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之外　情理之中

    一

    道义是社会生活的必须，否则，“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道义绝不是仅仅靠说教就能建立的，这也是人类文明已然得出的常识。休谟就剖析过“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差别，并明确宣称“道德之善不是靠理性发现的”。塞万提斯的名言更是广为人知：“凡有忌妒的地方，美德是存在不了的；卑鄙所在的地方，慷慨是站不牢的。”罗素说得更明白：“延绵了许多世代的动荡不宁，尽管能够容许少数人有着极高度的圣洁，但它确乎是敌视体面的公民的平凡的日常德行的。”也就是说：如果世风日益浇薄，应该从社会动荡而不是到个人修养中去找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我们也很容易接受这些西方哲人的观点。

    在儒家文化和皇权专制的交相作用之下，中土的道德说教多是指向个人的修行，强调人心对世道的补苴或抗衡，而关于世道对人心的决定性作用却语焉不详。不同的声音当然也有，上起《道德经》的“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下到《增广贤文》对人情世故的冷峻总结，不绝如缕，但或被视为官家禁脔，或被判为洪水猛兽。无数的“潜规则”被肉食诸公奉为诀窍，对民间的训导却总是那么冠冕堂皇，看似言说崇高宣明大义，实则蒙蔽民智以驯羔羊，这是史官文化训导“集体无意识”的一大特色，也是专制皇权愚民政策的组成部分。渊源“国粹”，流弊至今：小说家想要“逃避崇高”，顿成千夫所指；中学老师对学生说：“只有升学才有希望升官发财娶美女”，马上就饭碗不保；经济学家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被揪着前半句骂得狗血淋头；从多如牛毛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潜规则”，就成了“歪曲历史、误导大众”——如果“精神文明”要靠这样地掩盖真相去建设，谁还敢来挑明皇帝穿没穿衣裳呢？当此之际，有人来出《荣枯鉴》，把史官文化筛子下的这条漏网之鱼放归生活，真是恰逢其时。

    在我读到的这个《荣枯鉴》版本中，封底上附录了晚清曾国藩、当今余秋雨两位大人物的评议。曾国藩说《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余秋雨则批评《荣枯鉴》作者冯道“人格支出非常彻底，彻底到不像一个人”。但在我看来，《荣枯鉴》不过是一个身处乱世又透视了礼教的无情和无用的传统士子，秉持顺时应变的睿智，将自己在乱世中远害全身的生存要诀和处世心得记录下来。我细细体会《荣枯鉴》的感情色彩，觉得多是白描一般的陈述，虽然没有愤激慷慨的批判，却也并没有对所谓“小人秘技”的赞赏褒扬，甚至都没有为之辩解正名，哪里就值得正人君子们那么鄙夷不屑、必欲恶贬而后快呢？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让后人知道历史上曾有过什么样的世道，这与那些位高权重、誉满天下的伟人的临死缄口、讳莫如深相比，对于推进人类文明的意义恐怕要积极得多。

    二

    《荣枯鉴》的作者为著名的“四朝元老”冯道，他生活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时期之一。他出身寒微，也曾仕途坎坷：坐过牢，打过仗，遭过权贵之嫉，三遇亡国之祸，还替“儿皇帝”石敬塘出使契丹，帮那些得罪不起的当家人背了千古骂名。但他终能履险如夷，得以善终，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都官至宰相，位极人臣。《旧五代史·冯道传》说“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新五代史·杂传·冯道》也承认“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可以想见其当年的官声很是不错。《新五代史》还说：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冯道也自命“长乐老”，在《长乐老自叙》中对一生颇为自得。从以上所述来看，他似乎有骄傲的理由。

    而皇权治下的史官评论，对“长乐老”却颇为不利。《旧五代史》的作者薛居正就冷冷地指责冯道“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编《新五代史》的欧阳修更将冯道贬为“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贬薄冯道：“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在这些史官大人们看来，冯道多变无节的政治表现，是不可饶恕的品格问题。但葛剑雄教授在其著《乱世的两难选择》中说得好：

