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区不孕不育专家:30年后1/3人口是老人?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4月28日、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号、二号公报。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国情，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至关重要。

        此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此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普查数据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处在劳动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时机。

        “一方面，我们应抓住用好这一有利的机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于学军说，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将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凸显、城镇人口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走向高龄化等多重人口压力，将成为影响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距离上一次“五普”已整整10年。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分析，此次普查数据反映出新世纪10年间中国人口国情的五大变化——人口总量和素质变化、人口流动迅猛、人口分布失衡、老龄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同时，这也是未来10～20年中国人口国情影响全面小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五大变数。

        总量VS质量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

        “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欧洲国家趋近于0‰，发展中国家高达14‰。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件好事”。与于学军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预计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同“五普”相比，中国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每年达到劳动年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大学生生源数量将逐年下降。

        “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翟振武说。一组数据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这表明体现人口素质的劳动生产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要特别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

        2010年，中国连续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目标直指教育提质，提出“进入世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以上所作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为中国未来10～20年储备‘人口竞争力’”，翟振武说，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

        人口流动迅猛

        与“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这给多位人口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呼“意外”。

        “在转型时期，世界各国都曾出现人口的迁移、流动。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摇摆、潮汐式流动，且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可以预计，中国人口的流动在未来仍将持续，城镇化浪潮还将继续。

        北京大学人口学所穆光宗教授说，2.21亿的人口流动，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推手，但同时又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课题。

        “我们只能说中国有6.66亿人居住在城镇，而不能说中国有6.66亿城镇居民，因为在这6.66亿城镇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这个数据的背后有很多问题要回答、要解决”，于学军说。

        他所指的很多问题，既包括如何让这些已经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如何谋划未来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间布局，使人口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促进人口分布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转移接续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出现“两不沾”现象，社会权益受到损害。翟振武说，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的政策体系为这2.21亿流动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那么无异于‘放弃’了这部分‘最精壮’的人口，一系列社会、经济、稳定问题由此而生”。

        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外来人口高度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广东是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任务最繁重的地区之一，该省现有流动人口近3000万人，其中约70%为外省流入，约95%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介绍，近年来该省犯罪嫌疑人和刑事犯罪被害人中流动人口均占70%以上，一些珠三角城市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有70%住在出租屋。在部分地区，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及中小旅馆，管理难度很大。

        为解决原有“暂住证”制度无法适应流动人口新变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广东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部门在全省实行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为核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证通”制度。

        “一证通”以管好流动人口租住房屋和务工就业两个关键环节为重点，逐步将流动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纳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即在改革管理方式的同时，强化了服务功能。

        据2010年起实施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持证人员可以在广东享受职业培训、就业、社保、计划生育、入户、子女教育、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方面的权益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对流动人口最关心的入户和子女入学问题作出了“七年入户、五年入学”的规定。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户政处介绍，各地各部门还以居住证为依托，累计为流动人口出台优惠政策100多项。

        受访专家指出，人口流动增速迅猛，给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供给、社保制度统一等提出了严峻挑战，现实中的探索空间十分广阔。

        人口分布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而“五普”时的排名是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

        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员说，以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口径非常必要。以往，我们更注重的是户籍人口这一块，以户籍人口数据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而忽视了大量离开户口所在地生活在异乡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统计，广东人口总量跃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动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这些清晰的数据，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时充分考量。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6.83%上升到7.79%，人口过亿。北京的比重从1.09%上升到1.46%，天津从0.79%上升到0.97%，上海从1.32%上升到1.72%，浙江从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说，“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

        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李建民说。

        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改变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态势，中国10年前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次第实施。但仍出现了目前的人口分布加速失衡问题。

        “这警示中国，与人口分布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应更加向有利于引导人口的正常流动倾斜”，翟振武说，比如武汉、环渤海地区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区，“这方面的综合政策倾斜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

        老龄+空巢

        “六普”数据显示，与“五普”相比，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26%，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1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其规模远大于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随着这部分人群迈入60岁门槛，未来20年中国将迎来加速老龄化的高峰期。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届时总人口的31%左右。

        “‘十一五’时期，中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600万，‘十二五’时期预计年均增长800万，未来10年将新增1个多亿老年人。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将只用20年”，翟振武说。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目前中国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个家庭平均仅有3.1人，在天津这一数值仅为2.73人。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更加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使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老年人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必然更加迫切”，李建民说，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产生很多负面社会问题。“现在的老年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有比较好的职业生涯经验，他们对于权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社会管理层面如何应对都是需要审慎考虑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

        “我们以前经常说老龄化问题需要重视，但总觉得离我们还远。但‘六普’的数据说明，这次狼真的来了。而且，它的前半身已经进来了”。翟振武的形容很传神。老龄化加速＋空巢化，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

