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机遇期已然到来

以创新摆脱“投资陷阱”

胡锦涛总书记2009年10月在山东考察时说：“必须痛下决心、狠下工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接着，2010年2月，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时，胡锦涛指出：“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国家高层领导对目前状况的忧虑和推进转变发展方式的急切心情。但是，一路走来，在很多地方似乎总有一种“方向灯向左打，方向盘总向右跑偏”的感觉。

转变增长方式如此之艰难，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如此之好，为什么不能继续干下去？有什么必要“非转不可”呢？岂不知，发展中国家由落后走向先进的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的条件不同、社会需求不同、主要矛盾不同，增长方式只有适时调整，才能获得稳定发展。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在经济起步、解决温饱的阶段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客观地讲，依靠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把我国带进了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水平。但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力终将耗尽。一方面，这种增长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能量已明显减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使我们“四顾不暇”。勉强按这种增长方式走下去，不仅会使我们在“投资依赖的经济增长陷阱”中越陷越深，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支持我们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尤为重要的是，粗放增长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矛盾，很可能使我们无法承受，最终酿成恶果。

在提高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要实现技术来源由引进为主，转向在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自立，并在一些领域挑战世界先进水平；为制造业由资源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并以新的技术成果创造新的产品、构筑新的产业链、塑造新的产业创造条件；以新技术的突破，大幅度降低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化解长期困扰我们的生态、资源和环境问题。这是实质性提高国家竞争力必须跨过的关键的一步。

中国的创新要素日渐增强

但是对要不要、有没有能力自主创新，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争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争论会使人犹豫，不及时加以澄清就会成为前进的障碍。争论主要是对形势的判断。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已经到了以创新求发展的阶段？中国能把引进的技术消化好已经不容易了，还处于技术跟踪的阶段，哪有能力挑战先进技术？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些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现实，就是近年我国的技术创新要素日渐增强。例如，引进技术的示范效应开始发酵，较快增长的科技投入开始结果，创新活动逐渐活跃，产业配套能力大幅度提高，技术对外依存度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研发人才队伍迅速扩大、智力型劳动后备充裕，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政策环境不断改善。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倒是外国官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更加敏感。2010年1月6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房总务课长助理的一篇题为“要尽快与科学大国中国合作”的文章。文章列举了超级计算机、载人太空飞行、再生医疗、超导技术等“大量举世瞩目的科学成果”，认为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了中国科技的现状”。凭他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三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2010年12月7日，英国路透社一篇“中国领先美国7大技术”为题的文章透露，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说，中国在高速铁路、超高压交直流输电、先进的煤燃烧技术、第四代核电、超级计算机等技术的成功，代表了美国的又一个“卫星时刻”（这是指1957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朝野产生的刺激）。奥巴马2011年1月27日在国情咨文的一个小时演讲中，4次提到中国，称中国在教育及科技等领域潜力巨大，“美国应把中国当作榜样”。还说，“中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快速的计算机，还在建设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基地。”

创新驱动转型的条件已经形成

一方面，在传统产业领域经长时间大规模投资，在产业链低端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大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况，投资扩张的空间逐渐消失，很难再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实际上，我国传统产业已经进入了从低端制造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延伸为特征的调整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以强大的力量催生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绿色、节能、环保为特征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各国争夺危机后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新兴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尚未形成，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为我国的技术赶超提供了机会，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广阔空间。

为抓住机会实现结构升级，把保增长与调结构、促转型有机结合，国务院迅速发布了产业振兴规划，推进传统产业的调整、改造和升级。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加速技术追赶的进程，力争在某些重要领域实现跨越。把多年以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发展方式的诉求，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兴产业而变为现实。

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在经济转型的今天这个时点，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与全球产业革命的机会相汇合；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国内强大的产业化能力相叠加，这就形成了对我国全球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最有利的形势。高速铁路、新一代核电、特高压输变电等都是这一形势的点点表现。

以这次产业振兴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标志，我国工业化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标志性的要点是：

1，由增长速度导向，转向以增长的质量效益为目标，使我国产业由做大转向做强；

2，技术来源由引进模仿为主，转向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为主，逐渐实现技术自立，在某些领域向技术领先进军；

3，由大规模低端制造，转向在产业链上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延伸，实现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

4，由产业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和新的产业链；

5，由国际分工中的依附地位，转向突破核心技术，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进而在某些领域开始挑战跨国企业的产业领先地位。　

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发展新兴产业，都是技术进步条件下，市场作用和企业决策的结果。如果企业对技术进步缺乏应有的敏感、对市场趋势没有正常的反应，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转变增长方式最终决定于企业。所以，进一步加强市场主体建设对我国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国有企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它们的举止对经济的整体绩效举足轻重。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由传统体制下放权让利式的改革，转向公司化的制度创新；大力度推进“抓大放小”、减人增效、关闭破产、企业重组；通过债转股、三年脱困等政策措施推进结构调整，焕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国有经济向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重要制造业集中，创造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支撑了进入新世纪后国民经济的10年产业繁荣。但是，政企不分的弊端，事实上对非公经济的排斥，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获得垄断权力的国有企业，很难克服由于体制机制缺陷而带来的经营机制和创新活力方面的劣势。在我国经济整体上需要从投资趋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这些弊端和劣势将更加明显。

深化国企改革、营造创新环境

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金融市场遭国际对冲基金的投机狙击，股市遭受巨大冲击。香港政府用外汇资金以稳定的价格敞开买进恒生指数股，几天内耗资达1000亿港元，维持了市场的稳定。一年后股市好转，政府将买入的股票注入盈富基金，有序退出。从进入至退出前后五年，不仅保住了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挽救了资本市场，而且套回资金达1600多亿港元。再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6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退市，申请破产保护。奥巴马政府为挽救上百万就业岗位，决定出资总计500亿美元进行救助。一年五个月后，2010年11月通用汽车公司开始盈利并恢复上市，政府开始退出。这些都是政府资金有进有退运作的典型案例。

随着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经济在很多领域不可替代的地位逐渐消失。国有经济在过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行政保护下强势的地位，对非公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随着国有企业状况的好转，不少人提出，国有企业状况这么好，大赚其钱，布局还要调整么？大型国企下面都成了上市公司，还有必要改制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理清一些认识和政策问题，有利于我们看清方向，建设竞争性市场、建设有合理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是我们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制度环境。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顶层”国企的整体改制，实现股权多元化，改变国有资本与某些竞争性企业死死捆绑状况。强化国有资本的概念，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通过优化国有资本投资布局，而不是直接管控某些企业来实现。弱化“企业所有制成分”的概念，政府从理念到政策都应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

近两年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给我总的印象是，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各种平衡，使我们猛醒，成了下决心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子”。在“保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方针下，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环境条件逐渐向好，进一步调动了早已蕴含巨大能量的各类创新要素。而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及工程实践的成功，又进一步增强国人的自信和勇气。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的情况下，在我国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极为有利的形势。把握住当前的有利形势，坚持改革创新，有可能使我国的增长方式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起点。（作者的详细研究成果将体现在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