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西游攻略怎样结婚:治水以“堵”，中国水患治理最大的败笔 ——从江西放言将筑堤截断鄱阳湖外流谈起 -历史\文学...

治水以“堵”，中国水患治理最大的败笔

                                            ——从江西放言将筑堤截断鄱阳湖外流谈起

       据人民网消息，由于五月底三峡水库的调节库容将尽，中国第二大淡水湖鄱阳湖持续干涸，湖底长满了茅草，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晓鸿日前表示：“三峡工程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为抵消这种改变，江西已然准备在湖口建起2800米长的大坝，把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2011年6月1日《兰州晨报》A19版中腰）。筑堤拦水，这显然是“堵”的治水之策。由是我们联想到中国历代为治水患。采用何策之争。概括来说，传统治水国策，一在“堵”，即“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也即洪水泛滥到哪里，筑坝、筑堤、围堰，围堵到哪里；一在“导”，即开河引流，束水攻沙，使洪水归一到经过开挖疏浚又加固了堤防的河道里，夹带泥沙迅速下泻，以策无虑。有史以来，大小水患以千万计，“堵”与“疏”的治水之策，始终在实践中反复较量，不是互有胜败，而是堵水之策从来没有被实践证明是治水良策，尽管坚持此论者代有名人、权臣。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和其父亲的本质不同，就是鲧采用“堵”的办法，被动地应对洪水泛滥，顾了头，顾不了腚，顾了首尾，顾不了中腰，劳民伤财，水患未除，迫使舜殛灭了鲧，改用其子禹治水。禹改变了鲧的治水之策，视察水势、走向，开凿主河道，并高筑或加固堤防，使洪水驯服地进入指定河道，在堤防夹峙下顺利东泻入海，由是终于根除了水患。

       汉哀帝时（前6-1年），广求博征浚川疏河之计。贾让上书提出了著名的治理黄河的三策。上策主张不与水争地，迁移冀州百姓，从黎阳（河北浚县）改河北行。中策主张从淇口（河南淇县）筑堤，北行300余里入漳水，并在东南堤和西面高地上分别修建水闸，闸下修渠。旱则开东南水闸放水灌溉；涝则开西面水闸分水泄洪。而单纯依靠堤防防洪，劳费无已，最为下策。上策可一劳永逸根治黄河水患，但工程浩大，靡费无算，一时难以实行。中策为不得已必须采用的治河之策，根本上还是一个“导”，一个“疏”。而下策纯粹为“堵”，故弃之不用。“贾让三策”在引黄淤灌，兴利除害，变害为利上于治水贡献颇大，故在历史上享有盛名。

    王莽时（公元9-22年）大司马张戎于治河献策曰：“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故使河流迟（流速慢），储淤而稍浅。”此策指出了黄河多泥沙、下游淤塞的特点，提出水流速度和挟沙之间存在着某种正比例关系，河流水量和流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联系。由此理论，经过千年实践检验总结，明代治水专家、工部尚书潘季驯根据自己毕生治水经验，提出了著名的“束水攻沙”理论。

    东汉明帝永平12年（69年）明帝以水利专家王景以数十万人，百亿两白银治河。王景使“河、汴分流”，系统修建黄河千里大堤，采用稳定河床，“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的束水、导水、分水的方法，发展了多河河流上多水口引水的技术。收到防洪、航运和稳定河水多项收益，于治河立功厥伟。除了多立水门，多水口引水工程外，王景造福后人的治河工程主要是排除世人任水自流，回归禹河古道，迁移高地自保的保守妥协议案，身体力行督率民役治河。一，修筑荥阳至千乘（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里大堤。二，治汴，开凿汴渠新引水口，堵塞被黄河洪水刷成的汴渠周围的沟涧缺口，疏浚淤积不畅的河道上游等。这里，所说的“堵”，不是被动地应对洪水，而是堵必堵的缺口或非可需的冲刷沟涧。这是“堵”在水利工程的正确使用。但王景的治河关键还是一个“疏”，一个“分”字。

    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决口，改道北流。山东宣抚使贾鲁巡视水患，有所得。至至正八年以行水都鉴职勘察水情后，提出治河良策。十一年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民工15万，军卒2万治河。重点先疏浚黄河故道，堵塞黄河决口，束水使归故道东流，以避洪水北流水患风险。疏、浚、塞（堵）并举，先疏导，后塞决口。浚河道280里，黄陵冈堵口修束水长堤三道26里，截河大堤19里，筑北岸堤自白茅口至碭山县254里；堵归德至徐州的大小缺口107处。采用了石船堤障水和合龙新技术（即以连横装有沙石的重船沉缺口以堵溃决的方法，本世纪长江洪水，九江大堤溃决堵缺合龙即用此法）。在规划、组织和施工方面为治水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发见，整个工程是以“导”和“束水”为要，以合理必要的“堵塞”为辅的。

