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兄弟公棚:中国人口红利的“深水地平线”

　　当萤火虫亮着尾部的腹灯飞过夜色，它回头望去是那么灿烂光明，但是等待它的也许只是无尽的黑暗。

　　中国即将面临的持久萧条，不会是房价的崩溃，也不是政治的腐败，而是源于自然规律之变的2013-2015年后人口红利的消失。

　　厨房里的蟑螂

　　“我们85年后出身的年轻人，宁愿在家吃劳保，也不愿出来干低层次的体力活儿”，一个到我家装空调的20岁的安装工和我描述说。小伙子20岁，安徽毫州人，自古以来，皖南的徽商就有商业创业的传统和意识。“等积累一点资金和关系，我就去做黑皮猪和雪茄生意”。他描绘了一幅似乎已经成功地蓝图，眉飞色舞地和我谈论今后的创业设想和商业模式，尽管他谈论的过于天真和漏洞百出。他指着我桌上罗恩·米伦坎普（Ron Muhienkamp）的《Ron’s Road to Wealth: Insights for the Curious Investor》书，得意地说，他也在看商业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清末严氏资本家的创业发展史。

　　通过对人口自然规律的研究表明，人的消费能力在48岁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是下降，无论社会和政府通过什么办法刺激，作为个人的消费能力和习惯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从7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那个年头出生的人现在已经是30多岁。正充当着社会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雇佣对象。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两头在外，唯独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在国内。GDP增长的35%是通过新增劳动力来完成。政府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非常低，这就注定了中国无法靠持续的资金投入再拉动GDP的增长，也即决定了曾经人口红利在中国的经济长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异常庞大。

　　80后以及90后的农村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和自己的父辈差异了一条巨大的鸿沟。这远远不是没有父辈吃苦耐劳的品质这么简单，而是这代年轻人更加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活着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大家庭。这是他们的父辈在无私地给予他们物质生活过程中，无意识的培养结果，也是信息社会变迁、全球化大浪潮的产物。他们羡慕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学着融入梦想中新的社会。

　　除了没有家庭的束缚，这些年轻人更需要精神的寄托和尊重。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在这个信息时代，愿意与人沟通，他们更多的是也学会了在工作之余思考——如果继续从事低工资、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除了浪费自己的青春，过了5年10年，他们依然无法在城市安家，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如同巴菲特的一句谚语：如果在厨房里发现一只蟑螂，那肯定不是第一只。同样道理，这一安装工的个例也是整个中国农村出生，中低学历年轻人的缩影。不过需要当心的是，由于中国不是一个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社会，无情的事实注定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愿望要落空。当所有这代人的痛苦几乎同一时段汇聚在一起，则社会剧烈的动荡在所难免。整个国家的领导阶层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点。领导阶层多是和年轻人的父辈一个年龄，他们把各个地方的动荡现象看作特殊现象来处理，还不明白整个社会的迅猛变迁已经到来。

　　未富先老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当前中国购买力的主要支撑，不幸的是这代人也被高房价和凡婚必先购房的潜规则剥夺了自由思考和财务上的相对自由。当他们还清天文数字的公寓贷款时，已经快要步出中年。即使有幸免于房贷缠身的人，也无力保护自己已有的财富。2009年罕见的信贷大跃进，银行放贷多增加货币供应近10万亿，2010年央行目标新增贷款8万亿，2011年保守估计也不会低于8万亿，三年之间多发行货币26万亿。而2009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27万亿人民币。什么意思？就是说短短三年时间，老百姓手中的储蓄实际购买力理论上只剩下一半。

　　从2010年上半年，绿豆、糯米、大蒜等杂粮价格飞涨，各家新闻媒体都做出了相应报道，主要的结论从有投机客炒作、天气变化、再到收购体制等，唯独没有提到货币发行多了物价自然会涨——这就是真真实实的通货膨胀。这种没有底限的近似于残忍的财富稀释手法，被像吸食了毒品一样的政府所运用，只会越来越无法摆脱。我很怀疑这一年龄中坚阶层的财富能否在他们变老之前完成积累。

　　当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粮食种植的几乎不会有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要不是在富士康、要不就在网吧，还有一些就像来我家的有抱负正在打拼积累的空调安装工。以他们在被城市边缘化的境地，很难通过微薄的收入和集体住房来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当通货膨胀来袭时，他们用跳楼的鲜血换来的加薪许诺也许保持不了几天。富士康主席陈伟良在第12跳后承诺给员工加薪60%，然后表示：“集团过去18个月一直在向内陆城市转移，同时，也会向海外比如印度转移，因为那里离客户更近，人力成本更低。”此前，香港工业总会对珠三角港商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

