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县政府网站:秋蚂蚱 : 生日的故事

生日的故事 / 秋蚂蚱

祖父

9 月18日，这个应该是敏感日。1931年的这一天，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成全了一个拥有几万万（那时的说法）人口的国家耻辱，简称国耻。当然，那是老蒋无能，换到现在，就是小日本（“中愤”对日本的专称）进来一个加强连，我们拥有几万万万（就多了一个万字而已）人口的国家，一定会有所作为的，比如最近的钓鱼捣（还是敏感词，只好“捣”之）事件，日本公使不是像应招男一样（韩寒说的）来回在外交部和使馆之间穿梭吗？天朝威武，则天！

众口一词的通常不是信史，我相信我不相信的文字，这是给这个国家逼出来的技能——于“无”中生“有”。日本进入中国后到底干了什么，我祖父知道。这个江南乡绅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可以在白昼游走的幽灵，一个沉默的、双眼扎进窝底的、干瘦的、冷的像蘸过火待线切割的特殊钢的身体和埋进身体里的灵魂。据乡里老人后来跟我说，他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刀笔，又有一副利齿。把祖上仅有几亩薄田的中农成份改写成地主是他的聪慧，也是他的杀身之祸，而成为乡绅则全凭他的狡诈。这一点我父亲也承认。

日本人在江南统治，新四军却在江南喘息。祖父是乡长，又兼任当地的小火车站站长。那时，想搭乘火车需要的不仅是良民证，还有“路条”。而路条就如同现在的红头文件，里面有乾坤大大的。我祖父就是路条的发放者。这个在日本人、国军、汪精卫部队和新四军等之间玩平衡的人，就是一个当时的《无间道》主角。由于新四军在江南有大量的伤员，所需要的药品和补给全仗着他的路条北上南京南下上海采购。据我父亲说祖父暗中为新四军做事刚开始是被逼无奈的。他的偏房一家都在苏北，陈毅部的人说，可以保护，也可以锄奸。对你也一样，帮我们可能被日本人杀，不帮一定会被我们杀。在这种没有选项的选择题上，祖父能怎么呢？时间长了，祖父居然和陈毅和他的高级下属们混出了感情，据说陈毅非常欣赏我祖父的一手好字。事实上，他能活到文革后期才被杀害已经是吃完了他在日本人期间的积下的本钱了——三反五反期间，在被枪决的前夜，他的名字被一个曾在他家养过伤的新四军从名单中划除了；文革初期在牢狱中监狱负责人又是曾在祖父家避过难的。汪曾祺《芦荡火种》（后来改成了名噪一时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很多情节是有事实依据的。

我想说什么呢？1931年的9月18日，国家遭受了耻辱，可我祖父的土地还是在他的名下，没有被剥夺。是的，我知道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当了汉奸。可他那些没有“资格”当汉奸的乡里乡亲的茅屋和瘠田也没有被剥夺。对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政治是何怪物的农民来说，日子跟日子只是隔着一个夜的距离。我无理由也不敢去为侵略者粉饰，被占领的民众到底过的什么日子，我祖父的刀笔和利齿一定会真实还原，可惜他惨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而再也无法开口了。

是的，他死于一次残忍的谋杀，据知情人说（因为是“正义”的私刑，所以只有“执法者”而没有凶手），杀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日本人发明的路条所结下的梁子。

他的一生和9.18诡异地连在了一起，还没有完。

三十年后，还是这个日子，他的其中的一个孙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又用了五十年，这个乡绅的后人租住在原本属于家族但早就被剥夺的、属于政党的土地上，不由地哀叹：所谓真正的国耻，就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麻醉恐惧的狂欢和恐惧苏醒的战栗交替的政治生态中。

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天天都是国耻日。

谁说“九一八”不是中国的另一个生日？

我

是的，我生于1961年9月18 日。今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是我五十岁的生日。巧的是，今天也是犹太人赎罪日。这一天，对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切都归于宁静的一天，供人们对过往生活反思和对灵魂的叩问。中国人没有这一天，他们太伟大，无罪可赎。

我生在西藏，是西藏人，这是我自我的身份认同。我活在一个没有丝毫尊严感的空间，我就想知道，是因为我天生的下贱导致了尊严的缺失，还是作为人的尊严就一直被剥夺？谁是剥夺者？