    冯道一生所事四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如果他生在康熙、乾隆时代，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悠游林下，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

    换句话说，是皇帝们自己不争气，没法让身为宰辅的人尽忠。不幸而伴上了这些目不识丁、鲜廉寡耻又杀人不眨眼的皇帝，不愿像王子比干、范滂、李膺那样的愚忠，有何不可呢？唐末帝、晋出帝、汉隐帝这些末代君王自己守不住私家江山，干臣子们何事？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从政者并没有在为政中荼毒生灵、残民以逞，没有在朝堂上营私舞弊、坑害忠良，仅仅是易朝为相，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呢？

    与史官们大义凛然的苛责不同，冯道同时代的人多赞誉他的品行修养和从政才能，这从流传下来的有关冯道的许多故事就能窥见端倪:冯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行军时与士卒同吃同住，领俸禄便与随从和仆人共享；同僚抢了个民女送给冯道，要他纳以为妾，他却把民女送还其家长；大军俘获了敌国的女眷，他把她们保护在尼姑庵中；归家居丧时不仅亲事稼穑，倾家赈灾，而且悄悄替人家耕种荒地，还不受谢——这些是说私德。在仕途中，他第一次坐牢就是因直谏刘守光不要称帝而获罪，临死前又因力阻周世宗劳师远征而被贬职，可见其并非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说的“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在长达3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除了对矜骄的安重诲不予提醒任其惹祸身亡、替造反的郭威诱骗后汉王族刘贇之外，并无其他恶行，多的是劝君勤政、讽君悯农、谏君勿行轻躁的“直臣”所为；而且自其担任宰相后，提拔重用的多是“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对那些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世家显贵则多有抑制。这样的人，究竟是一个“无所不取、无所不为”的“无廉耻者”（范文澜语），还是一个慈怀内敛、履薄临深的智者呢？

    三

    《荣枯鉴》一开卷就直截了当：“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把“原则”的“不拘”和“变易”视为当然，以这样直言不讳的“义理解构”开宗明义，奠定了全部言说的基调。全书约三千言，分为十卷，依次名之谓“圆通”、“闻达”、“解厄”、“交结”、“节义”、“明鉴”、“谤言”、“示伪”、“降心”、“揣知”，其中言说大多离经叛道，除了“君子”、“小人”这两个名词似源儒学本义外，几乎于礼教无涉。

    它言说“圆通”，不批“圆通”，只说“名者皆虚，利者惑人，人所难拒哉……名可易事难易也，心可易命难易也，人不患君子，何患小人焉？”——说法是空的，利益的诱惑是实在的；说法变来变去，人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揣诸生活常识，你说是耶非耶？

    它透视“闻达”，不作褒贬：“悦上者荣，悦下者蹇。君子悦下，上不惑名；小人悦上，下不惩恶……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一个人是受上峰赏识还是受下民拥戴，其命运就大不相同；看重名节毁誉的君子与看重利害得失的小人，其生活遭遇否泰悬殊——在一个权力本位且由最高权力者“口含天宪”的社会结构中，这是不是事实？

    它试图“解厄”，冷峻异常：“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君子不党，其祸无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关注国家大事的人不如只考虑自己的人活得好，而注重道德操守的“君子”容易招灾惹祸，善于搞利益交换的“小人”却每每如鱼得水——古往今来，这样对比鲜明的事例，难道还少吗？

    它剖析“结交”，不留情面：“顺则为友，逆则为敌，敌友常易也……人冀人愚而自明，示人以愚，其谋乃大；人忌人明而自愚，智无潜藏，其害弗止。”——多附和人家就广交朋友，说人家的不是则容易树敌；装傻守拙容易谋得利益，而显得聪明了往往要吃亏——以此衡量各自接触过的种种“圈子”，把“对不对”的判断暂时放到一边，你说这些话准还是不准？