        “相对于未来10年将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类老龄化引发的突出社会问题，应该说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翟振武说。

        性别失衡风险

        在“六普”数据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在“十一五”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08年为120.56。

        根据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此后一路上扬。1982年“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

        在农耕时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等亚洲国家都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做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西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为10.3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的7.35人。“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

        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李建民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导向是偏好男性的，现实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经济收益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果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利益结构不改变，彻底扭转性别比失衡不太可能”。

        受访专家认为，消除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利益驱动，还要从根源入手。比如禁止就业、退休年龄、岗位设置中的性别歧视；对女孩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优惠，形成利益导向作用；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淡化“养儿防老”传统思维。

        走向人口均衡

        人口国情发生的变化、存在的变数，即是中国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发展稳定的脚下基石。

        在此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强调要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令人联想到“十二五”前夕，人口学界专家所提出的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三型”社会的建议。所谓“人口均衡型社会”，即是指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未来必须要走的一条路”，穆光宗说，“我们沉迷在人口数量的误区中久矣、深矣。中国人口总量固然很大，但目前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痛点更多地在于在结构上。必须看到13.39亿人口背后的结构性失衡所隐伏的巨大危机和深刻挑战。”

        穆光宗表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至少需要平衡好五大关系：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关系；适度生育与养老保障的关系；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关系；人口需求和人口供给的关系；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关系。“为避免陷入未来的困境，适度生育计划、优化人口发展是可靠的战略抉择”。

        于学军认为，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至少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观念要突破，改变人口问题只是数量问题的固有思维，树立人口均衡发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规要有突破，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取向，适时适当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体制要突破，创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标统一、导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调控体系。

        四是工作切入点要突破，以家庭发展为着力点，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解决人口问题。

        五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要有突破，要鼓励各地探索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对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推广，少争论、多实践”，于学军说      【在线投稿】 　 【关闭窗口】 　 2011年06月02日 08:21:03 来源:广州日报

    翟振武教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讲人。

    14年后年轻劳动力恐将不足，30年后中国1/3人口是老人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是以4月28日刚刚结束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为背景的。会议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在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在性别构成中，男女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27%和48.73%。

    一时间，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性别比改变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关注。为此，记者独家专访了翟振武教授，独家解析中国人口现状。

    文、图/本报记者　赵琳琳   人口现状：

    净增长较高峰期减少2/3

    广州日报：近年来，与老龄化、计生等人口问题相关的话题似乎越来越热，为什么会这样？

    翟振武：我认为人口问题一直都很热，媒体每个时期关注的热点不同。比如，早在解放初时，就曾有过一场关于人口的辩论，后来形成了对于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批判。实际上，即使早在解放前，人口问题也有很多人关注，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都发表过专门的与人口有关的论文，毛主席也曾专门写过与人口有关的论文。

    中国人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转型，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人口调控，中国已经遏制住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最近二十年一直都在减缓。每年增加的人口也越来越少。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出生2600万至2700万人，而出生率最高的一年，1962年出生了2900万人，扣除死亡的700多万人，由于生育率很高，平均每年净增2200万人，而现在，中国每年大概平均净增700万人左右。

    广州日报：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每年净增的人口减少了2/3？

    翟振武：对，并且这个数字每年还不断减少，由原来每年增加800多万人，到后来每年增加700多万人，而现在，每年净增的人口大约在700万上下波动，再往后，每年人口增加数量会慢慢地越来越少，当我们每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人口就会进入零增长状态。

    本来，人口就是社会的基础和主体，所以人口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对社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现在，人口问题之所以会不断见诸媒体报端，就是由于人口在剧烈转型，同时，因为计划生育、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也在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    转型：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广州日报：中国人口面临巨大的转型，怎么理解你所说的转型？是数量的转型？结构的转型？

    翟振武：在人口学里面有一个叫“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实际讲的人们的出生、死亡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在以前的社会里，包括欧洲以前也是那样，中国解放前也是一样，叫做“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随着工业革命，还有医疗卫生进步，各个国家陆陆续续进入死亡率开始下降的阶段，出生率还保持在原来的高水平上，这时候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出现高增长率的阶段，叫“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阶段。

    再经过若干年，欧洲经过了一两百年，日本经过的时间短一点，中国也经历了很短的30多年时间，使很高的生育率逐步下降，和死亡率在低水平下又达到了平衡，叫“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

    中国是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巨大的转型会带来人口结构、性别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比如，因为生育率较低，老龄化速度会加快，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现在老龄化的程度不断提速，引发议论。目前，中国还不是很富裕的国家，这叫未富先老。对于欧洲而言，是一边富一边老，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很快，人口转变速度更快，老龄化来得也比较快。很多物质、制度等方面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挑战：

    再过30年1/3是老人

    广州日报：中国的人口基数较大，你曾说过，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三分之一以上都会是老人。

