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飞涨刺疼了总理 四万亿由功变过？(2)

2011年06月03日 07:18
来源：华龙网 作者：曹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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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由功变过？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

日历翻至2011年，在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寻求持续平衡，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但历史总是似而不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通货膨胀已在中国经济史上多次出现。不过，对于此轮通胀的成因，经济学界、思想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从学家到官方，将中国此轮通胀定性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有不少人。此类论者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是导致国际市场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因；国际通胀因素向国内传导，成为中国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对上述论断，学界有不同观点。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此次通胀主要还是和4万亿信贷有关，4万亿是源头，由信贷创造的货币是这次通胀的主要因素。在实体经济中，此轮通胀又主要表现为成本的不断上涨，包括原材料、能源价格、中间产品、劳动力的价格等。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张军说。

吴敬琏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此轮通胀主要来自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

在《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一书的序中，吴敬琏写道，实际上，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的大讨论，早在2003年初就开始了，中间经过SARS(“非典”)的冲击，在2003年第四季度再度升温。中国经济的态势究竟如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政学两界的热门话题。人们对经济形势的研判，从总体过热、局部过热到态势良好，差别甚大。对于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扩张、还是中性，也是言人人殊。政府在2004～2007年间大体上采取了一种总量扩张、对少数产能过剩的行业采取投资审批等行政手段加以限制的政策。直到2008年初，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CPI)也到了8.7%的高位，才下达了“踩刹车”的命令。

吴敬琏表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合，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秋季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迹象。虽然从环比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在2009年1月已经开始见底回升，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于衰退，需要用大规模的投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海量贷款来保证GDP高速增长。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今年2月曾在早报撰文分析通胀与73万亿流动性化解之道。韦森指出，央行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有意识地)超发货币，但在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冲锋号角”的促动下，在过去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确实有近25万多亿的M2(广义货币供应)给“内生地”创生了出来。这一天量M2的创生，一方面是各级和各地政府以及国有部门投资和负债融资急剧膨胀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中国经济体内资本资产头寸膨胀(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数字镜像。

“牺牲者”中小企业？

“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

尽管本轮通胀的源头仍在追溯，去年10月19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启用利率工具，宣布自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时隔34个月后首次加息。外界评价，上一次加息，是在资产泡沫见顶不久的2007年12月，随后是连续降息，进入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代。此番加息，标志着这个时期的正式终结。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中国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决定是一次令人不快的突袭。就好比主办一场中式晚宴后，收到一张比预想金额更高的账单。”路透社的分析文章这样评价。

自此，账单上的“金额”逐步增加，至今央行已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21%的高位。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通胀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还要推进经济转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今年5月在美国电视节目《查理·罗斯访谈录》(Charlie Rose Show)中表示，

张军在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轮通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首先应该是货币政策，因为是4万亿引发的，主要还是通过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现在看来主要还是窗口指导，限制银行信贷的发放，把未来货币增发的规模和速度大幅度降低。现在贷款的指标控制得很严。另外，上调准备金率是个釜底抽薪的方法，控制新的流动性的创造。这是个总量控制。

张军表达了对单纯依靠货币政策的担忧。张军表示，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现在中小企业资金的来源是“灰”市场。“资金上面，我听到一个数据，民间利率已经达到100%。”

“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张军说。在本轮通胀中，工资涨得太快本身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也是通货膨胀的表现。两者互相推动，这和政府干预有关。去年，至少25个省公布了2011年及2011年以后最低工资不低于每年20%的增长，五年就翻一番。但中小企业劳动增长率不到10%。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每人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增长10%，但付的钱要增长20%，慢慢盈利空间就没了。中国的中小企业通货膨胀本来就面临原材料、投入成本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他们很难度过通货膨胀期。

张军认为，货币收缩的过程中，需要配合用财政政策，如减税、补贴等。减税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中央和地方两地财政都能让出一部分税赋，对中小企业将是重大利好。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目前来看，政策优先还是抗通胀。物价控制除了信贷紧缩，没有更好的办法。信贷紧缩表现在“保大压小”，保“国企”压民企。保大压小，损害的是就业。

周天勇表示，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很好地结合。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压物价，财政政策主要用来保就业，但目前看来没有配套使用。财政政策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肯不肯给这些企业让一些利。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方式，比如就业发生问题时就是减税；比如行政、党政部门紧缩开支，但这难度太大了。虽然也有声音要给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税，使他们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实际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