    明代潘季驯治水，改变传统单纯治水思想，强调治沙，治水并举；筑堤束水，以水刷沙，逼淮（淮河）注黄，以清释（消减）浑，利用泥沙，淤滩固地。建立起了以遥堤为骨干，以束水攻沙为目的，遥、缕、格、月诸堤以及减水闸（泄洪分流）、滚水坝（类似都江堰飞沙堰，雨季溢洪）、涵洞（山体高地通水）等工程配合使用的堤防系统，使堤防从单纯防御工具转化为能动的治水工具。其河工水平和水利科技水平达到了十六世纪的世界高度。

    归根结底，古代治水，河道、堤防，皆为“导水”服务，堤坝用之于束水攻沙，分流泄洪或灌溉（都江堰为其代表）；“堵”作为局部辅助性的工程措施，经常与上述工程结合运用，但绝不是治水主策。凡是坚执“堵”，而不以疏导为主策的水利工程，几乎无一胜算，这已为历史证明，这里不再一一枚举。历史发展到今天，其实关于“导”和‘堵“的治水决策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黄万里反对在三门峡修筑拦河水坝，在于那以“堵”为主的水利工程，根本预防不了下泄的洪水泥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郑州以东，黄河河床淤积和水患的问题。至于防洪、发电，那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因为黄河水土流失的主段就在晋陕黄土高原，大量泥沙被河水挟带而下，至三门峡遭遇崤山和中条山阻隔，直角转道从两山断裂峡谷东下，进入华北平原，因为地势平广，水流缓慢，刷沙功能骤减，沉积、淤塞成为规律性的噩梦。在这样的咽喉地带修筑大坝，虽然，下游能够延缓淤积的时间跨度，暂时减少周期性水患。但是，库区迅速淤塞，速度、沉积量远远大于先前，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幸的是，库淤区不是山地峡谷，而是黄土高原地势最低的渭河流域。那么渭河的被淤塞，八百里秦川水灾连年，就是必然的。

    “堵”与“导”关系既复杂又简单，内涵丰富而难以截然区分。就好像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就看你怎样理解运用。项羽用它，破釜沉舟，一举于漳河击败四十万精锐秦军；韩信用它，于井陉以八千人打败二十万赵军；马谡用它，失街亭损兵折将。治水也一样，同样在于怎样理解运用。弄不清导和堵的度和用场，失街亭的事也会常有发生。

     此次长江中下游大旱，虽然有关官员仍在强调三峡蓄水对于缓解下游旱情立功甚伟。但他也不得不含糊地承认，三峡工程考虑并非周严慎密。如6月1日《新民晚报》报道，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表示，三峡工程在设计时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大坝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三峡工程对洞庭湖、鄱阳湖蓄水也有影响；同时称长江中下游今年的大旱并非三峡工程之过。这里，我们不讨论三峡的功过。但是，三峡工程重点在“堵”，却是一目了然。因为长江中游不存在从长江引水自流灌溉的问题，所以，三峡的修建，一在防洪，二在发电。但是，发电需要蓄水到一定高度，雨季，洪水下泄，库容量有限，为策安全，不能不开闸泄洪；旱季要保证发电量，不能不与中下游农田争水，如何真正解决这一矛盾，显见并没有根本的考虑和良策。所以，江西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要修筑拦截鄱阳湖泻水进长江的通道以保护水源，似乎无可厚非。但不能不指出，这仍然继续以“堵”的方式，减少下游长江来水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西缺水干旱问题。所以，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因为鄱阳湖筑坝会使长江中下游水问题更加严重，“随着长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壮阔的江面，将会变成一条水沟”。这不是危言耸听。假如这种堵水的闹剧不被及时强力制止而扩大化。恐怕长江中下游将国无宁日，为不能合理规划,科学用水搅成一锅粥。还有一重忧虑是开发商有机可乘，大量申请购买和圈占廉价的江河湖泊干涸水底土地，填埋以作风景区、别墅等房地产开发，那长江水系的肺呼吸功能将日趋衰微。长江流域的水旱后患或将由此无穷。

    但是，作者鼎力支持江河上游，广植植被，水土保持，退耕还林，减少畜载，护堤护坡的水利工程，对合理引水灌溉也无异议。但是，对于其实没有截流灌溉作用，以发电为目的，防洪同时，加剧了上游淤塞和洪水灾患的水利工程则持审慎的保留态度。毕竟不是肉食者，对肉食者谋的事情，“又何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