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问“4000万教授”董藩(图)

2011-04-07 03:29:49　来源: 扬子晚报(南京)　 漫画 付业兴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在微博声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培养学生的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本报今日A17版）。

　　其一，衡量人生价值，惟有金钱吗？那些虽不富但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就不成功吗？

　　其二，高学历者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吗？有太多的高学历者，他们毕业后追寻内心的自由，不为五斗米摧眉折腰，尽管不能暴得大富，但平静而充实，怎么就耻辱和失败了？

　　其三，可以简单地将高学历与财富画上等号吗？比尔·盖茨大学肄业，李嘉诚没有上过大学，不妨碍他们富可敌国。

　　其四，人各有志。学生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完全是他的个人选择，岂能逼迫其汲汲于发家致富，甚至以不发财就不见相威胁？这种暗藏暴力的思维，是为人师者所为？

　　其五，教授有没有权力要求学生必须在40岁拥有4000万身家？如果不能按北师大校训所说的那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即使学生真有了4000万，也未必会记得“激励”他们的董老师。

　　其六，试问董教授现在有多少身家？多少身家才配做这些学生的老师呢？

　　其七，董教授为学生定下4000万目标，底气何在？董藩的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不是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商现状产生的教育根源？

　　其八，董教授这种思维会不会产生误导？学生受其感染一味向钱看，在情绪忙乱或心理失衡之下，还能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会不会采取不正当手段牟利？虽然董教授声称学生多进入商界，但其研究领域毕竟是政府经济学方面，学生一旦进入政府工作，为完成4000万目标，会不会滋生一些贪腐念头？

　　其九，曾有记者披露，董藩当初为了引起媒体关注，曾在一些记者的博客留言索要邮箱地址，然后将自己撰写的万言书投给很多媒体，终获成名。如果这样的事情存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这一次的“4000万理论”又是一次自我的炒作呢？

　　（江苏 王石川）

　　也为董教授说两句公道话

　　董藩教授的话很招骂，因为他把我们私下的念想搬上了公共的台面。即便是微博，在公意的假面舞会上，谁要不高喊“道德万岁”，你就没资格谈什么“人生指南”。比如“多数网友”就批评了董藩，认为教师不应用金钱来衡量学生。如果董藩识趣点，说“无论成功和失败、你们都是我的学生”，这境界就可以上“艺术人生”了。

　　首先，董教授的意思，只是强调了一下财富意识，断章取义有欲加之罪的企图；其次，合理合法致富的想法需要原罪吗？物质决定意识，大学又不是禅学院，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创富能力与意识的激励竟然还未“脱敏”，这实在是一件诡异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董教授此话的语境。身为国内一流大学，如果培养的高学历学生不能为社会贡献对等的物质力量，这不是耻辱、不是失败，又能是什么呢？武大在全球百万年薪招聘院长，北大也曾百万年薪争抢人才，上海一些高校不仅仅出百万年薪，还配房配车配秘书，许多民办高校也早就打出了更高的薪酬广告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投入产出比，国字号高校的成本基本是纳税人埋单，在全民勒紧裤带读大学的当下，一流大学的高学历毕业生，难道不应该承载社会对其的物质期待？

　　“40岁的4000万”，只是一个虚指，借以论证“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个价值判断。那么，高学历者该不该贫穷呢？贫穷的高学历者当然有，也许还活得很好，或者甘之若饴，但如果凡事以“出家出世”这样的极端例子来论证，永远得不出一个普遍性的道理。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国家为什么要重视国民教育？我们以什么理由鼓动贫困家庭的孩子一定要读书？日本又是为什么在战后要砸锅卖铁搞教育？……


　　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个理：赵恒的《劝学诗》中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然后才是“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有时候，道理其实很简单，爱人民，不等于就不能爱人民币；读书为了改变命运，不等于为悖逆世情天理。怪只怪我们的教育、或者这个时代，多少有些人格分裂：基础教育的时候拼了命地搞奥赛，老子全球第一，到了高等教育眼看着要出成果了，忽然又立起牌坊来，要“不沾铜臭味”。

　　该赚钱的时候，它和你谈理想、谈情感；该谈底线的时候，它又只看得见利润和金钱！

　　（江苏 邓海建）

　　作者：江苏 邓海建(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