彼伏，回荡天际，击碎了麦克阿瑟一厢情愿的圣诞节回家之梦。

　　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认为，麦克阿瑟的错误在于他把“红色中国”当成了“纸老虎”：

　　也许麦克阿瑟明显采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讹诈恫吓，甚至少数志愿军的出现也是那种讹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

　　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朝鲜战争》，九○——九三页）

　　不知麦克阿瑟是否知道，纸老虎——这一形象比喻，几年前就被毛泽东用来蔑视美国了。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个以“纸老虎”讥讽“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新政权的领袖，在1950年12月11日，第二次成了美国杂志《时代》的封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