像犹太人一样，我一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房间里充溢着花香，那是我的一个挚友和我今年成年的儿子送来的。儿子说，明年我在澳洲挣钱了，一定会送你一个像样的礼物。我笑着说，是私人飞机吗？我向儿子道了谢。在此，我想说，你已经给了我最重要的，那就是使我还活着的勇气。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我早就腻味了，对在这个世界苟活的时间我早就觉得太长了。我无数次地在脑海里泛起王国维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终于到了知天命之年了。天命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五十年就是一团嫩肉变成一团老肉的过程，最终归于一团灰飞烟灭。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归零的游戏，哪怕你拥有紫禁城，哪怕你睡在中山陵！这样说很给力，也很傻逼。现世的权力都是路易十四的转世投胎。法国是不能混了，就全部变成了东方脸，东方不要脸。这些路易们在“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中间，不忘加了一句：“只要把子女安排好”。

假如“天命”就是“绝望”的不再绝望的终极的话，我承认，我知了：

——生下来就是为了跟“三年自然灾害”——斲丧自然，然后嫁祸自然——逗闷子的，没死成，就是为了反抗谎言——如果死了，至多在“自然灾害”上多一个数字而已，像汶川的孩子一样有名字无处念。

——十岁时正值文革白热化，罪恶以无比正义的面目天天在肆虐。我握着红缨枪，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跟着群狼后面狺狺狂吠，很像现在的从钓鱼岛抗议回家后却发现房子变成了打桩机的可笑的左粪。

——二十岁时已经对这个世界上最害人的书籍有瘾了，思考起生命——在极权下生命无法承受的思考之重来。上帝在高寒处冷冷发笑，而我也可笑地把原本应该洒在床笫的激情交付给了书桌，年轻时，我不懂年青，直到年不再青时，扼腕断叹息绝，年该黄的还是黄、该白的连黄都追不上。

——三十岁是男人该忘记的生日。“男不过三十，女不过四十。”三十是我最张狂也是最无耻的日子，老实说，没有那时任意挥洒的狂，现在的淡定就是一可怜样。难忘，就不忘吧。

——四十岁报应到，“肩扛着现实/在疾驰而来的波涛里/混着同样咸涩的泪/我和我的心/做着修筑/盐库的徭役。”我写下这几句，就是为了给这段不堪的日子立此存照。活的像条丧家犬，活该！

五十岁是当下，这首诗是一种文艺刻画。

“用中年的

原本防老的五谷

错酿成了情

挡不住的醉

碾过倾斜的我 地平线倾斜

莫非夭亡就是爱的归宿

我看见

自心头 一缕篆烟

饱蘸残酒

洇润每一寸肌肤 纹

昨夜漫漶

掀衾早起，猛然发现

周身刻满 凄楚

一万年后 伫立成一笏古墨

等 那方

属于我的浴鹅端砚”

故事总是伤心的多，诗歌总是美丽的多。即使是哒哒高跟敲碎石阶的错误，也是美丽的。所以，我的故事只要不发酵成美丽的，我就不去想她——我宁愿没有故事。余生，用余力，收拾余地，争取余下一抹余晖……

一整天，放着Flipsyde feat 和Tatu合唱的《Happy Birthday》已经几十遍了。我这个应该喜欢《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的年龄，却对嘻哈、饶舌着迷。而前者只会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曾这样在推特写过自己：“ 塞缪尔•约翰逊说：‘除了喝醉，人从不快乐。’倒霉的是，我对酒精过敏，这是比对海鲜过敏更糟的毛病。由此久之，又派生另一个毛病：谁在我面前秀人生是多么的快乐，我都会认为他的生命对人性的探讨而言是一个大谎言。药石罔效的我的心啊，磈磊叠层，沉重、阴暗。”连生日这天都选择这么一个看似温馨实则表达的却是沉重的堕胎主题的歌来听，想来毫不奇怪。

五十年如同一场策划了太长时间的谋杀。我总是试图自己骗过自己，付钱给自己慢慢地杀死自己。

“I made a mistake!”歌中这样唱到。

我不想再犯错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将当它是另一次的出生。

塞缪尔•约翰逊

这个人说了“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这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这个人带着两个助手编了一本《英文字典》，同样的事，法国人做，召集了40个学者，花了40年。对他那语言学上空前绝后的创举，他愉快地说：“啊！原来如此，让我算一算，40乘40 是1600,3比1600就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之间的比重呀！”试举他字典的几个条目，你就知道他有多刻薄、多桀骜不驯了。燕麦（Oats）：一种谷物，在英格兰喂马，在苏格兰喂人；国税（Excise）：一种人人恨之入骨的货物税，按抽税者的兴致任意调整。这个文体被人称为“约翰逊文体（Johnsonese）的文豪对他自己也是照骂不误。有一次，一个妇人问他，怎么可以把趾骨Pstern称为马的“膝盖”时，他说：“无知，妇人，纯粹的无知！”

