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化玉碟笔趣阁:74年前《毛泽东自传》现身 国民党中宣部长批准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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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前《毛泽东自传》现身 国民党中宣部长批准刊发

1已有 10510 次阅读  2011-05-06 14:3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5周年。日前,陕西省宝鸡市藏友马明茹向记者展示了一本74年前在“国统区”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该书是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的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 400元换来罕见藏品
    马明茹是宝鸡车务段的一名职工,他的藏品多为与中国近代革命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本《毛泽东自传》是90年代初他花了400元从一位朋友那里购得。在当时,400元是马明茹一个月的工资。
    马明茹所收藏的这本《毛泽东自传》品相较好,基本无残缺破损。该书封面为红色,左上方是毛泽东侧身像;右上方是潘汉年题写的书名“毛泽东自传”;左侧下方竖印有“史诺(后译为斯诺)录 汪衡译”;右下方从右到左横印的是“文摘小丛书 黎明书局经售”。 全书共90个页码,内有毛泽东全身单人照一张,“毛泽东夫妇近影”一张,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一张合影;还有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照片。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幅加盖着毛泽东印章的题词,上书“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幅书法的落款时间为1937年7月13日。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在1937年7月13日延安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并挥笔题词。此书刊登的便是这个题词的影印本。
    《毛泽东自传》共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其中自传计3万余字,75页。分为“一颗红星的幼年”“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揭开红史的第一页”“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四个章节,讲述了一个伟人的成长过程,从不断抗争的少年时代,到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从“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求学经历,到“高瞻远瞩、力挽狂澜”的战斗历程,还穿插着对伟人游历、婚恋、宗教意识、乡土观念的描述。
    该书附录共15页,包括两篇文章:《毛泽东论中日战争》和《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根据该书封底内容判断,该书由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售,马明茹所收藏的这本为《毛泽东自传》应为1937年11月20日发行的再版本,定价2角。再版本经黎明书局销往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广州、济南、保定、西安、南宁、天津、杭州、南昌、重庆、无锡等当时全国主要城市。 白区出版的红色畅销书籍
    《毛泽东自传》行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叙述,读来生动可亲。那么,一本这样的红色书籍怎么能在“白区”顺利出版呢?其中自然有不小的波折。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采访。在延安,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搜集了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在撰写采访见闻时,史诺曾要求他的妻子海伦·斯诺对采访的有关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加以压缩,重新整理一下,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做好摘要以备他成文时使用。海伦·斯诺听后非常吃惊,立刻反驳道:“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文章应该用毛泽东讲述的原话,不能改动。于是埃德加·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将采访资料整理成文,于1937年在美国ASIA月刊七月号至十月号上连载,后来上海黎明书局的文摘社出版中文版。
    创办于1930年的黎明书局主要负责人是孙寒冰,经理是徐毓源。1936年,上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毕业于复旦大学、擅长英文的汪衡加入到黎明书局的文摘社工作。1937年7月的一天,孙寒冰在英文杂志ASIA上看到了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章,认为这是难得的题材,就立即让汪衡进行翻译,决定刊发。为此,他曾请许多人帮忙疏通关系,结果都失败了。