　　正如独立经济学者谢国忠指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的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拒绝改变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们将失去工厂！”。可事实是，工厂为了生存，从发达的沿海地区迁到内地，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蛋糕却没有做大。更糟糕的是，将低端的工业污染从监管较为严格的沿海，迁移到疏于监管的内陆地区。这只会给当地的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和痛苦。更不要说随着份额向印度转移，蛋糕越做越小。

　　这些年轻的城市民工将会发现，他们的先烈同辈在跳完楼后，他们还是得继续在低薪的无聊岗位上卖力工作，因为由于上述原因，社会上的合适低端岗位也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这边拼命跳，那边几千人还在排队等待应聘。这些城市民工将必然保持集体的赤贫。

　　　　一边是中国壮年、中产阶层尚未完成、也无法完成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年轻城市民工阶层的集体赤贫。这一本质趋势引导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历史大格局已经悄然形成。

　　我们只想卖出自己种的粮食

　　中国主要粮食价格的剪刀差一直存在，国家拼命压低主要粮食收购价格，但在农业生产上游生产资料价格暴涨，农民无法消化成本，几乎微利甚至亏损的现象从未消失。辛辛苦苦种粮一年的收益，不抵外出打工一个月的薪水。逼迫新生代农民即使想在农村发展，也无回天之术。国家的超低收购价格的确使城市居民获益。但却使得城市居民更加不珍惜廉价的粮食，导致许多人为浪费。价格和资源的错配会引导更加不合理的错位。如白酒生产就需要大量的粮食，廉价的粮食本应该补贴给最需要的弱势群体，酒产业的巨大粮食消耗却将本应该让农民获得的利益输送给大量中高端消费者。再如城市儿童的肥胖率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营养过剩。粮食以及衍生的副食品以及肉蛋禽价格的低廉，也是城市一般居民得以大量消费的根本前提。

　　中国当局打压粮食价格的借口无非是粮食价格上涨给低收入的居民带来影响。其实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大量的农业水利灌溉设施还是60年代的产物，至今几乎没有增加多少投入。当前农民的农业生产在高昂的自然条件代价下进行。我的一个搞水利软件工程的朋友说，作为一个城市生活的人，你都想不到农村灌溉农田的河水都是按立方米收费的。一个小小乡的整套几百万元的水利软硬件系统，有的乡水文站根本不用，只有上面领导来了开动演示一下。 还有其它各种想都想不到的隐性成本。让农民无法按照种粮成本加适量利润的价格卖出粮食。

　　如果政府把本该每年用于农业设施的资金运用到位，即使不控制粮食价格，粮食成本也能完全可以控制。另外，国家的行政政策也荒诞得可以。中国2009-2010年将增发18万亿银行信贷货币，大部分被大型国有利益集团收入囊中，而中国大米年产1.36亿吨，只要拿出十八分之一即1万亿元补贴大米，即可让大米价均价格达到10元/公斤而无需国民多付一分钱。每公斤10元相比目前3元的价格，可以想象对种粮农民将是以何种财富的呈现。农民只要求能够在成本上加一点点利润卖出自己亲手种的粮食。

　　由于成本的高企，许多南方的农田其实经过精心安排可以种三季，现在只能种一到两季。因为一旦安排不好有什么意外就会亏损，这无疑加剧了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减少。给国外粮食种子巨头的转基因种子带来借口和生存空间。孟山都等巨头的转基因工业种子高耗水、高耗肥、高衰退期、低增产的布局将很快清洗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危害国家粮食安全。同时也逼迫大量富余的年轻农业人口进城成为城市民工。然而，即使在这种倒逼的城市化中，人口红利的阴影也越来越明显。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绝对数减少，配合新生代年轻农村民工的思想的变迁，无论如何，进入城市的新生代是绝无可能再回农村务农，他们不愿再操持父辈的家业而放弃大城市中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新鲜的城市文明。他们宁可在城市从事收入稍微低一点的服务业工作，也不愿在离城区几十公里的工厂里过集体生活。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历史变迁。

　　2015年之墙

　　如同今年4月美国墨西哥湾的深海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的崩溃，倒塌的不仅仅是一口油井，而是整个美国能源独立性政策。美国深海能源开采可能会停滞二十年。如不出意外，到2013-2015年中国的年轻劳动人口净增长就会就会结束，愿意从事低端工业生产的年轻劳动人口比例也将锐减，当人口红利的消失伴随着可怕的资本的流散，中国经济将会狠狠地撞墙。一切都会打回原形，精心包装的盛宴也就到此结束。不过在一切结束前，萤火虫还有短暂的时间回头欣赏灿烂华丽的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