    翟振武：对，那时，60岁以上的老人会达到30%左右。中国现在有约1亿8千万老年人，老龄化速度在未来十年会加速，在2021~2031年左右，由于大批老年人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全部进入老年，这时，中国的人口形状会形成像蘑菇云一样上大、下小的状况，之后，由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生率的减少，老年人会逐渐减少。而最高峰时期，中国的老年人人口会达到约4亿，这对中国应该是个很巨大的考验，而我们整个制度现在尚未做好准备。

    广州日报：老龄化成为目前被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你认为，为什么现在大家如此关注老龄化？

    翟振武：劳动力的减少源自前些年出生率的降低，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上世纪60年代，每年出生的婴儿约为2700万，而到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概出生1800万至1900万婴儿，再到现在，每年的出生仅1600万。

    首先，中国从未经历过老龄化社会，以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基数塔底部很宽。现在因为出生率低，中国的老年人相比更多，比如，中国现在有1.8亿老年人，很快会达到2亿、3亿、4亿，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对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和养老制度安排是个巨大挑战。

    现在，很多老人不再和子女住在一起，且这一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社会发展、城市化、家庭核心化所导致的。在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的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又在提速，这一问题引起议论很正常，这也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广州日报：你认为，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翟振武：我觉得一个政府要建立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等，这是最基本的。第二还是要建好老年人服务体系，这有很多扎实的服务和工作要做。比如，可以有专门的连锁机构为老年人服务，如老年人家政、老年人餐饮等。此外，还要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方面的服务和工作。

    广州日报：你刚才谈及，其挑战可能来自社保体系？

    翟振武：还包括制度、服务体系。来自社保方面的，比如，北京的老年人基本上都能够从政府那里领取到一定的补助，还会给老人发放老人服务券等。但现在，一个最大的欠缺在于服务体系这部分，即使一些老年人有一定的物质收入，也很难找到服务。比如，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却要自己买菜切肉做一锅饭。现在，有很多给白领服务的餐饮点，却还没有给老年人订餐这样的公司和服务；而做给年轻人吃的饭，不少又贵又硬，老年人吃不惯，而老年人也不可能每天去饭馆吃饭。

    广州日报：除此以外，还有哪些？

    翟振武：再比如说家政服务。比如，很多老年人家里灯泡坏了，尽管年事已高，也必须自己踩板凳换灯泡，比如，一位居住在北京东城的老人，其子女住在北京西城，不可能为这点小事打电话让住在西城的子女专门到家中来，所以服务体系和物质支持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物质支持对农民而言更为重要。现在，我国有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等，尽管其覆盖水平目前还不高。除此以外，即使是城市里有一些物质基础，但是涉及养老的许多方面仍然欠缺，比如，以前，我们曾建了很多幼儿园、儿童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但北京却很少有老人医院。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医院的硬件设施也需要特别针对他们有特殊设计，比如，年轻人到综合医院看病可能会感到很轻松，但许多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却不宜频繁上下楼梯，等等，这些细节化和更人性化的设计都应该在考虑中。总之，在养老问题迅速提速的过程中，我们养老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物质保障远远跟不上，包括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也很缺乏，许多老年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或极少回家而深感孤独，目前，中国的空巢家庭非常多。   劳动力不再廉价：

    2025年人口红利期结束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这种劳动力资源的减少？以及人口状况的变化？

    翟振武：前几十年，中国劳动力特别多，许多工厂在廉价和奢侈地使用劳动力。在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工厂在招工时，只招收16岁至22岁之间的劳动力，这是劳动力最黄金的年龄，健康无疾病、出勤率高、大脑反应速度快，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能支持。而现在，由于出生率降低、高等教育发展分流劳动力等原因导致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时，很多企业就开始大喊劳动力短缺。

    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应该重视，一个是要提高劳动力的待遇，市场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劳动力资源，价高者得；另外，一些企业还想再依靠廉价、密集劳动型产业支持企业发展已不可能，而劳动力资源和数量的减少，有助于劳动者待遇提高。此外，劳动力资源的减少还能倒逼产业技术升级，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广州日报：还有一个话题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人口红利。

    翟振武：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分，同时，我国大概在2025年左右人口红利期结束。目前，距离人口红利期结束大概还有15至20年左右的时间，这时，中国劳动力的供应量仍很充沛。而再过几十年后，年轻劳动力很少，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人口红利就过去了。如何来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只能靠产业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这也是大家讨论人口红利的原因。

    广州日报：也就是说，未来的15年至20年对中国发展非常关键？

    翟振武：非常关键。所以有人认为中国还会再发展将近20年，主要就是觉得中国还有比较充分的劳动力，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仍存在。而在15至20年以后，由于新增加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力越来越老化，我们需要提前转型，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