    但孙寒冰仍未死心,最后,他决定直接去找邵力子。原因有三:一、邵力子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有权审批稿件;二、邵力子在国民党内是开明人士,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的;三、他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和孙寒冰有过交往。因此,孙寒冰认为邵力子是有可能支持他的。抱着这样的希望,孙寒冰带着文稿从上海乘车来到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南京,见到了邵力子。说明来意后,二人边看边谈,邵力子当场表示支持将《毛泽东自传》在《文摘》杂志上全文刊登,并提笔在文稿上批了“准予发表”四个字,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得到邵力子的批示后,孙寒冰火速赶回上海,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决定将《毛泽东自传》书稿全文在《文摘》杂志的《人物种种》专栏里以晚于ASIA月刊一期的速度连载,后又计划出版单行本图书。在当时的“国统区”要公开出版这样一本关于中共领导人的书籍,所要承担的风险和阻力可想而知。于是黎明书局又找到了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这位有传奇色彩的中共人物是当时上海唯一有合法身份的共产党代表。应黎明书局之邀,潘汉年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毛泽东自传”。
    虽然,《毛泽东自传》的刊发是经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邵力子亲自批准的,而且没有涉及国民党、蒋介石。但该书还是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译者汪衡因翻译《毛泽东自传》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向复旦大学校方要人,孙寒冰便派汪衡去武汉办《文摘》杂志,后来又辗转香港和重庆。
    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自传》在“国统区”上海公开出版发行,首印1万册。由于该书首次在“国统区”向读者展示了被国民党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和思想,引起了莫大的关注,反响十分强烈,销量很好。初版仅19天就又再版印刷6万册,并销往全国各大主要城市。有人对比发现,与初版相比,19天后发行的再版本《毛泽东自传》在内容上有多处修改。
    有学者研究发现,《毛泽东自传》与稍后出版的《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毛泽东口述的内容上,除了文字翻译上的个别差异之外,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作为图书出版来说,《毛泽东自传》和1937年翻译发表《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杂志,以及与《西行漫记》之间,在版本、写作方式上则又有所不同。 一张传奇照片的由来
    在上海文摘社版汪衡译本《毛泽东自传》一书的插页中,有一张毛泽东站在陕北农家小院的个人全身照片,因为这张照片中毛泽东的身后还有一只正在走动觅食的母鸡,不禁令人眼睛一亮。这在毛泽东的影像资料里不说是绝无仅有,起码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呢是埃德加·斯诺还是其他记者说来又是一段故事。其实拍摄这张照片的并不是斯诺,也不是其他记者,它的拍摄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他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八、九届委员,香港建义利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一明。1914年出生于渭南白水县的田一明年轻时参加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先后在西安、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反蒋抗日联合阵线”活动。1936年,田一明奉杨虎城之命,回到西安,直接参加了“西安事变”,并担任了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的科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4月,只有23岁的田一明受陕西省国民政府的委派,前往延安办理“西安事变”之后地方军民的善后安置工作。也就是在这次,田一明见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人以及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
    1937年5月,田一明拜会了毛泽东,并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在谈话快要结束时,田一明提出想为毛主席照一张相。毛泽东慨然应允。由于田一明当时用的是德国AGFA牌的相机,安装的Film Pack胶片需要一张一张地抽换。因此,对光和抽换胶卷要费一点时间,但站在院中的毛泽东却毫无着急之意。当田一明要按下快门时,忽然有一只小鸡走到毛主席的身后,他正要赶那只小鸡时,毛泽东却摇摇手说“不要赶,留上小鸡在身后更有生活气息。”于是,就有了这张极其生活化充满人情味的毛泽东全身照。 毛泽东记忆里的毛泽东
    《毛泽东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好像是在聆听自己爷爷的故事,而毛泽东特殊的经历和磨难,在平平淡淡的叙述之中也变得平静如水,真实可信,风趣幽默。
    比如,他说:“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由此可见少年毛泽东叛逆的一面。
    年少且叛逆的毛泽东从小就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奇小说。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个身处偏僻农村的少年毛泽东在读书中学会了独立思考,而不是仅仅沉浸在传奇小说精彩故事的情节里。
    “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这个“发现”令毛泽东大吃一惊,而且竟然让他“奇怪了两年”。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分析,他对历史小说中的这种现象感到纳闷,甚至提出了质疑!显然,这样的阅读和独立思考,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以至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都是有着启发和帮助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在他十四五岁的乡村生活中,他是渴望着中国历史应该有一位“农民英雄”的出现,而他自己或许也开始在心中埋藏了一个“英雄”的梦想。(来源:宝鸡日报  文记者 王健 图记者 张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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