这个在英语世界的大腕真正的成名却多半依赖于他的终身粉丝叫“包斯威尔”的传记作家。这个贫寒的连牛津大学都无法读完的老愤青，可以说在生前没有得到应得的很多东西。是的，我认为和他的出生日子有关。这个英国人生于1709年9月18日，更奇妙的是，那一年也是牛年。读完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后，我克制不住地把自己跟这个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的祭酒做比照。除了他望尘莫及的成就外，我们是如此地相像。我这样说会被板砖拍死，如果我换一种说法：我承接了约翰逊博士性格中所有的坏处。是否可免遭其祸？

我现在深深地相信了与出生日期有关的算命说法了。剩下的，就是如何也承接一点约翰逊的成就，一点就够。实在不行，就遵从他的苦劝吧。“当悲哀仍然活鲜鲜在心中时，任何试图改变悲哀的行为，只能造成愤怒。你只好静静等待悲哀‘消化’掉，然后用欢娱将剩下来的连根铲光。”

《Happy Birthday》

我就我出生的时辰问过我母亲，得到的回答是：“记不得了。”“不会吧？是生孩子，不是到菜场买块肉哎。”她瞪我一眼：“那个年代，买块肉真还能记得。”我感到了屈辱：“这是什么话？”“中国话！”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你也不想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肉是谁才能吃到的？生你的时候，你那该死的老子在牢里，我一个人捧着肚子从西郊走到布达拉宫下面的人民医院。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谁还能记着你的时辰？”

谢天谢地，她保留着一张分娩的证明，只有日子的记录，不然，我的生日可能就是某月的32日也不一定了。

对生日的概念我们这些大杂院长大的孩子通常来源于一个人——每年的12月26日。这个日子里，全国都陷入了祝贺的面条魔沼之中。由于这个人透支了亿万人民的本该有的欢乐，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自己的生日就成了被父母训斥的日子。“过什么生日！那是我们这些人家的事吗？”

我们家从上到下没有人过过生日，一直到现在依然是。

个人的过生日的权力被有形无形的力量剥夺久了，也就习惯了。有人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想把这个心理学定义要改成“北京综合症”或许更“贴切、亲切”。

使我稍感欣慰的是约翰逊博士也不过生日，他倒不是被谁剥夺，据包斯威尔猜测：“也许因为生日提醒他越来越接近死亡。而他对死亡，总是常怀恐惧之心。”

“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最爱的东西一直是感觉——在我意识视图里记录下来的场景，被我敏锐双耳所捕捉到的印象，外在世界里的卑微之物凭借香水向我开口，述说往日的故事（如此容易被气味所激发）——就是说，它们向我馈赠现实和情感，比那个遥远下午一块烤房深处的烤面包要强烈得多。当时，我参加了叔叔的葬礼，然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叔叔是那样的喜欢过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回家的路上只有一种模模糊糊如释重负的温柔之感。

　　这就是我的道德，我的形而上学，或者是我自己：甚至在自己的灵魂里我也只是一个黄昏里的路人。我不属于任何事物，也不渴望任何事物。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某些非个人感觉的抽象中心，一块有感觉的镜片，虽然从墙上跌落下来，但还是在映照着万千世界。我不知道这一切给我带来的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我对此毫不在乎。” 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我努力想表达却没有能力如此精准表达的自白——这段话写于1931年9月18日。自从我得到了《惶然录》，每年的生日里我都会重读这篇《无善无恶》。“国耻日”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是这个国家另一个生日纪念日，不是我的。我有自己的。有一天，这个国家亲手在这个日子埋葬了“国耻”——必先是国不知耻而后被辱之；民不知尊而后被贱之，9月18日，才可能成一个吉祥的日子。

现在已是19日清晨了。《Happy Birthday》还在唱。“make a wish”，受歌词的一再怂恿，我与生俱来的俗气在早秋的清朗中竟有些雅意了。许愿吧，第一次：

——我愿意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可以不快乐但也不能有无力摆脱恐惧感的人。

——我愿我能够在后半截人生里靠“煮”一些好的文字疗饥，哪怕以寒泉配餐，箪食瓢饮。

——我愿能够有机会用生命的余烬烧一座等我的“老房子”——在某个寒秋，映红一畦暗夜。

——我愿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死，生的没有权力，死就是最后的尊严。哪怕像一截烟屁股被掐灭，也是出自自己的指尖的最后一次发力。

写于2010年9月18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