    它拆解“节义”，坦率清晰：“位高节低，人贱义薄。……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爬得高的人肯定付出了道德上的代价，地位低的人很难追求什么崇高目标；多算计利害而少一些道德顾忌，或许不合什么风范，但这是过好日子的窍门——我们如果冷静地打量一下现实社会阶梯的上下人众，或者看看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以非规范竞争谋利成功的无情史实，还能说它是瞎话吗？ 

    像这样冷峻、客观、低调、切实的陈述和分析，《荣枯鉴》中比比皆是，如果一一引述，这文章就太长了。为免累赘而又不惹下以偏概全的嫌疑，我从该书后五卷中各摘了一句罗列于后，是良药还是毒饵，请各位自品——

    事不可绝，言不能尽，至亲亦戒也。（明鉴卷六）

    失于上者，下必毁之；失于下者，上必疑之。（谤言卷七）

    求忌直也，曲之乃得；拒忌明也，婉之无失。（示伪卷八）

    仁堪诛君子，义不灭小人，仁义戒滥也。（降心卷九）

    君子惑于微，不惑于大。小人虑于近，不虑于远。（揣知卷十）

    《荣枯鉴》的许多总结，实有所指，其言不虚，对世道人心的透视和总结虽没有老子的精深博大，但比之《道德经》更为贴近生活、贴近凡人。这种归纳、剖析生活中常见现象的言说方式，与揪着人离地的说教大唱反调，在我们这个崇尚“文以载道”的文化中，真是难得一见呢！

    四

    在我看来，冯道言论的出格之处，不过是从动乱无已、祸福横飞的现实出发，将道义的教条悬置，从而流露了对圣贤说教的大不恭敬；而其最大的不足，则是抽空了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须的“审视-研判-改进”的思考维度和价值理性，缺失了抗争的勇气和挑战的姿态。但是，面对社会和生活，面对巧取豪夺能够乐享追捧而无序竞争正导致道德失范的现实，我们有几个人能踏实践行那些凛然大义、高头讲章？又有几个人能公开坚持高蹈的价值理性，敢去做不怕天谴人忌、不怕背时倒灶的思想者和超越者呢？

    时风务实，趋利避害的思忖让人们觉得说真话常如犯险。但空洞的教义无助于严酷的生活，轻信高调甚至是打拼人生时的美丽陷阱，这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早已是心照不宣的常识。缄口不宣易，而违拗常识难，于是就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昧良心说假话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反而从根本上摧毁了道德底线，使道德成了伪装的外衣：大家不在乎它到底美不美，而是关心你穿没穿在外面。口是心非于是成了社会常态，从而导致越来越普遍的道德沦丧。李贽批评明朝士大夫们“阳为礼教，阴为富贵”；严复感慨“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验之于当今，历史的积弊到底是在减少还是在增加呢？ 

    从俗世的、个体的人生着想，适应比超越更为要紧，贤明比刚强更为实用。如果生逢盛世，固然不妨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去费尽心力地“守护好人类和人生的那些永恒的基本价值”；但如果生而不幸遭遇乱世，连道德底线的持守都成了大众的生存难题，畅通无阻的是种种“潜规则”，连起码的“认真”和“负责”都显得不合时宜……当此之际，作为“思想超市的供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言说、坚守文明底线的同时，放下身段去辨析、研讨、总结那些绕避碍难的方法，是否也是对社会的回报和贡献呢？这或许少了一点高瞻远瞩的追求，却多了一些对芸芸众生的亲切，且能凸显关心当下、关注民生的热忱，从而更易获得现实的回应和肯定——这样的言说和写作，对于至今生活在民主法治还有待完善、全民素质还有待提高的社会现实中的我们来说，难道就没有现实的意义吗？

    以儒教正统自居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骂冯道是 “奸臣之尤”；到了20世纪，范文澜先生写《中国通史》时仍不胜鄙夷地说：“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持论如此一致，不禁令人慨叹：千载倏忽，一脉相承！

    但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树榜样、唱高调，效果又如何呢？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生，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样的吊诡，正是实践的回答。